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农民不应受到武士的欺辱，虽然政府每年赋税重重，并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了严苛的约束，不过他们还是有安全保障。例如，农民对农田拥有所有权，而在日本，有土地就意味着威望。德川统治时期禁止永久转让土地。和欧洲封建主义不一样，这条法律并不是要保障封建领主的利益，而是为了保障每个耕作者的利益。农民非常看重这份对土地的永久拥有权，他们世世代代都耕作在这块土地上，无怨无悔、不辞辛劳。农民阶层就像希腊神话里双肩扛着地球的阿特拉斯，他们的辛勤劳动养活了大约两百万的寄生阶级，这包括将军府官员、大名府官员以及武士等。他们需要交实物税，就是将一定比例的收成上缴给大名。同样是水稻农业国，暹逻时代的传统赋税是10%，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40%，可实际要交纳的还要高。在一些藩中，赋税高达80%。另外还常常会有强迫的劳动役和无偿服务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消磨了农民的时间和精力。和武士一样，农民也限制家庭人口的数量。整个德川时代，日本全国人口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这段漫长的和平时期内，一个国家的人口可以基本保持不变，这足以说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不管是寄生阶级还是劳动阶级，政府都对两者实行斯巴达式的严格控制。人们之间，以及上下属之间都有很大的依赖性。人们非常清楚自己的义务、权利及位置。要是破坏了这些原则，最贫困的阶级就会反抗。
极度贫困会导致农民反抗，不但会反抗封建领主，还会反抗幕府当局。在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六十年间，农民起义了上千次之多。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四公六民”的传统重赋，而是要抗议不断增加的赋税。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成群结队涌向藩主以表抗议，不过请愿和谈判是井然有序的。农民们写好请愿书，之后上呈给藩主内臣。要是内臣将请愿书扣压下来，或者藩主置之不理，他们就会派代表去江户将状子呈递给幕府将军。在一些有名的谈判例子中，都是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道上拦截幕府高官的车子，直接呈状子以确保状子不会被扣压。虽然农民呈状子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幕府当局在收到状子后会马上着手调查，并很快就宣判，且判决结果常常是有利于农民的。
幕府当局是这样看待农民上访事件的：农民的抱怨也许是正当的，国家对他们意见的重视也是可取的。不过，日本人对法律和秩序的服从程度还是差强人意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们违反了等级制的法令。虽然最后的判决是有利于农民的，但不得不重视的是：农民起义者的行为已经破坏了必须忠贞这一基本律条。所以不论他们的出发点怎样正确，他们也理当处以死刑，甚至那些农民也应当一起受刑。尽管他们称被处死刑的人为英雄，但处刑那天，当人们聚集刑场，亲眼目睹起义的领袖们被下油锅、砍头或者钉在木架上时，在场的农民却不会发生暴动。这就是法令，这就是秩序。人们可以在事后给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建碑立祠，奉他们为殉难烈士。但是他们必须受到惩罚，因为这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等级制法律的核心。
简而言之，德川幕府历届统治者都在力图巩固、强化各藩的等级结构，以便让每一个阶级对封建领主产生深深的依靠感。在任何藩中，居于等级制最高端的是大名，因此他能对属下行使特权。将军最主要的行政职责就是控制大名，他务必采取一切手段来杜绝大名结盟或推行侵犯计划。各藩边界上都设有哨所关卡，严格查验过往行人，严禁“出女入炮”，以防止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没有将军的许可，大名不可以联姻，以防出现政治联盟的危险。各藩之间的通商也受到阻碍，甚至彼此之间不可以架桥。此外，将军还会不时派遣密探去了解各大名财政收支情况，当发现哪个藩主的金库丰盈，将军就会派给他巨额的土木建筑工程，用以消耗他的资金。在各式规定之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大名必须一年当中有一半时间住在京城（江户），当返回自己领地时，必须将自己的妻子留在江户作为将军的人质。幕府意图通过这些方式确保自己的权威，并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
当然，因为将军也是由天皇任命来执掌政权的，所以在这个拱形的等级制权力结构中，将军并不是最重要的力量。不过在日本的幕府统治时期，天皇和世袭贵族们基本上隐居在京都与世隔绝的深宫中，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实权。天皇的财政来源甚至还不及一些大名，幕府还严格规定了宫廷中的一切仪式。尽管这样，就算是最有权有势的德川将军，也不曾想过要改变这种由天皇和实际统治者共同实行双重统治的局面。这也使双重统治在日本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十二世纪开始，将军就常常掏空天皇的实权，自己以天皇的名义来统治整个国家。曾有一个时期，这种双重统治的现象尤为显著，以至于天皇将实权托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而那个世俗首领又将权力的行使权交给了自己的政治顾问。像这样的权力委托和再委托是很普遍的。即使是在德川幕府即将崩溃时，佩里将军也没想过要咨询下天皇的意见，他早已忽略了天皇的实际存在。1858年，美国的第一任驻日大使哈里斯在和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时，也是靠自己在谈判中的慢慢摸索才发现这些实权者背后还有天皇的存在。
事实上，日本人对于天皇的概念和太平洋各岛上持有的皇帝思想是相同的。天皇是神圣的精神首领，是否参与政治都无妨。有些太平洋岛屿上，皇帝自己行使权力；有些岛屿上，皇帝则将权力委托予人。但皇帝本身是神圣的。新西兰各部落中，神圣首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甚至不能自己取食，必须由专人奉食，奉食的汤匙是不可以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的。外出必须由人抬送，因为只要经过他神圣双脚接触过的土地都自动成为圣地，归为神圣首领所有。任何人都不可触摸他最为神圣的头部。他的话可以传达到部落诸神的耳朵里。例如在萨摩亚岛、汤加岛这些太平洋岛屿上，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完全无关，由世俗的首领掌管一切政务。十八世纪末去过东太平洋汤加岛的詹姆斯·威尔逊写那里的政府时说，它“与日本很相似，在那里，神圣首领是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汤加岛的首领不参与政务，但把持宗教仪式。他摘下园中的第一颗果实并亲自主持相应的仪式，然后人们才可以吃园中其他的果实。精神首领去世时，讣告时要这样说“天堂虚空了”，他通常会葬入王墓，但他却从不处理政务。
尽管在政治上毫无实力，有时候还被称为“国家的某种政治犯”，但在日本人思想中，天皇在等级制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对日本人来说，衡量天皇身份的尺度并不是要天皇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在征夷大将军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时期，日本人自始至终都认为天皇应当深居于京都的宫廷中。只有在西方的观点中，天皇的作用才是多余的。但对等级、地位、角色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的日本人来说，天皇的作用并不是多余的。
从天皇到贱民，近代日本都打上了深深的封建等级思想的烙印。毕竟，站在法律的角度上来说，日本结束封建统治仅仅是75年前的事情。但对个人来说，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惯在人的一生中都不会消亡。在下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国家的目标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但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仍竭尽全力企图能将等级制度保存下来。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时，甚至会将最具体的细节也考虑进去，似乎是在绘制一幅精密的地图。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的法律和秩序都是依靠铁腕和强权来维持的。因此，日本人觉得只要严格遵守这个严密等级体系的行为规范，就能保障日本的安全和稳定。只要人们在公认的界限范围内行事，只要日本人严格地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日本还是能够信赖这个世界的。这样，就可以平息刁民贱党，制止各大名之间的内战。要是民众能充分证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那么他们也能像农民受到剥削时那样公然上访。虽然这样做个人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大家还是认可这种做法。在幕府统治时期，有些开明的将军甚至还建立了“投诉箱”，只有将军有这个箱子的钥匙，而每个公民都有权向投诉箱寄投诉信。在日本，要是一方受到另一方的侵犯，而这一行为是行为规范所不允许的，那么被侵犯的一方可以得到国家的全力保护。因此人们都很信赖行为规范，并认为自己只要遵守它，就一定是安全的。一个人的勇气和亲和力是体现在和现行行为规范是否一致上，而不是体现在他对现存制度的抗议或者修改上。在这些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可知可靠的世界。这些规范并不仅仅是一些抽象的道德准则，也是一系列具体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了在哪种场合该怎么行事；武士在这种情况是应该怎样，平民又该怎样；兄长该怎样，而弟弟又该怎样，等等。
和那些长期生活在强有力的等级制统治下的民族不同，日本在这种制度下并没有变得顺从。但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各个阶层都受到某种保障。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垄断他们的特种行业的保证，当局也认可他们的自发团体。虽然每个阶层受到的限制非常大，但又是有安全保证的。
日本与印度有一点非常相似，等级限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日本，在不破坏常规的前提下，你可以采用一些小技巧来适度利用等级制度，通过很多方法来改变自己的身份等级。在市场经济下，放高利贷的人和商人必定会先富起来。当他们富起来后，就会想尽各种方法来跻身上流社会。例如他们可以利用典押和地租摇身一变成为“地主”。虽然明文规定不允许土地买卖。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日本的地租很高，所以让农民继续在土地上工作是对地主最有利的，而高利贷者们则通过对土地收取佣金来获取利益。这种土地“所有权”在日本是名利双收的行业，而这些土地“所有者”的子女们则通过与武士阶层通婚而成为贵族。
还有一个传统的变通方法就是收养，它提供了一种“购买”武士身份的思路。虽然德川氏严厉限制商业，但商人还是很快富了起来。因此，商人们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家庭做养子。不过日本人更喜欢招女婿而不是收养子。入赘的女婿称作“婿养子”，可以成为岳父的继承人。作为“婿养子”，所要付出的代价相当大。户口需要迁入妻子家，从此以后就要改姓妻子家的姓，和岳父母生活在一起。付出的代价高，但得到的实惠也不少。当富裕的商人家的后代成为武士后，原本经济困难的武士家庭实际上就与财富扯上了关系。正是通过这些手段，才没有发生反对等级制度的暴动或叛乱。通过这些手段，富人渐渐跻身上等阶层。
所以日本的等级制并不要求只能同一阶层通婚，一些“攀高枝”的方法都是大家认可的。这些做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富裕的商人渐渐跻身到上层的武士阶层。这种情况，让西欧与日本之间的差异愈发大起来。在欧洲，力量日趋增强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导致了各国封建制度的崩溃，中产阶级统治了现代工业时代。而日本没有产生这样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者公然买取上层阶级的身份，此外，一些商人还和下级武士通婚以达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然而最让人感到惊讶的就是当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同处于垂死挣扎阶段，日本比欧洲允许不同阶层拥有更大的流动性。对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象征就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存在贵族与中产阶级之中。
显而易见，这两个阶级拥有共同目标，保持克制是件双赢的事。类似的情况法国也出现过，在西欧也有两三例，不过整体来讲，阶级的固定性在欧洲还是非常顽强的。在法国，阶级冲突竟然导致了贵族破产。但在日本，不同的阶级彼此相连，由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级武士组成的联盟推翻了腐朽的幕府统治。虽然近代日本仍然保留贵族制度，但要是日本没有采取容许阶级自由流动的手段的话，很难发生这样的情况。
日本人做事循规蹈矩是有他们理由的。因为在日本你只要按规矩来，你就能获得充分的安全感；这种规范要求抵抗外敌，并要适度调整自己对利益的要求；它要求相互间要履行义务和承诺。十九世纪中叶，德川幕府崩溃时，日本没有一个集团主张废除这些规范。那里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连“1848年式的革命”（指“二月革命”）也没有发生。不过事已至此，谁也回天无力。上至幕府将军下至平民，每个阶级都欠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和巨额的财政支出已无法维持平衡，财政窘迫的大名已无力支付武士侍从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网络都受到人们的指责和讥笑。这样的情况下，大名们企图靠增加农民的税赋来避免破产和崩溃，幕府更是寅收卯粮，常年预收，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幕府统治也难以维持，濒临破产。1853年当佩里司令官率兵到来时，日本国内的危机已到了极致。1858年他用武力夺取了日本的政权，鉴于日本当时无力反抗的状况，随后与美国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
但当时日本举国上下的口号却是“一新”，即复辟，恢复王政。这是与革命完全对立的，甚至是倒退。另外一个与“尊王”口号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排夷”，即打压外邦。国民依然怀揣着回到闭关锁国“黄金年代”的幻想，而极少数懂得这条道路行不通的领导人却接连被暗杀。似乎没有迹象表明这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会改弦更张，能顺应西方模式，更不用说50年后竟然可以与西方国家一争高下。但这一切终究还是发生了。日本发挥了与西欧各国完全不同的长处，达到了高层人士和一般舆论都没有要求过的目标。在19世纪60年代，任何西方人都不看好日本的未来。因为在西方人的水晶球中，在地平线上并没有出现巴掌大的乌云。因此他们没有料到20年后日本会有一场变革的飓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日本的民众一反落后的、受等级思想束缚的常态，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定地走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