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初，曾经是我爹的部下，后来在省里做大官的何厅长来白水县视察工作。何厅长是黄家镇下属的一个名叫彭家村的人，他的老家距镇街上有五里多远。爹曾率领三十名精干的游击队员，于一九四四年冬在那里闹腾了一天，并把当时只有十三岁的何厅长吸收进游击队里。何厅长喜欢戎马生涯，全国解放后的第二年，抗美援朝的战争一爆发，他报名去了朝鲜，当时他只十九岁，但已是老革命了。由于他当过游击队，一进部队就当了连长，接下来又当了营长，接着又升任副团长。他升得很快，一九五四年授军衔时，他就是中校团长了。他转业到地方上，也平步青云。厅长是老红军，打过国民党军、打过日本兵，赏识他，觉得他聪明、能干、正直，先是给他副处长当，两年后让他当了处长，不久又升他副厅长，厅长退下来时把宝座让给了他。“文化大革命”后，他当了湖南省副省长，那是他政治生涯的顶端。然后在副省长的位置上，患鼻癌去世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以当权派的身份受到了些冲击，但何厅长这样的人是无法被造反派扳下政治舞台的。他跟周总理照过相，还和毛主席合了影。抗美援朝凯旋后，他所在的那支英雄部队团以上的军官均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先是受到周总理接见并跟他们合影。后来毛主席也接见了他们，也同他们合了影。毛主席坐在中间，他的脑袋嵌在毛主席的脑袋上，幸福地笑着。就是这张合影成了他的护身符，保住了他的一切。他把这幅长长的照片镶在镜框里，挂在正墙上，并指给来他家揪他的造反派看。
“伟大领袖毛主席——你看，”他让冲进他家的造反派欣赏墙上的相片，“这是我。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卫士。”
来他家造反的造反派果然看见他的脑袋露在毛主席的脑袋上，并在那里微笑。那是一个永恒的微笑。那个微笑让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对他也不敢动手动脚。
一九七一年他官复原职，仍然领导他所在的那个厅的一切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他回过家乡一次，现在他又衣锦还乡了，带着司机和秘书。他坐在黄家镇革命委员会的接待室里，想起了我爹。他开玩笑地问刚上任不久的镇革委会严主任：“啊，我的老上级呢？怎么不见他人影？他躲着我啊？叫他一起来吃饭嘛。”他是指我爹。
严主任就是把我爹整疯的严副主任，他顿时脸色蜡白。何厅长又说：“老严，叫他来叫他来，老黄同志是我的老领导啊。”严主任嗫嚅着说：“现在现在一时找找他不到，他到县里开会去了吧。”“县里开什么会？”何厅长问陪同他一起来黄家镇视察的县革委会李主任。李主任摸摸自己的脑袋，“我也不晓得，小严，是开什么会？”
严主任被县革委会李主任问得措手不及，当然就回答不上来。“这个这个，我也搞不清。要问问他们。”
何厅长哈哈一笑，“这样吧，让我的司机把老黄同志接来，我要和我的老领导聊几句。来了，不见面，那就生分了。”
何厅长那时候坐一辆伏尔加轿车。那时候这种苏联轿车是权力的象征，只有正厅级干部才有这种轿车配。何厅长的司机就坐在何厅长后面，他忙起身，做出了出发的姿势。
严主任慌了神，脸色都变了，这种六神无主的神态被何厅长看在眼里了。当过军人的何厅长是个干脆人，马上厉声说：“怎么回事？你讲给我听听。”
严主任说：“黄抗日同志患了精神病，现在在家里休休休养。”“是这么回事吗？”何厅长瞪大眼睛，脸上很不高兴，“他怎么患精神病的？”严主任吞吞吐吐了半天才说：“我安排人去把他叫来。”“不必了，”何厅长拉下他的首长面孔，“我要亲自去看看老领导。”
那天我在读书，姐已初中毕业，在一家裁缝店学做衣服。爹一个人在家，勾着头，缩在被窝里睡着。这是因为爹没棉袄穿，怕冷。一行人走向我家时，爹的耳朵很灵，马上听出来者里有严主任的声音，便想完了完了，自己可能因不谨慎，暴露了。爹的思想正在迅速检查自己在哪里出了错，却听见一个人叫他：“老黄，老上级，老队长啊。”
爹觉得这个声音很陌生，想肯定有诈，就装没听见。一行人走了进来，马上把这个小屋子挤满了。严主任见我爹睡在床上动也不动，就表示出关心的样子，拍拍我爹的肩说：“老黄同志，何厅长和县革委会李主任来看你了。”
爹装疯，不看他们。“老黄同志，”严主任继续说，“何厅长和县里的领导来看你了。”何厅长和言细语地说：“老领导，我是小狗子呀。”何厅长当年在我爹手下当游击队员时，小名就叫“小狗子”。爹睁开眼睛，转过头来，看着这位被黄家镇的最高人士前呼后拥的小狗子，爹想装不认识，但他禁不住战友相逢产生的那股强力冲击，说：“小狗子？”小狗子在一九七一年时还不到四十岁，比县革委会李主任、镇革委会严主任都要年轻，官衔却高出他们一大截，正所谓前程远大，就英气逼人。“老上级，谁把你弄成这副模样？我要撤了他的职，毙了他。”小狗子像在部队里当团长样大声说，脸上更加英气逼人。“这像话啊，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的老上级？李主任啊，你的干部素质太差了，”小狗子说着摇摇头，“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老革命？”
李主任的脸黑了，觑着严主任。“这是怎么回事？你解释。”严主任脸色苍白，因为李主任直接掌握着他的命运。他慌忙说：“解放前，在镇上担任国民党治安队副队长的黄花菜，检举说，黄抗日同志是叛徒。”小狗子拍了下桌子，表情极为愤慨。“老革命的话你们不信，国民党治安队副队长的话你们却相信？你们的耳朵是怎么生的？怎么只相信坏人的话？黄抗日于一九四九年九月被捕的事，我是清楚的，是我领着攻打县城的游击队员把他从乡公所里救出来的。”
爹看着小狗子，不知道应该装没听懂，还是表示自己听懂了，正犹豫不决，小狗子又怒容满面地说：“黄花菜我太熟悉了，解放前就是个为非作歹的流氓，仗着自己有几杆枪，胡作非为！坏人的话你们也信？你们这些基础干部没一点脑子啊。”
爹听毕，觉得再也没必要装疯卖傻了，因为在这间冰冷、破烂的房间里，爹忽然看见一颗太阳出来了，升在他的眼里，刺了下他那双阴霾霾的眼睛，眼泪水蓦地奔了出来，洗刷着他的眼球，并迅速地流过他那张因激动而颤抖的脸，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小小小狗子，”爹的嘴抖得很厉害，“真真的是是你你你啊。”
小狗子伸出他那双温暖的大手，握着我爹的手说：“老上级，走，喝杯酒去。”中午我放学回家时，爹已不在床上了，我忙出来找爹。邻居笑着告诉我，我爹被一个大官接走了，“一辆小车把你爸爸接走了”。我很惊讶，问邻居：“我爸被接到哪里去了？”邻居说：“你去镇革委会问一下就晓得了。”我丢下书包，大步向镇革委会跑去，路上，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猛刮着我的脸，可我没一点冷的感觉，心里暖暖的，还上蹿下跳。我隐约记得，童年时候母亲说，有一个爹过去的老下级，在省里当大官。我暗想不是他来找我爹吧？我跑进镇革委会，镇革委会的几人告诉我：“何厅长把你爸爸接到县里吃饭去了。”
“接到县里吃饭去了？”“是呵，”镇革委会的人说，“还有县革委会的李主任和我们严主任。”傍晚，爹才回来，喝醉了，一脸通红。何厅长的伏尔加轿车送他回来的，司机搀扶着我爹，爹迷迷糊糊地走进家，一倒到床上，对我和姐说：“小毛、小兰，爹再也不用装疯了。”
我和姐正为爹命运的改变而狂喜，爹却打起了呼噜，呼噜声很匀，很踏实，不像从前，睡觉都不敢放松警惕地睁着半边眼睛。
一个星期后，我们搬家了，搬离了那处臭烘烘的大杂院，搬进了镇革委会的宿舍，宿舍就在镇革委会后面，是栋青砖黑瓦的平房，前后两间加一间厨房。从此，爹早上又开始洗脸、刷牙和刮胡子了，装疯的历史至此终止，再也用不着对小孩子吹胡子瞪眼睛地怪叫“八格牙路，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