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00年开始，美国的政坛基本上就是联邦党人和杰斐逊派之间的竞争，杰斐逊派一直以来以一种统一的整体形象推选被普遍接受的人选参选，与联邦党等势力竞争。经历了托马斯·杰斐逊、詹姆士·麦迪逊、詹姆士·门罗之后，在1824年的总统选举中，杰斐逊派中第一次出现了同一阵营内的竞争者。
当时，总共5名总统候选人中，有4人是属于杰斐逊派的。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来自肯塔基州曾经协调了南北方矛盾、最后达成1820年密苏里大妥协的前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来自佐治亚州的威廉·克劳福德与田纳西的前民兵领袖、新奥尔良英雄、“老山核桃”安德鲁·杰克逊。
小亚当斯和克莱都是以联邦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计划的倡导者，克劳福德和杰克逊则坚持传统的杰斐逊派原则，主张导入有限的政府控制，以农业为主、尊重各州的权力。唯一的非杰斐逊派参选者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坚定的蓄奴主义者约翰·卡德威尔·卡尔霍恩，此人的经济和政治观点比较中立，可以视为两派的折中。
投票的结果让人联想到了1800年的大选，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于是，按照有关法律，选举被转到了众议院内。最初的形式对颇高声望的新奥尔良英雄有利，尽管亨利·克莱对此不屑一顾：“我不敢相信，有人能仅凭在新奥尔良杀掉2500个英国佬，就宣称自己能够胜任总统必须面对的各种困难和复杂的指责。”当选举人票明显偏向杰克逊的时候，亚当斯与克莱结成了联盟，两人的支持者联合起来推选约翰·昆西·亚当斯，于是杰克逊最后以选举人票84对99的劣势输给了亚当斯。
杰克逊以及其支持者无疑被涮了一把，虽然从道理上来说他们代表了最多数人的意见。当亚当斯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的消息传出后，亚当斯和克莱被指责为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用国务卿的职位来换取支持。杰克逊在谈及克莱之时这样说道：“西部的犹大接受条件，而他得到了30个银币。”读过《圣经》的人都该明白，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这番话包含了多大的恶意。
亚当斯宣誓就职以后，杰克逊就辞去了他的参议院职务，开始全力活动准备1828年的竞选。同时他在议会里的那些支持者和死党们，特别是纽约州参议员马丁·冯·布伦（Martin Van Buren）开始竭尽所能阻挠亚当斯派提出的任何提案，而不管其是否合理。
折腾持续了整整4年，几乎使小亚当斯政府一事无成。而在此期间，偏向杰克逊一派的民主—共和派已经构成了完善的组织构架，自称“民主党”，并且创办了代表其声音的党报。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诋毁甚至不惜诽谤小亚当斯和克莱，当1828年大选即将开始的时候，该报又开始不断嘲笑昆西·亚当斯政府，指责在其任期内一事无成碌碌无为。小亚当斯一派虽然被动，但也并非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属于民主—共和党的报纸也曾长期对杰斐逊夫妇的道德问题进行了恶劣的中伤。
民主政治演变到这个份上，当选的关键似乎也只能是比一比谁在政治上更流氓了……
重建实质上带有“中央银行”性质的美国第二银行的目的，旨在刺激经济发展，规范各州银行滥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的问题。但是这遭到了各种“旧共和派”的批判，这些自认为是杰斐逊派继承者的人反对这种亵渎原则的行为，全然不顾国家利益和民众的需求。
属于弗吉尼亚州的国会议员约翰·伦道夫更是直截了当地将此和削弱州权联系到了一起：“问题在于……州政府是否也会被一并撤掉，或者我们是否仍旧将它们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作为我们政策的一部分？”
真是好大一顶帽子。
除了重建国家银行，在麦迪逊的推动下，国会还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关税保护措施，拟定出一整套对进口羊毛、面制品、钢铁、帽子和砂糖的惩罚性征税措施，以此来保护本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同时他还建立了由联邦政府资助兴建的公路和运河系统，上文提及的坎伯兰—威灵公路便是第一条。
南面的美洲大陆
英属北美的独立运动引发了必然的连锁反应，争取独立的愿望在南边的各处殖民地上萌动。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在1808年对西班牙短暂的占领成为了开启这个“潘多拉魔盒”的一把钥匙——对殖民主义者来说的“潘多拉魔盒”。
1810年9月，在起义计划已经泄露即将遭到西班牙殖民政府镇压的前一刻，墨西哥独立之父米盖尔·伊达尔戈·伊·科斯蒂利亚神父遂敲响其任职地多洛雷斯教堂的大钟，召集土生白人和印第安裔同盟军，与同谋者阿连德和阿尔达马等人提前发动起义。
也就是在这一年里，于后世享有“南美洲解放者”之称的革命者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发动起义，阿根廷拉普拉塔亦发生了著名的“五月革命”。持续十数载的南美洲独立运动之火终于熊熊燃起。
许多美国人感动得泪流满面，希望他们南边的邻居能够以美国为革命榜样赶走那些面目可憎的欧洲殖民者。但是不论是民主—共和党还是已经瓦解目前多以个人身份露面的前联邦党成员，都对南边新结成的独立国家政权怀有一种极为矛盾的复杂心理。
一方面，延续蔑视欧洲殖民者的传统意识形态，美国人乐于见到欧洲的殖民势力在美洲被不断削弱，并希望于那些新近独立的美洲国家能够彻底摆脱欧洲的控制，为美国不断扩大的海外贸易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
另一方面，政客们又对可能会出现一个强大而独立的邻居表示担忧，因为那里曾被西班牙人野蛮统治了一个多世纪之久——或者让我们说得更直白露骨一些——不论是玻利瓦尔还是科斯蒂利亚，那些南边的起义者，虽然也以打倒殖民统治者为旗号取得独立地位，却是以土生白人联合印第安原住民为方式展开的，但是既然印第安人在美国是臭虫一样的存在，那么即便是南边的前殖民地居民成功地推翻了统治者建立了独立国家，但是这种土人加白人的联合体又怎么可能“接近上帝的意愿”？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而考虑，他们更对西属佛罗里达是否会出现独立倾向表现出忧心忡忡，因为如果此地也发生类似起义，就意味着美国染指此地的企图将会面临侵略一个自由国家的道义危险。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当时在家吃闲饭顺带搞搞发明创造与女黑奴的托马斯·杰斐逊的一句话——“一个团结起来结成整体的邻居是可怕的。”
从逻辑上来说，美国是否承认那些新独立的邻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从道理上来说是必然的。但实际上最终的决议还是经过了许多人的不懈努力，通过持续数周的国会辩论后，总统门罗方才签署文件，正式承认建立在拉丁美洲的各个新兴共和国。
正如预期的那样，美国人得到了他们希望的贸易点和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美国工业体系，获得了一个比它原始的倾销地，使其产出的各类初级工业品获得了一个有限但却宝贵的市场。然而太平没有持续多久，几年后这种承认的副作用即将出现，因为南边那些邻国的独立地位将会再度面临来自于欧洲的挑战。
南美洲的前西班牙殖民地之所以能取得独立地位，并非按照那些革命者所说，是所谓“上帝赐予的礼物”，而是建立在西班牙王室流亡海外，国力被严重削弱这一基础上的。战争中，西班牙对于其位于欧洲的本土尚且自顾不暇，自战争结束，皇帝拿破仑被流放以后，西班牙又为一系列的国内革命所困扰，更是无力顾及其设在美洲的殖民地政府，直到1822年。神圣同盟于1822年10月在意大利的维罗纳召开会议，讨论干涉西班牙革命问题。英国代表也受到邀请列席参加旁听。会议上，俄、法、普、奥代表一致同意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不仅如此，神圣同盟还要恢复“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主导地位”，即恢复西班牙在美洲的原殖民地。11月，法军进入西班牙，并于1823年5月占领了马德里，西班牙革命遂被镇压。
对于同盟在欧洲的动作，英国并无意见，但却对其干涉美洲现状的企图颇为不满。随着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瓦解，英国商品已经成功打入了拉丁美洲市场，成为拉丁美洲独立各国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一旦欧洲大陆干涉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使各国重新回到西班牙殖民地状态，英国势必将失去现有的一切。1823年8月，就在法军开入马德里镇压起义后的4个月，英国外交大臣向美国提出建议，希望两国在欧洲干涉前殖民地这一问题上能达成一致并采取合作，以挫败西班牙和神圣同盟的企图。
意见传到华盛顿，即遭到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反对。“英国人的动机值得怀疑，合众国不该为虎作伥”，这位早年信奉联邦党原则，在1812年战争以后逐步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公子衙内，如此主张。他强烈地反对美国附和英国人的意见和价值观从而沦为其附庸，相反，他提出了代表着美国初代民族主义者立场的全新建议，采取一种基于两个基本原则上的超然于旧世界的独立行动：相隔大西洋的新旧两个世界必须彻底“决裂”，而美国必须确立在西半球的绝对优势地位。说得浅白一点儿，那就是不再依附别的老大——自己来当老大，当美洲的老大。
亚当斯国务卿的观点得到了门罗总统的支持，其立场在1823年的美国年度国情咨文——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门罗宣言》中作出表述：
第一，欧洲国家不得再将美洲大陆视为自己的殖民对象；
第二，美国的政治体系将独立于欧洲大陆进行运作；
第三，美国将把任何企图在西半球扩大政治影响的欧洲国家视为对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第四，美国既不干涉欧洲在（除美洲外的）新世界的殖民地事务，也不干涉欧洲事务。
放狠话可以，但是要有实力作为支持，当时的美国并不具备维持这种豪言的资本。不过他们是幸运的，欧洲已经意识到开发人口寥寥的美洲，除了出产金银矿以及作为原料产地之外已无更大的价值。而18世纪初，金融资本、商品输出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能够带来滚滚财富的不再是武力占领和强取豪夺（肆意掳掠物资的结果非但不能获得财富，反而会破坏本国的经济体系），而是借助资本输出而获得的巨额利润。在远东，拥有庞大人口的印度与清帝国是欧洲列强们完美的商品倾销地，故在确保原料产地以后，欧洲的老大们大可不必留恋美洲的穷山恶水，财富的源泉在世界的东方。
殖民的新浪潮开始涌向东方，而美国人则在放出豪言后，无所畏惧地继续开垦他们的土地。激情将暂时褪去，温饱和富足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