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我打开电脑，在网上查毛老人唱的歌，那首歌名叫《毕业歌》，词作者是田汉，聂耳作曲。此歌是影片《桃李劫》的主题歌，摄于一九三四年。我把结果告诉爹，让爹以后去告诉毛老人和田老人。那天晚上，爹没法睡觉。第二天中午，一张皮皱皱的老脸上还满是困意。爹没想到田矮子还活着，也没想到毛领子还活着，他为他们激动得失眠了。我很理解爹，他打了整整十一年仗，先是打日本人，后又转为游击队打日本人和国民党军队，直到一九四九年底，这个不愿意打仗且害怕战争的人才告别战争。但是这段往事却无法告别，总是在他的记忆里，在他的脑海深处翻腾。每当夜深人静，他进入梦乡后，他脑海里就开始打仗了，日本人来了，他得拿起武器，与那些早已牺牲或没牺牲的弟兄一并抗击日本侵略军。醒来后，他会呆呆地望着黑夜或蓝天冥想。
吃午饭时，爹忽然很认真的样子看着我说：“有两件事，我有疑点。”我吃惊地望着爹，不知道爹有什么疑点：“您说什么疑点？”“我仔细回忆了又回忆，田老的记忆有错，”爹严肃着脸说，“我记得那个衡阳学生兵是他亲手枪毙的，怎么他说是少校龙连长枪毙的呢？”我看着爹说：“也许你记错了。假如是田叔叔亲手枪毙的，他应该会记得。可能是你记错了。他不可能记不住自己枪毙人的事情。这是大事情，不可能忘记。”“就是、就是，”爹说，脸上一脸慎重，“我明明记得是他枪毙了那个衡阳学生兵，他怎么会把这事推到龙连长头上？当时他是那个衡阳学生兵的排长，那个排都是衡阳学生娃，都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都只有十五六岁。我记得当时日本兵来了，他让他们集合，他们乱成一团，他火了，一枪结果了一个哭脸的士兵，这才使那些衡阳兵镇静下来。”
“后来那些衡阳学生兵怎么样了？”我问。“后来他们都战死在天马山阵地上，”爹回忆说，“我就是搞不明白，田老怎么会说是龙连长枪毙了他那个排的一个衡阳兵？明明是他亲手枪毙的。这事我不会记错。”
我变得严肃起来，“昨天田叔叔说到这事时，您怎么没向他指出呢？”“当时我就在想这事，想他怎么会记错。”
“毛叔叔也晓得这事吗？”“他应该晓得。”爹说，感到不理解的形容瞅着我。“我奇怪田老怎么会把这事记错？”爹不理解道，“还有一件事，田老怎么会一点也想不起东北姑娘小丽了？那是他当年拼命想过的女人，连毛国风都记得，他却一点也没印象了。这我有点想不明白。”
爹又问我：“是不是田老有意识回避？”我问爹：“田老要回避什么呢？”爹说：“这就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
爹又说：“他为什么要对我和毛老说是龙连长枪毙了他的衡阳学生兵？是他良心不安吗？是不是他亲手枪毙的这个衡阳学生兵折磨了他几十年，致使他把这个噩梦移花接木样地接到龙连长身上了？或者是多少年里，他一直把自己干的这件事儿往龙连长身上推，一想起这事就往龙连长身上安插，一推再推，以致发生了记忆错误，自己也相信了呢？”爹停顿了下：“另外，那个东北姑娘小丽，我们这些旁观者都能想起来，田老却说他一点也不记得了。这事儿让我奇怪，也让我想不透。小毛，你说说看这是为什么？”
看来，爹昨晚很认真地想了一夜，难怪爹满脸迷惑、怅然、不解。我说：“爸，东北姑娘小丽，也许田老可能是真忘记了。毕竟那是个风尘女子，不值得他记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个被田老打死的衡阳兵，他一定不会忘记。”
爹看着我，我继续说：“我琢磨这事曾经折磨过他，致使他六十多年后，一看见您，便向您提及此事。假如这事儿没折磨过他，他早就忘了，就像遗忘了你和毛叔叔提起的那个东北姑娘小丽一样。只是，我不懂，田老为什么会把这事推到龙连长身上，未必这样做，良心上会好过一点？”
爹说：“你说得有道理，人老了就开始检查自己的良心了。”
几天后，爹又去拜访了两位昔日的朋友。爹让我把他送到田老人居住的那条陋巷前，自己下车，一脸精神地走进去，拄着拐杖，戴一顶我妻子为他买的灰色遮阳帽。那天太阳很强烈，天气有点热。晚上八点钟，他才打的回来，脸上很兴奋。我问他问了田老那些事儿没有。爹说：“不好问啊，既然他那样说，就没必要再提那些事。”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又送爹去了田老人住的那条小巷前，让他们去叙旧。再过一个多星期，爹想他们了，我再次送爹去幸福巷小学，让爹找他们聊天。十月份，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去公司后，爹自己去找他们。中午时，我回到家，不见了爹，正郁闷，忽然家里电话响了，毛老人打电话来，说我爹和他在一起，还有田老。爹需要跟人交流，他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当然有说不完的话。那天下班，我去幸福巷小学，把爹接了回来。毛老夫妇对我爹挥手，爹也对毛老夫妇挥手，感觉几位老人分别时十分亲切。
爹在车上对我说：“他们两口子感情好。”那是爹最后一次去找他们，之后爹就没再去找他们了。这是有关投桃报李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严重，但它又确实是一个问题存在于老一辈人——比如我爹的心里。老一辈人讲究你来我往，所谓你来我府上拜访，我必定要抽空回访。这是一个礼貌性质的问题，我们这辈人脸皮厚，无所谓，但老一辈人很看重你来我往的交往方式。爹满腔热情地去了五次，现在应该在家里接待回访了，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下来，却不见任何回访迹象，连电话都没打来一个。爹就有些生闷气了，并努力克制着自己那番一厢情愿的情感，坚持着不去找他们聊天。一天一天过去，转眼就二○○八年了，爹整天闷闷地坐着。
我知道爹想他们，便劝道：“爸爸，今天天气这么好，我送你去幸福巷小学？”“我不去。”爹干脆地回答我。“其实这也没什么，你想去就去。我给毛叔叔打个电话？”“不要打，不要打。”爹摆手说。
“这真的没什么，问候一下也好么。”“不要打，不要打，”爹发着小孩子脾气说，“我不想去了。”“为什么不想去了？”“他们不来，我就不去，”爹说，“我们都是要死的人了，用不着走那么密。”我说：“那你就不要再挂念他们。”
“我是不愿意想这些事。”爹下着狠心说。
我后来想，也许这个错误出在我身上。假如我那天没开车去，假如我那天没一番好心地带他们去通程大酒店吃饭，假如那天没有吃两千多元钱，而是在一个什么饭店只吃百来元的饭菜，也许就不会有隔阂或者距离。距离是我造成的，这就正所谓好心人办坏事。我把三位老人的距离拉开了，我爹的生活似乎高高在上，而田老人和毛老人生活得很平民。他们一个月只有千把元退休工资，他们的子女也没混出名堂，他们没车坐，也没进过那样的酒店，而在他们眼里，我爹似乎是常常进那样的酒店和常常坐着高级轿车出访的。
这就是距离。距离有时候产生美感，但更多的时候是产生隔膜。我今天想，田老人和毛老人在通程大酒店的餐桌上说的那番话：我什么都没得到，也就什么都没失去。可能是有针对性的，至少也是坐在那处富丽堂皇的餐厅里有感而发。假如他们不坐在那样的餐厅里，也许就不会发出那样的感慨。也许我的猜测是错的，是一种狭隘的猜测。也许他们多少年前就有那种认识！什么都没得到，就什么都没失去。得到此，必失去彼。也许他们不愿意结交朋友，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失去朋友。
我这样看是很好的，我这样看就不会因为爹的不愉快而对另外两位昔日的抗日英雄产生抵触情绪，反而会更进一步去尊重这两位老人。
爹再也没去寻田老人和毛老人聊天，爹也在试图忘记他们，既然他们对爹闯入他们的生活并非那么热情，又没回访，那就淡然处之吧。爹控制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努力控制着，结果就控制出毛病来了。
“我想回黄家镇，我想回黄家镇。”爹满脸哀容地说。“黄家镇有什么好？”我反对爹只身回老家，“当年就是老家的严主任和刘股长他们，把你逼得装疯，把妈妈逼得走投无路而投河自杀。你还要回那样的地方住？”“我还是想回去住。”爹说，苦皱着苍老的猩猩脸。“我老了，叶落要归根啊。”我把姐调来了，常常我姐总能镇压我爹那躁动的情绪。一是我姐是医生，其次我姐为人泼辣，而且在我爹装疯的那两年里，都是我姐操持家务，所以她有理由认为自己劳苦功高。爹有点怕说话叫叫嚷嚷且有点凶的女儿。
“你住在小毛这里还要怎么好？什么都不要你操一点心，饭菜不要做，衣服不要洗，你住回黄家镇哪个管你？”姐训斥爹道，“你要回黄家镇住，我们就不管你了。”
爹说：“我还是想回黄家镇。”“小毛这里就是你的家。”姐说，“你要明白！”“我明白，我还是想住回黄家镇。”爹说，呜呜呜呜，哭了。
姐奇怪了，见爹哭了，心软了下来，“怎么啦？又没哪个打你、恶你、对你不好，你哭干什么？你以为你还是几岁？都快九十岁了。”
“呜呜呜呜我要回去，呜呜呜呜我要回去。”爹哭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