约好了采访几个年轻人，他们自己做了一份报纸。在利比亚，一直以来只有国营媒体：一家国营电视台，有三个频道，包括一个体育频道、三份报纸。和当地人说起这些电视频道，他们说，只要卡扎菲出来讲话，所有频道节目都会暂停，播放同样的画面，即便球赛正在进行当中。
当地人说，多亏有了卫星电视。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曾经搞过一个电视台。在英国接受教育的他，被视为头脑开放的改革派。不过很可惜，尽管他是卡扎菲的儿子，这家电视台并没有生存太长的时间。他办的两家报纸倒是生存下来了，只是和国营报纸并没有分别，当然，这也是这两份报纸最终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
现在，在班加西，街头报贩在车流之间穿梭卖报，数一下，至少有四份报纸，这还没有算各种各样的周刊、周报。城市还没有恢复正常，媒体忽然变得活跃起来，说不定会是最先复活和发展的一个行业。
这样的情形并不陌生。2002年底去阿富汗，喀布尔已经有了几家电台，女性也开始在电视台出现，这在2001年11月之前属于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样在巴格达，也就在萨达姆倒台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街头出现了只有一版的报纸，在茶馆，人们一边喝着阿拉伯红茶，一边饥渴地读着这些印刷粗糙的报纸，这成了人们了解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主要途径。
遇到这些年轻人是一个偶然。我们在酒店吃晚饭，两个年轻人走过来，用流利的英文自我介绍：“我们是记者，我们正在做一个调查，能否花你们几分钟时间？”他们的英文没有口音，长着一张轮廓清晰俊俏的脸，更接近白种人的样子。经过了欧洲殖民统治的利比亚，这样的人很多，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就有个外号叫做“欧洲人”。我的两个男性同事，事后都不断地赞叹他们的帅气。
“你到我们的国家，最有兴趣的是什么？”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其中一个男孩拿着笔，准备记录我们的答案。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们是记者，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他们的问题让我很为难，问题过于宽泛，似乎更应该问游客，不过谁都知道，在这个时刻，不会有游客来到这个地方。“到目前为止，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男孩听到我的答案，显得颇为失望，但还是继续尝试。“我们是记者，我们的工作就是记录我们看到的东西，所以很难告诉你，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因为从工作的层面，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至于私人层面，我们还在了解这个地方。”他们的问题，让我不自觉地开始用老师上课的口气。他们让我想到自己在浸会大学教的那些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提问就是这样的方式和风格。当然，这源自于一种相当接近的思维方式。
两个年轻人站在那里，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继续他们的调查。很快我们的身份开始掉转，我变成了提问者，因为我对他们充满了兴趣，两个利比亚大学生，能够讲流利的英文，自己在办报纸，这和我自己对利比亚年轻人的想象有太大的距离。
他们的办公室在一座政府大楼里面，左拐右拐，推开门，宽敞的大厅分隔成了好几个办公区域，从这些办公区域的布置看得出来，这些都是媒体，有报纸、杂志，还有电台。每个办公区域都有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工作，和街头那些拿着枪、挥舞着三色革命旗帜的年轻人比较，他们显然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身上的穿着显示出家境都很不错。
那两个年轻人还没有出现，我就被他们办公区域旁边的一群年轻女孩吸引住了。她们正围着电脑在讨论着什么。她们办公区域的标志是英文的，是一份周报，名字非常有意思“BereniceP·st”。Berenice是古代希腊语，意思是“胜利者”，是希腊人给班加西起的名字，而在意大利人占领了利比亚之后，他们用自己的发音为班加西起名“Berenice”。
在讨论了一阵之后，她们推举了其中的一个女孩接受访问。她只有17岁，是一名高中学生，不过不要小看她，她是这份报纸的创办者之一。
这份报纸售价五毛第纳尔，相当于三元人民币。由十四个从十七岁到二十三岁的女孩子经办，从封面设计，到排版、社论，阿拉伯、英文双语，每期印刷两千多份。篇幅不多，只有三页六版，而且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来看，称之为宣传刊物更加适合一些。至于经费，刚开始是这些女孩子的家人拿钱出来资助她们，在第一期出刊之后，她们已经得到了一家银行、一家私人企业的资助，至于这个办公地点，则是过渡政府下面的青年委员会专门为年轻人提供的地方。
女孩子说，希望我用她在网络上的ID、ATEM。她化了淡妆，皮肤白皙。她在其中一期的报纸上，写了这样的一篇封面文章，题目叫做《你们这些利比亚的女孩》。在这篇文章里面，她描绘了一个普通的利比亚女孩是怎样的样子，因为她发现，原来很多外国人眼中的利比亚女孩的印象让她觉得好笑，和她自己所认知的利比亚女孩有如此巨大的分别：
所以我决定让全世界来看一眼我的生活，一个普通的利比亚女孩的生活。
其实我和你们没有太大的区别。你看，我和朋友在一起觉得很开心，我喜欢音乐、艺术、电影，我的房间里面贴满了我喜欢的乐队、球星的海报。我们和所有十七岁的女孩一样，不能没有手机，不太喜欢读书，但是却会努力取得好成绩，好让父母满意。
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脸谱网和推特网上面，我们喜欢摄影、旅行，喜欢发掘新的事物，喜欢遇见陌生人，喜欢去有趣的地方。
所以你和我没有太大区别，让我们变得隔阂的，是我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表达我的思想，向世界展现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利比亚人被压抑得太久了，我们被我们所谓的领袖向全世界代表了我们，让全世界以为我们是那些生活在沙漠中的头脑简单的人，但我们不是这样的。
向世界展示真正的我们，正是我们这次革命的许多理由之一。
这是我第一次，可以如此自由地表达，表达我真实的想法，不是别人要求我说的东西。这是第一次我没有了恐惧，我终于拥有了言论自由。天哪，我好喜欢这样！
我也好喜欢这些年轻人。他们是那样的精力充沛，那样的美丽和聪慧，他们应该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成长，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让外界了解他们。在这层楼里面，太多漂亮聪明的男孩女孩，充满了生气。想象一下就在两个多月前，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用这样的方式展现自己的才能。他们甚至不能够拥有现在这样的表情，因为随时会因为一些无意之中的表达为自己招来麻烦。
因为下午约了过渡政府副主席做专访，需要一个能够准确地把阿拉伯文翻译成英文的人，我打电话给其中的一个年轻人，希望他能够帮忙。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结果他一口答应了，很准时地出现在酒店大堂。这样的年轻人很多。对于有些人来说，我们这些记者的到来，自然是做生意的好机会，于是，酒店大堂里面充斥了自荐当司机和翻译的人。但是，也有不少人会主动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需要志愿者，他们愿意一天工作二十四个小时。
访问结束，我们聊起局势。我很好奇，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到底希望西方国家在他的国家正在面临的问题上扮演怎样的角色。
“只要能够帮助我们取得自由，我不关心到底是西方国家还是阿拉伯国家。但是，必须承认一点，当美国把指挥权交给了北约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进展并不令人满意。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国家。我们不需要他们的军人，但是，我们需要他们提供武器。卡扎菲是不可能自己下台的，我们需要武器把他赶下台。”
他的观点和他的同伴并不相同。就在上午，当他的同伴终于在办公区出现之后，我们没有聊关于他们这份报纸的事情，因为我更有兴趣知道，这些年轻人对于这个国家目前的处境的看法，尤其是这些具有语言能力了解外部世界的年轻人。“你提的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因为这是一个一直让我觉得非常矛盾的问题。我们自己国家的事情，当然希望依靠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们有足够的人，有信心可以自己来解决。但是，如果没有北约的轰炸，你也知道，会有更多的平民死亡，看看米苏拉塔。如果真的要派出地面部队，我不希望看到西方国家的军人，我希望看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蓝帽子们。”
就在今天，联合国的调查小组到了的黎波里，准备对从冲突开始到现在的人权状况进行调查。他们在去的黎波里前，在班加西已经展开了工作，这让大家放心了不少。谁都知道，如果调查只是在的黎波里进行的话，真相到底可以获取多少，真相是否具备可信的来源，都是让人担心的问题。
在班加西的街头，不少地方可以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被放在了三色革命旗帜中间。2月19日，这个年轻人在政府军连续第三天向示威民众开枪之后，他在车上放上了煤气罐，开车撞向了军火库的大门。这个班加西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在利比亚国营电视台的报道中，自然是一名恐怖分子。
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受害者、革命者的定义截然不同。而在利比亚，让人觉得无奈的是，对立的双方都是自己的同胞。当平民拿起了武器之后，滥杀无辜平民的定义又该如何界定？伦理道德，在冲突面前，变得不再黑白分明。
在的黎波里，卡扎菲的反对者面临的是来自政府的惩罚，而在班加西，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表示支持卡扎菲，即便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众，因为这同样不被容忍。但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应该有自由多元的表达，即便被公认为是错误的，如果不违反法律，那么为何没有存在的空间？支持卡扎菲，只要不涉及暴力，无论如何都只是人们自我的选择。但是很可惜，在这个时候，这是不被允许存在的选择。
入夜的班加西，酒店外又响起了枪声。这已经成为班加西夜晚的常态。或许有一天的晚上，安静得听不到枪声，会让人觉得不习惯。
局势似乎并不是看上去那样平静。米苏拉塔的战事越来越激烈，政府军开始轰炸港口，这是唯一的一条生命线，是救援物资和难民伤者离开的唯一通道。在埃及和利比亚边境，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边境，发现有卡扎菲的雇佣兵进入利比亚境内，他们的目标正是班加西、图布鲁克这些被反对派控制的东部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