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悄悄地掀起了一股“曾国藩热”。除了学术界、出版界空前活跃之外，政界、工商界对曾国藩的兴趣似乎也非常浓厚，以至于“从政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这句话竟然可以堂堂正正地刊登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这无疑是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关“曾国藩热”产生、形成的基本原因，有人作了系统的分析考察，认为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是世界范围内的儒学复兴为“曾国藩热”的出现准备了土壤；二是“曾国藩热”是领袖崇拜的自然延伸与纵深发展的结果；三是“曾国藩热”是新形势下新道德重建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四是由学术研究热潮转为社会热潮的契机是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出版发行。我们认为这些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曾国藩是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并不是要简单地、机械地将一百多年前的“曾文正公”、“中兴第一名臣”复原并抬出来，让死人压住活人。正确而又冷静的态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历史主义相结合，既将曾国藩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肯定其比他的前人提供了些什么新的东西，又站在今人的角度和立场上指出其缺点和错误，即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换言之，即通过对曾国藩思想言行的分析考察，明了中国近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变化如何作用于社会心理，并通过社会心理影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曰明了这种特定的思想文化现象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心理，以及它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施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力。总之，通过对曾国藩思想文化的科学探讨，批判地继承其可资借鉴的某些有益成分。
要达到上述这样一个基本目的，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学术界同仁的艰苦努力，也就是说要靠学者们依据第一手资料，运用正确的方法，坚持严肃的态度，对曾国藩的功过是非得出科学结论。我们认为，广播剧也好，电视剧也好，历史小说也好，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时代社会对历史人物的好恶感，但这还是表层性的、浅显性的，并不能够从深层、在科学意义上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真实、全面地反映出来。以往在曾国藩研究问题上之所以出现“圣人”、“完人”与“汉奸”、“刽子手”、“卖国贼”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也就是由于人们出于某种政治的和人为的需要来对曾国藩加以任意改塑，其结果是使我们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无法解脱的窘境。今天，我们只有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尽力防止“左”、“右”两种政治倾向对学术领域的人为干扰，才能使曾国藩研究朝着正常的轨道更深入一步。
基于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编译了《名人评曾公》这本小书，以此为研究者们提供一点基本参考资料。换一句话说，通过对曾国藩逝世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七十多年间，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对曾国藩思想言行所作评判的回顾和总结，为学术界也为政界、工商界乃至现阶段对曾国藩有兴趣的人们，从历史的角度提供一点“调味剂”。在本书所选录的五十多位名人中，有曾国藩同时代的门生故旧，有洋务派思想家，有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有国共两党政治要人和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曾国藩的治军、治学、治家、为人处世、个人人格等作了不同的评价，带有时代环境和本阶级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深深痕迹。我们在对原文进行标点、注释和翻译之后，又对每篇作了简要的评析。为了突出篇目主题内容，我们对每篇文字拟选了较为合适的标题。须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有些篇章文字已经属于白话文，故未作翻译；而少数几个人的生平事迹不详，但评述文字又很有代表性，所以在评主简介中特加说明，如“生平事迹待考”之语；我们所作的“评析”，也只是一家之言，同样不能算做是定论。这些都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由于曾国藩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更由于我们学识有限，在每篇的选取、文字的编译、内容的评析等方面一定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敬乞读者批评指正。
成晓军1995年7月
于河北大学困知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