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的独立斗士们都喜欢效仿英军焚烧民居这类“行为艺术”的。在另一些时候，“土匪”也会被某个“公正”的执法者关进监狱。除了直接的人身威胁和侵入家园外，“土匪们”偶尔也会得到某些比较“文明”的“惊喜”，比如说某天早上突然发现上游被筑起了堤坝阻挡了水源。于是没有灌溉水源的“圈地为王的土匪”，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作物枯死。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在两个多世纪以后，在地球的另一边幻想着“美利坚自由乐土”的东方无神论民主人士又有几个知道，在他们土地上屡屡上演的这些闹剧，早就在他们所构想的那个所谓的“自由乐土”上演过无数次。只不过在今天，当年穷凶极恶的罪恶体制已经凭借两个世纪的掠夺积累起了足够的本钱，而不必继续去以难看的吃相亲自上阵抢夺，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操纵属于他们的在其他大洲的资本，便可为自己继续积累财富了。长时间的和平与富足会使人变得健忘，人们很容易就遗忘了自己可耻的过去，也许当真就觉得自己生来便是那么的纯洁？
追求自由是所有具备自主意识生物的天性，不论是真实的自由还是虚构的自由，都是如此。获得自由的感觉也总令人欢欣鼓舞。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伴随自由而来的问题非常多，也非常棘手。最首要的问题莫过于独立后的日子该怎么过？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者们总是攻击英国人，说英格兰在近200年的时间内一直奴役着位于北美洲的英属殖民地。那么，这种指控究竟是否恰当？平心而论，英国对于他们而言更接近一个不苟言笑的长辈，一个严厉而鲜有流露爱意的家长。当认为受尽虐待负气反出家门的小辈开始呼吸外面的自由空气的同时，他们也将茫然地面对如何生活的难题。欢欣鼓舞之后，总是一阵茫然，茫然的同时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从事自己完全不懂而必需的生计……最后被搅得一团糟。
“一群没有文化、没有经验也没有原则的人，就这么开始治理国家了！”
来自北卡罗来纳的保守派人士塞缪尔·约翰斯顿（Samuel Johnston）这样说道。就叙述美利坚独立初期政治景象的众多评论中，最传神的还是这句。
谢司起义
马萨诸塞州格林威治镇在1786年1月向州议会递交的请愿书上这么写道：
“我们恳请诸位注意，在短期内，如果诸位还不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活，我们一半的居民就要破产了……警察天天出卖我们的动产和不动产，我们的土地由法官宣誓估价之后，就以原价的1/3出售了，我们那些健壮的牲畜被以市价的一半出售，最好的干草每吨只能卖13个先令……如果我们能估计一下这5年来我们所缴纳的税：州税、郡税、市镇税、阶级税，这一切税加起来要达到我们农场的全部租金。
“先生们，在这样的压榨下，我们靠什么生活呢！我们没有钱，我们当中每天都有人把住宅招贴出卖，有如上述。除非发行纸币或制定其他媒介物，使我们能偿还赋税和债务，否则诸位还能向我们索取什么呢？”
前文叙述了生活的艰辛，而最后一句话“否则诸位还能向我们索取什么呢”的言下之意也甚为明了——就剩下这条命了。
请愿书中所述的“发行纸币”又表述出了另外一层含义：抱怨货币供应量的不足。
众所周知，在1779年时，殖民地当局还在为铺天盖地不断贬值的大陆票所困扰，为此还发行了金圆券用来兑换，但在遭受这种景象强烈刺激之后，殖民地和州当局又采取极端的货币紧缩政策和使用金银外币作为货币供应不足下的流通补充。然而这不是造成这份请愿书中景象的本质原因。货币本身并无“价值”，是卖和买中所采用的尺度，一种等价物而已。在这里抱怨的人，因为有东西卖而不能找到买家于是怪罪货币缺少，这显然是很不妥的。不过，你又如何要求老农去了解金融常识呢？农民和手工生产者在面对当时的情况，就只能简单地认为自己的产业收获和出产之所以如此低价，是因为市面上缺乏足够的货币流通，而实际上他们的想法并不是要政府增加货币的供应量，而是希望政府能“多发行钱”，更多的钱能出现在市面上，自己的东西就能卖个好价钱。如此而已。
为什么他们的东西卖不出好价钱呢？原因不外乎有三个：
第一，在这一地区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牲畜，供应量远远大于需求量，于是价格持续走低；
第二，对外输出产品的通道遭到封锁，这些多余的产品和牲畜无法被运到需要的地方加以销售，而本地市场已经饱和无力消化这些商品；
第三，本地居民普遍贫困，购买能力不足。
很遗憾，就当地那时的情况而言，这三条他们那里是一个不落。于是日子难过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要想扭转这种局面，最有效的手段无非是减税以降低生产成本削减劳动者开支、建设道路打通航路促进地域间流通、发行更多的低息信贷给有能力经营的人创业这三种了。尽管很多州议员非常清楚平民的疾苦，但对于州政府来说，税是不能不征的。因为联邦政府此刻正催得紧，远在欧洲的那些支持过美国革命的债主，正在要求联合政府偿还革命时期的借款。所以税非但不能减，还得继续加。
1786年4月，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征收“临时税”的议案以应付一时财政之需。根据计算，这项征税法案将使马萨诸塞州的每个五口之家支付20英镑的税款。而从年初的那则请愿中可以看出，马萨诸塞州的情况不太乐观，因此，这份临时税的法案简直就是在火上浇油了。
起先，各郡的贫民只是集中起来召开大会，呼吁抵制这次征税。但是集会所讨论的内容很快就不只局限于征税本身了。在越来越多的诉苦声中，群众要求州政府增发货币，并要求通过保护债务人抵押品的赎取权法案。
第一场有组织的集体暴力行动发生在8月。在州北部某地，上千贫农组织起来冲进法庭，阻止了正在进行的一场关于收债的审判。随后，这些怒不可遏的人抢夺并撕毁了他们能找到的债务凭据和法庭文书，然后又冲进了拘留所将那些因为不能还贷而被捕的同胞统统放了出来。法官受到人身威胁，被要求不得审判那些因为无能力偿还贷款而被捕的贫民，否则他们的房子就会被烧掉。在该州的其他地方，如布里斯托郡、伯克郡等地，类似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9月份时，各种暴力冲突愈演愈烈，以至于时任州长的詹姆士·鲍德温认为，该州已经处于革命的威胁下，下令中止保障人身自由的法令，并宣布许多带头闹事的人为“叛徒”。为此他签署了许多逮捕令，要求将名单上的“刺头”送交各郡法院审判。不过，光脚的可不怕穿鞋的，行政手段很快就不再被人当回事。无奈的州议会只能调集民兵开入闹事最激烈的各镇“维持秩序”。然而这只能引起更严重的动乱，并最终酿成大祸。
10月末在康克德郡，数百名因为重税破产或濒临破产的农民集合在了一起。本来这不过是当时已屡见不鲜的“群体性事件”中的一起，这种聚集一般由控诉开始，通常会发展成骚乱，一通打砸后在民兵赶来镇压前四散，大家各回各家。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中有了一个领导人，参加过邦克山战斗的独立战争英雄，前大陆军团上尉丹尼尔·谢司。
起初，这些穷人们手持棍棒、农具以及猎枪，徒步进入了波士顿包围了州法院。和以往发生的情况一样，法院里当时正在审理农民的债务案件。突如其来闯入的“暴徒”们打断了庭审驱逐了法官，然后照例开始撕毁法律文书、借据，砸毁桌椅等。不过，由于近期此类事件不断增加，当局显然已经无法再容忍，于是迅速地派出了民兵进入康克德郡镇压，并追查肇事者。
谢司他们起初的行动只是为了泄愤，怎料到这一回民兵来得居然那么快。在当局的果断镇压和围捕下，这些人匆匆逃出镇外，进入了和邻近的州接壤的两不管地区，并占山为王据险而守。由于州政府查出了事件的领头者和骨干，并发出了通缉，谢司等人自然也不敢散伙回家继续过日子，只能在乡间继续“占山为王”。不过随着事情的扩大，谢司的知名度在当地也越来越高，许许多多面临相同处境的破产者专程找上门来投靠。结果，到了当年年末，谢司周围已经聚集了1200人之众。
老上尉谢司在被议会里的老爷们强行解散军团踹回家前，可是一名职业军人，精通各类战术技巧和训练手段。于是他干脆对这些前来投靠的人加以训练，并编成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民生的持续恶化，这群闹事者从最初的仅仅为了泄愤，开始向真正发动起义搞革命开始转弯。共同的境遇使这群无家可归者同仇敌忾，军事化的组织与训练更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
1787年1月，谢司率领2000人围攻位于斯普林菲尔德的军械库，试图抢夺武器。由于驻扎此地的民兵仅1200人，而且其中多数人对这群被“逼上梁山”的人心怀同情，因此负责守卫斯普林菲尔德的军官不敢正面对抗这些起义者，而是选择了通过谈判拖延时间的策略。谢司等人不知是计，停止了攻击派出代表前去谈判。会上，这群穷人明确提出了他们的主张——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一切公私债务和惩罚穷人的法庭。
与此同时，位于波士顿的州政府正在紧急动员。大难临头之下，平时吝啬无情的诸多放贷人和富商，“异常慷慨地”在24小时内捐出了合计4万英镑的军费。凭借这笔巨款，州政府得以动员出4400名装备精良的民兵前去进攻。
当增援部队开到时，斯普林菲尔德的守军也就理所当然地终止了谈判。被耍了的起义者奋起反抗。双方苦战了13个小时之久，谢司等起义者寡不敌众之下，无奈退入荒野。不过这一次，民兵们没有打算放过他们。一路追击之后，在距离斯普林菲尔德以西30英里的荒野中，没有被打死的人投了降。
经过甄别，幸存的起义者中约有150名为首者被捕，其余被准许各自回家。3月，谢司等14名造反骨干在当初被他们砸毁的波士顿州法院中被宣判。当然，罪名并不是叛乱或者叛国一类的，因为当时北美根本就没有“国”这个玩意儿，所以此案不得不被作为谋杀罪起诉。法官很辛苦地宣判了数十项谋杀的罪名，然后华丽地宣布这些人将被处决。为了追捕这些人而死亡的民兵们的亲属支持这个判决，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这次审判却是不得人心的。起义参与者和他们的亲属得到街坊们的同情，甚至很快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都在抗议这一判决。在一片抗议中，深知社会已经到了就差“两个人”地步的州长决定息事宁人，于是他不顾死难民兵家属们的强烈反对，签署了特赦令，赦免了除谢司等为首3人外的其他所有死刑犯。谢司等3名魁首最初被改判为终身监禁，但次年他们在签署了悔过书之后得到赦免。
丹尼尔·谢司，独立战争的老兵，前大陆军上尉，邦克山的伟大守卫者之一。这样一个曾经为国家和土地流过血的人，一个曾经抛弃生命捍卫这块土地的自由和独立的人，这样一个保卫过殖民地政府的人，居然沦落到生计无着落被迫揭竿而起的地步。当时身处欧洲的托马斯·杰斐逊在知道此事之后，曾高兴地表示：“但愿我们（的国家）每隔20年就能发生一场这样的暴动！”当然，他的这番想法只坚持到他自己当选总统之前。
谢司起义绝非当时的单独个案，州政府希望的“武力镇压能有效威慑暴民”的逻辑也并不成立。因为就在谢司事件收场之后几个月，该地又发生了数起“暴力抗法事件”。甚至发生了大胆暴民依仗人多势众，强迫治安官吃掉自己带来的变卖欠债居民财产文书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在独立的热情消散之后，人民面对的是贫困并无改善的事实，甚至因为革命家向外国友人的借贷，穷人被迫承担比英国统治时期更沉重的赋税。独立之前那些北美精英们许诺给他们的权利和平等只是遥遥无期的空头支票，面对着“傲慢而冷漠的政府”，人们感觉到了失望。
这片土地上的现状必须有所改善。1787年5月，当年革命的领导人赶忙召集了由各界精英参加的政治会议，打算商讨对策修改已显得不合时宜的《联邦条例》。“革命的情怀再度在胸中涌现”，一位被召集的“精英”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叙述当时的心情。确实，他们的激情是这么的强烈，谁又能料想到会议代表最后竟然违反授权擅自主张，把修改《联邦条例》的会议变成了制定新宪法的大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当年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基本都闻名遐迩、政治资本雄厚。换句话说，这是一些要么很有名气，要么就是财富多到了《联邦条例》管不到的人。而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固然是因为形势逼人、时不我待，也是因为参加会议的55位代表均非等闲之辈，怀有借此机会引导历史走向的雄心。
费城会议
在描述美国国家宪法诞生之前，我们需要反思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要制定这部法律？在这片土地上，制定一部宪法的意义究竟何在？
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或者是稳定北美社会的构成基础？还是为了完善所谓的“法治社会”？
都不是，上述理由都不确切，之所以制定法律是因为那些热心于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人需要这样一部法律。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
虽然混杂了大量欧洲大陆民族，但原英属北美殖民地居民的主体仍旧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长期的海上贸易传统和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对外扩张期间无休止的冲突、商贸谈判、宣战和停战，这些都给英国人的社会铭刻上了各种法律规则和契约条款的烙印。这是一个由规则、法律、诉讼、裁决构成的社会。上帝依然是无上的主宰，指导着人心，而法律却构成了人间社会的脉络。最早踏上北美土地的移民们，并不是忙于下船登上海岸，而是先签署一份具备法律效力的公约，也正是基于这种习惯。
北美的政治权利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分散在各殖民地内，这些现在被称为州的行政体在各自形成之初便开始制定起各种各样的法规。而那些没有独立的直辖殖民地，则沿用英格兰国内的法律。尽管北美洲从来就充满着各种法律和规则，却没有一个能在各殖民地内通行的有效法规，一部可以凌驾于各州法律之上的法律。人们从独立战争之后看到的，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大陆政府，其作用只是不停地向各州要钱，以及一部徒有其名的《联邦条例》。对于现实遇到的各种问题，不论是所谓的联邦政府还是这徒有其名的《联邦条例》，都毫无权威可言。应该说，在18世纪90年代以前，北美洲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法律空洞，这是那些习惯于生存在法约束和规范下的盎格鲁人所不能容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