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比我更钦佩刚刚在会议上发言的先生们的爱国精神与见识才能。但是，人们常常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同一事物。因此，尽管我的观点与他们截然不同，我还是要毫无顾忌、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并希望不要因此而被认为是对先生们的不敬。此时不是讲客气话的时候，摆在各位代表面前的是国家存亡的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关系到享受自由还是蒙受奴役的大问题。鉴于它事关重大，我们的辩论应该允许各抒己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搞清事物的真相，才有可能不辱于上帝和祖国所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在这种时刻，如果怕冒犯各位的尊严而缄口不语，我将认为自己是对祖国的背叛和对此世界上任何国君都更为神圣的上帝的不忠。
主席先生，沉湎于希望的幻觉是人的天性。我们有闭目不愿正视痛苦现实的倾向，有倾听女海妖的惑人歌声的倾向，可那是能将人化为禽兽的惑人的歌声。这难道是在这场为获得自由而从事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一个聪明人所应持的态度吗？难道我们愿意做那种对这关系到是否蒙受奴役的大问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人吗？就我个人而论，无论在精神上承受任何痛苦，我也愿意知道真理，知道最坏的情况，并为之做好一切准备。
我只有一盏指路明灯，那就是经验之灯，除了以往的经验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判断未来。而既要以过去的经验为依据，我倒希望知道，10年来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中，有哪一点足以证明先生们用以欣然安慰自己及各位代表的和平希望的呢？难道就是最近接受我们请愿时所流露出的阴险微笑吗？不要相信它，先生，那是在您脚下挖的陷阱。不要让人家的亲吻把您给出卖了。
请诸位自问，接受我们请愿时的和善微笑，与这如此大规模的海、陆战争准备是否相称。难道舰艇和军队是对我们的爱护和战争调停的必要手段吗？难道为了解决争端，赢得自己的爱而诉诸武力，我们就应该表现出如此的不情愿吗？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先生，这些都是战争和征服的工具，是国君采取的最后政治手段。
主席先生，我要向主张和解的先生请教，这些战争部署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其目的不在于迫使我们屈服的话，那么哪位先生能指出其动机所在？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还有哪些对手值得大不列颠征集如此规模的海陆军队吗？不，先生，没有其他对手了。一切都针对我们而来，而不是针对别人的。英国政府如此长久地锻造出的锁链要来禁锢我们了，我们该何以抵抗？还要靠辩论吗？先生，我们已经辩论10年了，可辩论出什么更好的抵御措施了吗？没有。我们已从各种角度考虑过了，但一切皆是枉然。难道我们还要求救于哀告与祈求吗？难道我们还有什么更好方法未被采用吗？无需寻找了，先生，我恳求您，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我们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一切，来阻止这场即已来临的战争风暴。我们请愿过了，我们抗议过了，我们哀求过了，我们也曾拜倒在英国国王的宝座下，恳求他出面干预，制裁国会和内阁中的残暴者。可我们的请愿受到轻侮，我们的抗议招致了新的暴力，我们的哀求被人家置之不理，我们被人家轻蔑地一脚从御座前踢开了。
事到如今，我们再也不能沉迷于虚无缥缈的和平希望之中了。希望已不能存在！假如我们想得到自由，并拯救我们为之长期奋斗的珍贵权利的话；假如我们不愿彻底放弃我们长期所从事的、曾经发誓不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决不放弃的光荣斗争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战斗！我再重复一遍，必须战斗！我们的唯一出路只有诉诸武力，求助于战争之神。
主席先生，他们说我们的力量太单薄了，不能与如此强大凶猛的敌人抗衡。但是，我们何时才能强大起来呢？是下周？还是明年？还是等到我们完全被缴械，家家户户都驻守着英国士兵的时候呢？难道我们就这样仰面高卧，紧抱着那虚无缥缈的和平幻觉不放，直到敌人把我们的手脚都束缚起来的时候，才能获得有效的防御手段吗？
先生们，如果我们能妥善利用自然之神赐予我们的有利条件，我们就不弱小。如果我们三百万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为神圣的自由事业而武装起来，那么任何敌人都是无法战胜我们的。此外，先生们，我们并非孤军作战，主宰各民族命运的正义之神，会号召朋友们为我们而战。
先生们，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力量的强弱，胜利永远属于那些机警的、主动的、勇敢的人们。况且，我们已没有选择余地了。即使我们那样没有骨气，想退出这场战争，也为时晚矣！我们已毫无退路，除非甘愿受屈辱和奴役！囚禁我们的锁链已经铸就，波士顿草原上已经响起镣铐的叮当响声。战争已不可避免，那么就让它来吧！我再重复一遍，就让它来吧！
回避现实是毫无用处的。先生们会高喊：和平！和平！但和平安在？实际上，战争已经开始，从北方刮来的大风都会将武器的铿锵回响送进我们的耳鼓。“再没有缓和与妥协的余地……先生们也许还向往和平……但和平是不存在的……我们的兄弟已经在战场上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懒懒地站在这里？生命固然宝贵，但和平果然甜蜜到值得配上枷锁服奴役来交换吗？我不知道旁人会采取什么措施，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帕特里克·亨利，1775年3月23日
在英属北美赢得独立地位后，帕特里克·亨利担任了弗吉尼亚州的第一任州长，他在州政府和中央政府中还担任许多其他的公共职务。他的另外一番话也许不如上述的内容著名，但却反映了另一种精神：
“我们不可能不强调这个伟大国家的根基，是源于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因着福音而兴盛的！为了这个原因，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也能在这里享受被保护和敬拜的自由。”
帕特里克·亨利是美国独立运动中最好的也是最著名的演说家，被称为“独立之嘴”。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
杰斐逊生于1743年4月13日，双亲皆为世居维吉尼亚的移民家庭。他生在一个兴旺富足的大家庭里，排行老三，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从1752年开始，9岁的杰斐逊便在家乡由苏格兰教士威廉·道格拉斯所经营的学校里学习法语、古希腊文以及拉丁文，并广泛阅读各种历史著作。到了1757年，14岁的杰斐逊丧父，父亲的去世使他继承了约5000英亩（约20平方公里）的土地及数十名黑奴。于是，他开始在这片继承的土地上建造自己的住宅，该地在后来被称为蒙地沙罗（Monticello，目前为止美国仅有的四处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之一）。此地后来成为了他个人一系列创造的试验地，包括现在被住宅和建筑物广泛采用的自动门与旋转座椅。
在14岁丧父之后，杰斐逊于1758年至1760年间，受业于詹姆士·毛瑞（James Maury）教士所开设的高等学堂。在求学期间，杰斐逊寄宿于毛瑞家中，接受古典教育，研习历史与自然科学，这段学习生涯持续了两年时间。16岁时，他进入了位于威廉斯堡（Williamsburg）的威廉与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哲学系深造，自1760年起至1762年止。
在威廉与玛丽学院期间，杰斐逊追随威廉·史莫（William Small）教授学习数学与哲学课程。而他的授课老师史莫引导充满热情的杰斐逊，接触了包括约翰·洛克、法兰西斯·培根以及艾萨克·牛顿爵士的著作。据闻，杰斐逊的学院生涯为每天读书15小时，随身携带希腊文法书，法文精熟，练习小提琴，喜好科尔涅里乌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与荷马的著作。杰斐逊于1762年以优秀成绩毕业，转而学习法律，并于1767年取得了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律师资格。
1772年，杰斐逊与寡妇玛莎·斯格尔顿（Martha Wayles Skelton，1748—1782）结婚，婚后他们一起育有六个子女。
杰斐逊于维吉尼亚的城镇自治议会（House of Burgesses）中执法。他于1774年写下《英属美洲民权概观》（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从而引领弗吉尼亚地方议会从一个殖民地地方议会模式走向了以后美国国会的雏形。对于英属北美独立运动的成员而言，这本小册子所阐述的内容和论点，也成为那些自称“美国人”的殖民地居民与英国殖民主义者们辩驳时最有效也是最有力的论据之一。托马斯·杰斐逊的思想，是促进美国人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力量。这同时也标示着杰斐逊作为早期美国爱国者中最具深刻思想的人士。
在以后的日子里，杰斐逊成为《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撰稿人，他热情地献身美国的政治文化与民间文化事业中。在1775年第二届大陆会议上，经由大陆议会为撰写该独立宣言所委任的5人小组全体一致同意，委任杰斐逊单独起草宣言全文。
杰斐逊纪念堂的圆顶上铭刻着这样的文字——“我于上帝之祭坛上誓言，与宰制人类心灵的所有暴政为敌。”如果他不是因为与自己的女黑奴有诸多苟且之事，并留有一堆混血私生子的话，这段话读起来还是很酷的。
因为杰斐逊卓越的文笔和他草拟《美国独立宣言》以及其为美国独立做出的贡献，他被美国人誉为“独立之笔”。
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1722—1803）
现代的美国人总是喜欢吹嘘自己的祖国独立时的故事，而一般美国公众对所谓独立战争“三杰”都耳熟能详——“独立之剑”华盛顿、“独立之笔”杰斐逊、“独立之嘴”帕特里克·亨利。这里，我们必须提到的这个人——塞缪尔·亚当斯，尽管无法将他放到和上面三个人那样高的地位，但是他对美国独立起到的实际影响绝对不亚于其他的任何人。曾经有一个版本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于塞缪尔·亚当斯这样叙述道：亚当斯比起任何美国人，都更能挑起殖民地的人反对英国统治——他是北美独立战争的煽动者，用比较粗俗的比喻来说便是——搅屎棍。
和许多美洲独立战争时期的风云人物一样，塞缪尔·亚当斯早年是殖民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律师。他的个人经历和乔治·华盛顿在“七年战争”时期倒是很类似。他们都投身于英国一方，和法国殖民者交战，成为民兵部队的指挥官，也一样没有被英国正规军足够重视，从头至尾成为了正规军的殖民地协同部队。自视甚高的塞缪尔曾很热心地向他授命配合的英国指挥官进言，但是显然都没有得到英国人的重视。殖民地给予配合英军的民兵军饷，英国方面也同样给付，从而使这些民兵的待遇甚至远比英国正规军要好，这可能引起了英国军官的不满，但还是未能抚平塞缪尔先生的心结，因此，在“七年战争”之后，他渐渐地成为了反英阵营中最为激进的成员。
塞缪尔是著名的“自由之子社”的主要创建者，他个人的态度也代表了这个组织的一贯态度——不遗余力破坏英国与英属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当然，在他们自己看来，这不过是为了唤醒民众，摆脱英国人的奴役与殖民统治。如果必要的话，适当的撒谎、造谣、夸大其词也是可以容许的。就是在这种态度的引导下，他和他的同伴制造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将英属北美殖民地和母邦的关系，推向了决裂。在塞缪尔看来，唤醒民众的自由意识可以不择手段。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塞缪尔又是根据什么来谈自由的公民可以学习到的权利呢？这个问题最好让他自己来回答——塞缪尔后来在自己的作品中这样写道：“……乃是借着阅读和仔细查考伟大的律法颁布者，和基督教会的头所颁布的理论而有的，而这些都清楚地记载并公布在《新约》里，人们可以从当中了解到这些权利。”
塞缪尔·亚当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自称为“最后的清教徒”。当然，我们得认可他的这种态度，因为他自己表现出来的行为，确实当之无愧为一位“清教徒”可能会有的所作所为——认定自己所信仰的真理，不畏任何权贵，干到底。至于对不对，那是上帝考虑的事情。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
亚当斯生于马萨诸塞殖民地，在哈佛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其他多数美国开国元勋一样，他也是律师出身的。
1772年，亚当斯当选为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议员，并作为该殖民地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大陆会议。而在次年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上，他成为了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五人组成员之一，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又参与起草了《美国宪法》。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
富兰克林一家是1683年迁离英格兰前往北美定居的，他是家里1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位。他10岁辍学，12岁时进入兄长的出版社当学徒工。17岁时出走英伦，在伦敦一家印刷厂内工作，然后回到美洲开办了自己的出版社，出版报纸和箴言书籍。这些经历使他在当地很有人望。在1731年的时候，他和一个朋友合作开办了费城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并使全美各城纷纷效仿，这对促进北美文化教育工作甚有益处。
早年因各种原因没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富兰克林一直对这段历史耿耿于怀，他在中年时的最大心愿就是开办一所大学。1743年，他开始将这个愿望付诸实施，前后历时八年，最后他创办了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前身。在筹办学院的同时，经济已经不成问题的富兰克林开始了对各种感兴趣内容的研究，主要包括电和龙卷风等。1752年，他进行了其最著名的试验，即在雷暴雨下放风筝，并最终用实验的办法证明了打雷其实就是云层放电，并依据这些发现发明了避雷针。伦敦的皇家学院为了表扬他对电的研究，于1753年选他担任院士。他除了对电的研究外，对气象学也有着非凡的贡献，富兰克林对风暴的分析促成了现代气象预报的起源。
富兰克林除了在公众事业上的杰出表现外，亦具备相当的政治与外交才能。他的主要政治成就是促成了现代北美邮政系统的建立，并在美国独立运动中，多次出使英伦和法国，为独立事业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同时，他也是反对蓄奴与废奴主义的先驱。1776年他从法国回国不久后，即成为一个反对奴隶制——寻求释放被非法禁锢的黑人的组织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