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媒体对这篇演说采取了积极的反应。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说：“（演说）使用了坚定而生机勃勃的语言，以反对法国人对美国船只的掠夺，同时也号召人民协助建立一支海军力量来保护美国独立的贸易，不至遭受这种肆无忌惮的侮辱。”这篇报道的作者还很同情地注意到，一艘价值10万英镑的美国商船已经“被俘并被带往南特港”，等待它的命运是被作价拍卖，然后所得将收缴法国国库。选择性失明是很不好的，这篇报道的作者如果在动笔的时候想一想皇家海军在海上对美国船只的所作所为，也许他这种廉价的正义感就会有所收敛。遗憾的是，廉耻心对于不少人来说，即便是再过上两个世纪都是难以学会的。
美国国会在这段时间内不停地审议并通过各种法案：
由政府授权的武装船只（私掠船）被允许攻击并捕获法国的武装船只，并将它们带至专门的法庭审判并做出处理。
停止美国和法国以及其属地之间的商业往来，只有海地是例外。当时海地正在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的带领下展开对法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1798年6月13日）。
1798年5月国会通过决议，要求紧急建立一支海军来保卫美国海岸，抵御随时可能来自法国的攻击。7月，国会宣布废止自1778年开始生效的美法同盟条约，并宣布组建编制为1.3万人的常备海军力量。而在此前，编制在合众国海军序列里的仅有6艘快速军舰和不足1500人的水兵。
7月11日，海军陆战队得到授权，开始组建。除了原有的6艘快速帆船之外，国会还追加拨款建造24艘快速舰。这些小型帆船将被安装18至32门火炮，其主要用途是远洋护航和武装私掠。到了1798年底，美国海军已经在加勒比海域集齐了22艘军舰，而这个数字将在不久之后增加到54艘之多。所有舰艇被划分为4个大队，戒守着从古巴群岛到法属圭亚那之间的海区。其任务海域分别为：古巴以北海域、古巴至海地岛之间的向风海峡、波多黎各外海至圣克里斯托弗群岛海域、圣克里斯托弗群岛至南美洲沿海。圣克里斯托弗群岛至南美沿海是这条海上防御线最重要的一环，控制着法属圭亚那的海港出入加勒比海和大西洋的重要地段，这里一度是美国商船受侵害最为集中的区域。
执行警戒和缉捕任务的军舰中，有相当一部分仅安装8至14门火炮，充其量只能算是缉私船，然而这样的力量对于法国私掠船而言还是够用的，因为大革命本身已经摧垮了法国曾经盛极一时的海上力量。1793年8至12月，英国海军上将胡德勋爵占领土伦港，焚毁了几乎半数法国主力舰，储备的木材和桅杆也多数被毁。在这次劫难中幸免的法国战列舰也没有能留存多久，其中的绝大部分在六年后的尼罗河口战役中被胡德勋爵的得意门生纳尔逊提督击沉在埃及外海。所以，当法国和它的前盟友陷入准战争境地之时，幸存的法国军舰不是龟缩在港内，便是在欧洲海域和英国军舰交战。法国海军的正规力量无法穿越皇家海军的封锁，前往美洲海域攻击美国的商船，横行在加勒比地区的法国船要么是由普通商船安装上几尊火炮改建的，要么就是十几二十几门炮的小型双桅帆船。
这场准战争的全部过程是由一系列的私掠和反私掠活动所构成的，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战斗。稍微大一点的交锋发生于1799年末和1800年2月的头几天，美国海军的“星座”号俘获了法国人44门炮的快速帆船“叛乱”号、摧毁了54门炮的“复仇”号，指挥“星座”号的军官是44岁的汤姆斯·特拉克斯顿上校。然而特拉克斯顿上校并未因为他的奋战而受到嘉奖，事实上他反被国内的诸多言论气得七窍生烟。在美国国内，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在心理上支持法国大革命，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未曾领教过断头台的滋味。因为无知所以无畏，于是这些人在许多时候就免不得要大放厥词，以显示出自己“特立独行”的“自主精神”和非人类的“敏锐判断力”以及“有良知”的“生活态度”，他们就是所谓的“喷子”。于是，特拉克斯顿就不幸成为了这些喷子攻击的对象，被指责为“向一艘友好的船只开火”。这不免就激怒了特拉克斯顿，于是诸如“虚伪的”、“恶劣的”、“无耻的”之类的形容词也就充斥在他写给海军部长的信中。
在整个准战争期间，美国海军共捕获了85条法国私掠船，其中只有2条是隶属法国海军，其他的83条显然都是私人依据法国政府的私掠授权出海“捡洋落”的。其中总共有价值70万美元的70只船被美国政府没收，但是美国人没有像法国私掠船那样攻击没有武装的普通法国商船。而所谓的“战争”，仅此而已。
让我们把视角转回美国国内。在1790年代中期，某家坚定的联邦党人报纸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在美国，从未有过暴行肆虐——未曾以头颅高悬、曝尸街头来炫耀武功，只有在战场上，人们才会英勇地流淌热血。”我们大可以从这番话里看出人类选择性失明的能力是多么的强大。这番话的作者，他如此轻易地忽略了美国革命（独立）时期的种种暴行，并对法国保皇派的种种恶行视若无睹，可见其政治信仰之坚定。而坚定的政治信仰，将会决定联邦党下一步行动的基础，他们已经成功地利用了法国督政府的不明智，挑起了美国人民对法兰西的怨恨，战争行为业已展开，那么真正的政治目的亦即将展现。然而，联邦党人举措的危险性，将有可能摧毁构筑这个国家的基石。正如之前共和派所担心的那样，联邦党人即将发起行动，而他们似乎想彻底解决国内的政治分裂问题，也许还能顺带断送掉这个以自由和独立精神建立的共和国。
联邦党人行动的第一步是在1798年6月踏出的。在这个月里，传统的《移民规化法》（Naturalization Act）遭到了修改，其中规定外侨获得美国公民权的居住年限由5年增至14年，同时通过的《外侨法》（The Alien Act）授权总统可以在外国侨民“威胁国家和平与安全”的时候将其驱逐出境。对于拒绝离境的人员，可以永久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并为他们准备了由铁丝网和木栅栏所修建的新家——这种住所在当时还只是叫做监视居住地或者隔离所，而美国的这项创举，在一个半世纪后将以“集中营”之名而遗臭万年。7月上旬，联邦党人操纵的国会通过了名为《敌对外侨法》（Alien Enemies Act）的新法案，授权总统在战时可随意逮捕、监禁、驱逐敌对国家的侨民而无须陈述理由，遭到逮捕、监禁、驱逐者亦无权上诉。不消说，这几个法案是直接针对法国侨民的，顺带还牵扯上了爱尔兰人，因为这些新来的家伙居然胆敢痛恨和蔑视联邦党最喜欢的英国！
“根本没有必要让这些人来……不该让成群的爱尔兰野人，或者世界其他嘈杂无序地方的人来到这里，破坏我们宁静的生活！”联邦党议员哈里森·格雷·奥蒂斯向着他爱尔兰血统的同僚这样解释道。
如果说上述的这些动作已经让美国的自由变得凶多吉少的话，那联邦党人接下来干的事情就只能用“发指”来形容了。
国会通过《镇压叛乱法》（The Sedition Act）是在7月中旬，就在通过那所谓的《敌对外侨法》一周之后。如果说《敌对外侨法》还只是某种过激了的“一致对外”的表现的话，那么这个《镇压叛乱法》可以被看作将矛头直指杰斐逊派，因为法案做出了如下的规定：任何人阴谋反对“政府的政策”或资助“起义、暴乱、非法集会或结社”，将被处以罚款和监禁。这些处罚对于那些敢于“撰写、印刷、宣传、发行……不实的文字恶意诽谤”政府、国会或者总统的人也同样适用。
对于联邦党人的所作所为，杰斐逊的共和派的态度已经无法用震惊来加以形容了，因为在许多场合，联邦党人已经宣称要“窒息”所有的反对派。特拉华州参议员詹姆士·劳埃德（James Lloyd）在一次宣扬对法战争的公开集会上，是这样解释《镇压叛乱法》价值的：“那些被保护和容忍的叛国者以及暴乱分子，现在很容易就可以被绳之以法了。”此时的联邦党人俨然已将自己的政治观点等同于国家的生存。
就在杰斐逊派感到震惊的时候，国务卿已经开始着手调查美国境内的外国人了。第一步是强迫他们统统到政府登记备案。到了这一年的7月末，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在他的国会咨文中得意地宣布，大量的外国人——尤其是有法国血统的人正在从合众国滚蛋。而依据《镇压叛乱法》的条款，在全美境内告密之风盛行一时，1个月内有25人被群众检举揭发，其中15人被起诉，10人被判有罪。被起诉的大多数人是在报社供职的编辑或者从业于印刷行业的职员。谁让他们能够“撰写”或者“印刷”某些能被人直接抓住把柄的东西呢？那可是铁证如山啊！不举报他们还能举报谁？著名的大卫·布朗也是其中之一。当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游民。
镇压的棒子很快就打到了政府内部，来自佛蒙特的爱尔兰裔众议员马特·莱昂（Matthew Lyon）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入狱的议员。这位年轻时以契约奴身份赴美的爱尔兰人对英国怀着根深蒂固的憎恨，并坚定地反对各种特权。而作为独立战争的老兵，他也是少数依然坚信当时的革命原则的人之一。1798年7月中旬，在众议院就《镇压叛乱法》进行激烈辩论的时候，因不满联邦党议员罗杰·格里斯沃德（Roger Griswold）的发言，这个尖刻的“爱尔兰野人”竟向格里斯沃德吐口水，莱昂的这一举动导致了众议院内两派的一场大混战，其直接后果令众议院内两派各有十数人额头青肿、眼圈发黑，个别人需要缝上几针，而两人也就此结下了深仇。
两周后，格里斯沃德公开报复，在某次众议院辩论上用手杖打了莱昂，而契约奴出身，好勇斗狠且身强体壮的“爱尔兰野人”莱昂也毫不示弱，痛打了格里斯沃德。于是又是一场议会大混战。当然，这次的结果也只是复制了上一次，但莱昂就此成为了众议院联邦党人的眼中钉。不久之后，莱昂因为诽谤总统而被捕，被课以1000美元罚金并处4个月监禁。他的罪名和证据来源于他自己撰写的一封私人信函，其中提到了他很不喜欢的亚当斯总统，并将其描述为“对可笑的夸耀极度追求，愚蠢的信奉贪婪而且自私的人”。
动乱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