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11月11日，当“天路客”（Pilgrims，其实标准译名应该为朝圣者，但显然不符合这些人的特征）们义无反顾地乘船跨越大西洋，在北美大陆东岸的科德角（Cape Cod，又名鳕鱼角）登陆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原始而崭新的新世界。当时正值冬季，那里寒冷而萧瑟，放眼望去，只有茫茫白雪覆盖下一望无际的荒野和森林。这群人的领袖，后来的威廉·布雷福德总督，许多年以后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他们双膝跪下祈祷，拜谢上苍，衷心赞美上帝——是他带着他们越过了惊涛骇浪，把他们从一切苦难和危险中拯救了出来，使得他们的双脚能够踏足这片坚实的土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环境中……”
这一刻，距离结成罗德岛议会或者殖民地代表大会这样的民众自治团体，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而距离美国的诞生更是需要跨越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漫长时间。在“哈利路亚”的赞美声中，这些初次踏足新大陆的拓荒者，这群无法见容于王权统治与支配、激烈反对教会调律与仪式的宗教分离主义分子们，也许并不能预见自己以及子孙后代在这片土地上将会成就些什么，但此时此刻，一个未来国家的“种子”却已被悄悄播下。
无论它将结出何种果实，以后这片土地上诞生的国家的某种性质、某个特点，已经被定下了——这个尚未诞生的国家，将会是耶稣基督的国度，一个由上帝的虔诚信徒们以基督的道德来维持的国家。
上帝与欧洲
在中世纪的欧洲，崇敬名为“上帝”的唯一神的一神教信仰体系，曾是支撑整个信仰体系甚至社会结构的基石。
信仰——对唯一“真神”的信奉——曾是欧洲人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这种一神教信仰传承自遥远的上古时代，起源于公元前2000多年前居住于现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群体中。根据犹太人的宗教观，他们的民族是上帝最宠爱的子民，所以犹太人的宗教具有极强的排他性，难以在其他的文化群体内传播。因为上述缘故，犹太人的文明体系自诞生以后十余个世纪，历经巴比伦之囚（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曾两度攻陷巴勒斯坦，将古犹太王国王公贵族与臣民十数万人掳至首都巴比伦）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未向外族扩散。直到那个被认为是“弥赛亚”（救世主之意，希伯来文原词转希腊语发音的汉语音译为“基督”）的耶稣出现。
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在位期间（公元14年—公元37年），居住于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中出现了一个自称为上帝爱子的宗教异端。后世的基督教（在本文中，为了叙述方便，“基督教”被用来泛指所有信奉耶稣基督的宗教信徒，其包括现在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各教派以及摩门教等）信徒们宣称，这位弥赛亚在公元30年于约旦河内洗澡时，神性觉醒，将“福音”传布于世人。
由于耶稣的观点与行为违背了犹太人的信仰传统，导致了犹太教的分裂。而其自称是上帝之子的言行，更是被犹太贵族和普通犹太教信徒视为莫大的亵渎。这位宗教领袖最终于公元33年遭到罗马帝国官方逮捕，判处被钉上十字架的酷刑。耶稣死后，其信徒编造了大量关于他的神迹，诸如死后复活、当中升天、降下圣灵等，而耶稣的宗教观点也通过他的信徒约翰等人的进一步传播，最终向整个罗马帝国扩散。
在罗马帝国中后期，继承自罗马共和国时代古老的多神教体系逐渐瓦解。一方面，蛮族不断入侵导致国力消耗巨大；另一方面，耶稣开创的宗教已经形成了气候，其信徒遍布帝国全境，与竭力打压和抵制他们的帝国官方四处冲突。内忧外患下，为了继续维持帝国的凝聚力，公元313年，时任帝国皇帝的君士坦丁一世发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宣布罗马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发还此前没收的教会财产，同时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以这一敕令为转折点，基督教开始完全融入欧洲社会的各个角落中，从信仰逐渐演变成包括日常习惯、行为准则、道德标准、饮食习惯在内的包罗万象的超信仰体系，与罗马留下的痕迹一起，成为了定义欧洲文明的基准。
上帝的信徒结成教会，教会由各教区的主教统领，主教们受统领与指导地区教务的红衣大主教节制。地位最为尊崇的罗马梵蒂冈主教身披白衣，自称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万千信徒的引导者，我们习惯称之为“教皇”。
教权曾经依附于皇权，但自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撤往东部残存国土上的罗马帝国皇帝虽有具备合法正统身份的教廷扶持，却已无力节制位于欧洲西部的教会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部仍属皇帝统辖的教会逐渐和西部尊崇教皇的教会离心离德，最终导致了1054年的基督教会大分裂。
1054年的大分裂撕裂了基督教会体系。从此以罗马教会为首的西方基督教派自称“公教”，以君士坦丁堡教会为首的东方基督教派自称“正教”。东、西教会都视自己为正统，在各种仪式和规章上争论不断。我们一般习惯将罗马的教会称为“天主教”，将跟随罗马皇帝迁往东方的教会称为“东正教”。
东正教教会遵循着古代罗马帝国的传统，教会与最高宗教领袖大牧首，受罗马皇帝（拜占庭或者东罗马帝国皇帝）的节制与领导。因此，东正教的精神领袖——君士坦丁堡大牧首虽然地位崇高，却也只是皇帝臣下神职人员中位阶最高的一位。与之相比，依然驻在当时已经几乎沦为废墟的罗马城内的罗马教会，除了心中的上帝几乎无人可制，相当于完全独立的状态。更因为其乃耶稣门徒之首——圣徒保罗一手创建并担任首任主教，罗马教会遂在基督教世界内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势力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逐渐壮大，在以后数个世纪内逐步遍及现在的西欧、南欧和中欧地区，凌驾于国王与贵族之上。
从人类文明发展角度来说，宗教和教会有其积极的一面。
自蛮族大侵袭与西罗马帝国毁灭以后，西欧的人类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呈现倒退趋势。一方面，从北面和东面入侵并占据帝国西部废墟的各部族尚未开化；另一方面，由于帝国的毁灭，一度成为欧洲通用语言和文字的拉丁语渐渐凋敝，记载着罗马帝国曾经文明历史与思想成就的纸卷和书本渐渐遗散。相比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欧洲的文盲率达到了惊人的比例。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唯有组织严密的教会保留了相当部分的知识与文化。教会偏重于收集各个时期的帝国典籍（尽管一般只挑选符合他们兴趣和观点的著作与书籍来保存），而神职人员也都是能读会写之辈，这事实上起到了保存文明火种的作用。
基督教从诞生以来就对向外传播有着偏执式的热情，热衷于向一切可以或者可能听懂他们布道的生物传教。大量涌入并占据帝国旧有疆土的蛮族自然也不例外。在广大传教士与神父们数个世纪的努力下，帝国西部废墟上的蛮族普遍皈依“天主”，崇信“真神”。可以说，教廷对于帝国毁灭后的再文明化功不可没。
另外，从历史角度来说，欧洲从古至今就一直面临各种外来危险。最具威胁的莫过于定期出现在东方草原上的西进游牧部族，这些被后世历史学家戏称为“上帝定时从草原上踢出的死亡因子”会以数个世纪为周期，在短时间内席卷欧洲。而在中东，自从公元7世纪初诞生以后，新兴的伊斯兰教迅速发展壮大，最终整合起以阿拉伯人为核心的穆斯林群体，并建立了强大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其分支，曾席卷整个中东与北非，并一直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在长达8个世纪的时间里占据着伊比利亚半岛的部分甚至全境。
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源自心中对上帝的信仰和基督徒朴素而刻苦的生活态度，是支持当时早已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欧洲世界能够维持独立的重要原因。
教廷最重要也是最大的权力，乃是“原罪”概念和对《圣经》解释权的独占。人皆生而有罪，所以必须相信唯一真神，才能得到“救赎”。而信奉和崇敬的方式被写在《圣经》里，只有以罗马教廷为首的教会才有权作出解释。
王国兴起又衰落，草原上的征服者们也是来了又去。1453年，在新兴的奥斯曼帝国大军的围困与攻击下，东罗马帝国曾经的首都，有“第二罗马”之称的君士坦丁堡陷落。位于东方的正教教会虽然并未就此灭亡，但其法律正统性伴随着罗马帝国残余部分的最后毁灭彻底丧失。
在罗马与拜占庭长达千年的斗争中，罗马教廷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宗教改革运动
罗马教廷在长达6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牢牢地控制着西部的欧洲，并在最黑暗的时间里成为温存人类文明火种的灰烬堆。然而，经历了千年的过往，曾经的文明庇护所却逐渐沦为了社会前进的桎梏。从公元6世纪开始，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和扩张，教会就已然在《圣经》中多处提到将战利品、出产、财产的“十分之一”献给上帝的有关说法，跨过国王与领主向教区内的信徒征收每季农牧产出的十分之一，这就是所谓的“什一税”。
一般来说，神职人员不耕种、不放牧、不经商，除了不稳定的捐赠以及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征税之外，还能怎么维持组织呢？当然，如果被征税的一方心甘情愿，那就不存在问题了。否则，对方一旦产生不满，便毫无疑问地成了一种“压榨”行为。除了各种祝福、婚丧嫁娶仪式的主持、日常布道和少数教育工作，教会并不承担其他的社会维持、治安保障、边境安全以及工商业促进工作。由于并没有实际的产出，被心怀不满者定义为“寄生虫”似乎也很正常。在漫长的历史中，基于种种原因，如长期以来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对僭越者冠之以“异端”的罪名并将相当部分“异端”付诸火刑等，教会积攒下了巨大的仇恨和不满，而这些仇恨和不满又因为教廷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被长期压制。
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大量的帝国臣民与原属东方教会的教士在绝望中流亡欧洲。其中有一部分人向北流落到了俄罗斯，而剩下的大部分则一路向西逃往欧洲，给欧洲带去了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受这些拜占庭“遗产”的刺激，早在13世纪便已在意大利中北部地区出现的“复兴欧洲古典文艺”的思潮加速膨胀，并波及整个欧洲西部地区，启动了史称“文艺复兴”的伟大历史变革，并促成了此前已持续了长达三个世纪的“神学异端”，最终引发了撕裂罗马基督教体系的巨大变革。
点燃宗教分裂火药桶的引信出现于1517年，到威滕堡兜售赎罪券的教廷特使，引发了早已对罗马教廷的腐败和堕落深恶痛绝的牧师马丁·路德的强烈不满。随后，他将自己撰写的反对赦罪书的《九十五条论纲》公开张贴出来，公开反对教会的诈骗行为。
起初，路德只是希望能呼吁罗马方面推行一次改革，但在双方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笔仗后，彼此的矛盾已经无法弥合。教廷将路德视为异端和叛徒，于1520年发出通谕，宣布革除路德的教籍，但逮捕与审判他的愿望因为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和其他德意志诸侯的同情和干预而无法实施。这一事件最终促使路德以及其追随者宣布和罗马教廷彻底决裂，并最终开创了阐述他个人对《圣经》理解和诠释的信义宗（直译应为路德宗，但路德本人生前曾表示过不愿以自己的名字称呼自己开创的教派，又因为其名称已经是既定事实，遂在翻译时转以教义核心来称呼教派）。
同一个时期，位于苏黎世的胡尔德莱斯·茨温利（Ulrich Zwingli，旧译基于“信、达、雅”的考虑，也将其姓氏译作慈运理）也紧随路德举起了宗教改革的大旗，公然挑战罗马教廷的权威。1523年，时年39岁的茨温利神父亲自在苏黎世议会主持教义辩论。其间，他发表了著名的《六十七条》，对教皇大加抨击，并将梵蒂冈历来所喜好的诸如圣徒崇拜、禁食、教牧独身、告解、赎罪券等，一个不落地统统抨击了一遍。
路德和茨温利是宗教改革时期的先行者，然而两者在最初虽互相支援，但于1529年因为教义的分歧而最终选择分道扬镳。两年后，势单力孤的茨温利在与瑞士联邦天主教支持者的殴斗中受伤，最终被天主教信徒们用石块打死，终年47岁。路德于1546年因病去世。有意思的是，路德和茨温利都反对天主教的禁欲原则，先后娶妻生子。路德在1525年娶了一位从修道院里逃出来的修女，茨温利早就秘密迎娶了苏黎世当地的一位寡妇。
路德宗与加尔文宗教义
“我不能在教皇或教会之下委屈我的信仰，因为当今他们屡屡犯错、自相矛盾。因此，我只信奉《圣经》……我不能，亦不会放弃……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那么，请上帝帮助我，阿门！”后来所有的基督教新教派别的导师，马丁·路德在罗马教廷召开的审判他的会议上如是说。
马丁·路德阅读《圣经》，并自己加以理解，依照他的思想后来形成了著名的路德宗，又名信义宗。
路德坚信，上帝创造的世界神圣而完美，当夏娃在撒旦的诱惑下与亚当一同背弃上帝，宁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后，才产生了原罪。人类之后的诸多罪恶是原罪所致，而原罪又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我们一出生就是罪人。
信义宗的核心教义有四点：
唯独恩典——罪人无法逃离上帝公义的审判。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受罪及罪恶动机的影响。上帝爱罪人，因此不会袖手旁观，唯独凭他的恩典，他无条件的救恩，人才能得到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并得到永恒的救赎。
唯独信心——人唯独通过信心，才能领受神的救恩，要全心相信神的承诺。因为就连信心，也来自上帝的赐予，所以，听神的话语，并接受洗礼，是获得信心的途径。
唯独基督——救赎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出生、受难和复活才降临人间的。信义宗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兼具神性与人性。因神性，他生而无罪；因人性，他会死亡。他以自己的死赎买了一切人类的罪恶。
唯独《圣经》——这一条可以用马丁·路德在审判会上的辩词来诠释，“我只信奉《圣经》……我不能，亦不会放弃……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
加尔文宗（Calvinism），又名归正宗。
加尔文主义是新教派神学家加尔文毕生宗教主张的汇总。在现代的神学论述当中，简单归纳加尔文主义就是指他的“救赎预定论”和“救恩独作说”。
加尔文支持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主张人类不能透过正义的行为获得救赎，恢复逐渐被天主教所遗弃的奥古斯丁学说“救恩独作说”，他反对逐渐成为天主教神学主流的“神人合作说”。因此加尔文建立的教会命名为“归正宗”。
归正宗五要点包括：
全然的败坏——人类由于亚当的堕落而无法以自己的能力做任何灵性上的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