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宿舍的人都在厌烦她，虽然她是住在过道里。因为她夜里总是咳嗽着……同时在宿舍里边，她开始用颜料染着袜子和上衣。
“衣裳旧了，染染差不多和新的一样。比方，夏季制服，染成灰色就可以当秋季制服穿……比方，买白袜子，把它染成黑色，这都可以……”
“为什么你不买黑袜子呢？”我问她。
“黑袜子，他们是用机器染的，矾太多……不结实，一穿就破的……还是咱们自己家染的好……一双袜子好几毛钱……破了就破了，还得了吗？”
礼拜六的晚上，同学们用小铁锅煮着鸡子。每个礼拜六差不多总是这样，她们要动手烧一点东西来吃。从小铁锅煮好的鸡子，我也看到的，是黑的，我以为那是中了毒。那端着鸡子的同学，几乎把眼镜咆哮得掉落下来：
“谁干的好事！谁？这是谁？”
王亚明把面孔向着她们来到了厨房，她拥挤着别人，嘴里喝喝地：
“是我，我不知道这锅还有人用，我用它煮了两双袜子……喝喝……我去……”
“你去干什么？你去……”
“我去洗洗它！”
“染臭袜子的锅，还能煮鸡子吃！还要它？”铁锅就当着众人在地板上哐啷、哐啷地跳着，人咆哮着，戴眼镜的同学把黑色的鸡子好像抛着石头似的用力抛在地上。
人们都散开的时候，王亚明一边拾着地板上的鸡子，一边在自己说着话：
“哟！染了两双新袜，铁祸就不要了！新袜子怎么会臭呢？”
冬天，落雪的夜里，从学校出发到宿舍去，所经过的小街完全被雪片占据了。我们向前冲着，扑着，若遇到大风，我们就风雪中打着转，倒退着走，或者是横着走。清早，照例又要从宿舍出发，在十二月里，每个人的脚都冻木了，虽然是跑着，也要冻木的。所以我们咒诅和怨恨，甚至于有的同学已经在骂着，骂着校长是“混蛋”，不应该把宿舍离开学校这样远，不应该在天还不亮就让学生们从宿舍出发。
有些天，在路上我单独的遇到王亚明。远处的天空和远处的雪都在闪着光，月亮使得我和她踏着影子前进。大街和小街都看不见行人。风吹着路旁的树枝在发响，也时时听到路旁的玻璃窗被雪扫着在呻吟。我和她谈话的声音，被零度以下气温所反应也增加了硬度。等我们的嘴唇也和我们的腿部一样感到了不灵活，这时候，我们总是终止了谈话，只听着脚下踏着的雪，乍乍乍的响。
手在按着门铃，腿好像就要自己脱离开，膝盖向前时时要跪了下去似的。
我记不得哪一个早晨，腋下夹着还没有读过的小说，走出了宿舍。我转过身去，把栅栏门拉紧。但心上也总有些恐惧。越看远处模糊不清的房子，越听后面在扫着的风雪，就越害怕起来。星光是那样微小，月亮也许落下去了，也许被灰色的和土色的云彩所遮蔽。
走过一丈远，又像增加了一丈似的，希望有一个过路的人出现，但又害怕那过路人，因为在没有月亮的夜里，只能听到声音而看不见人，等一看见人影，那就像从地面突然长了起来似的。
我踏上了学校门前的石阶，心脏仍在发热，我在按铃的手，似乎已经失去了力量。突然，石阶又有一个人走下来了：
“谁？谁？”
“我！是我。”
“你就走在我的后面吗？”因为一路上我并没听到有另外的脚步声，这使我更害怕起来。
“不，我没走在你的后面，我来了好半天了。校役他是不给开门的。我招呼了不知道多大工夫了。”
“你没按过铃吗？”
“按铃没有用，喝喝，校役开了灯，来到门口，隔着玻璃向外看看……可是到底他不给开。”
里边的灯亮起来，一边骂着似的哐啷啷啷地把门给打开了：
“半夜三更叫门……该考背榜不是一样考背榜吗？”
“干什么？你说什么？”我这话还没有说出，校役就改变了态度：
“萧先生，您叫门叫了好半天了吧？”
我和王亚明一直走进了地下室。她咳嗽着，她的脸苍黄得几乎是打着皱纹似的，颤嗦了一些时候，被风吹得而挂下来的眼泪，还停留在脸上，她就打开了课本。
“校役为什么不给你开门？”我问。
“谁知道？他说来得太早，让我回去，后来他又说校长的命令。”
“你等了多少时候了？”
“不算多大工夫，等一会，就等一会，一顿饭这个样子。喝喝……”
她读书的样子，完全和刚来的时候不一样，那喉咙渐窄小了似的，只是喃喃着，并且那两边摇动的肩头，也显着紧缩和偏狭，背脊已经弓了起来，胸部却平了下去。
我读着小说，很小的声音读着，怕是搅扰了她，但，这是第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只是第一次？
她问我读的什么小说，读没读过《三国演义》？有时，她也拿到手里看看书面，或是翻翻书页：“像你们多聪明！功课连看也不看，到考试的时候也一点不怕。我就不行，也想歇一会，看看别的书……可是，那就不成了……”
有一个星期日，宿舍里面空朗朗的，我就大声读着《屠场》上正是女工玛利亚昏倒在雪地上的那段。我一面看着窗外的雪地，一面读着，觉得很感动。王亚明站在我的背后，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看过的书，也借给我一本，下雪天气，实在沉闷，本地又没有亲戚，上街又没有什么买的，又要花车钱……”
“你父亲很久不来看你了吗？”我以为她是想家了。
“哪能来！火车钱，一来回就是两元多……再说家里也没有人……”
我就把《屠场》放在她的手上，因为我已经读过了。
她笑着，“喝喝”着，她把床沿颤了两下，她开始研究着那书的封面。等她走出去时，我听在过道里她也学着我把那书开头的第一句读得很响。
以后，我又不记得是哪一天，也许又是什么假日，总之，宿舍是空朗朗的，一直到月亮已经照上窗子，全宿舍依然被剩在寂静中。我听到床头上有沙沙的声音，好像什么人在我的床头摸索着，我仰过头去，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是王亚明的黑手，并且把我借她的那本书放在我的旁边。
我问她：“看得有趣吗？好吗？”
起初，她并不回答我，后来她把脸孔用手掩住，她的头发也像在抖着似的，她说：
“好。”
我听她的声音也像在抖着，于是我坐了起来。她却逃开了，用着那和头发一样颜色的手横在脸上。
过道的长廊空朗朗的，我看着沉在月光里的地板的花纹。
“玛利亚，真像有这个人一样，她倒在雪地上，我想她没有死吧！她不会死吧……那医生知道她是没有钱的人，就不给她看病……喝喝！”很高的声音，她笑了，借着笑的抖动眼泪才滚落下来：“我也去请过医生，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你看那医生他来吗？他先向我要马车钱，我说钱在家里，先坐车来吧！人要不行了……你看他来吗？他站在院心问我：‘你家是干什么的？你家开染缸房（染衣店）吗？’不知为什么，一告诉他是开染缸房的，他就拉开门进屋去了……我等他，他没有出来，我又去敲门，他在门里面说：‘不能去看这病，你回去吧！’我回来了……”她又擦了擦眼睛才说下去，“从这时候我就照顾着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爹爹染黑的和蓝的，姐姐染红的……姐姐定亲的那年，上冬的时候，她的婆婆从乡下来住在我们家里，一看到姐姐她就说：‘唉呀！那杀人的手！’从这起，爹爹就说不许某个人专染红的，某个人专染蓝的。我的手是黑的，细看才带点紫色，那两个妹妹也都和我一样。”
“你的妹妹没有读书？”
“没有，我将来教她们，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读得好不好，读不好，连妹妹都对不起……染一匹布，多不过三毛线……一个月能有几匹布来染呢？衣裳每件一毛钱，又不论大小，送来染的都是大衣裳居多……去掉火柴钱，去掉颜料钱……那不是吗！我的学费……把他们在家吃咸盐的钱都给我拿来啦……我哪能不用心念书，我哪能？”她又去摸触那本书。
我仍然看着地板上的花纹，我想她的眼泪比我的同情高贵得多。
还不到放寒假时，王亚明在一天的早晨，整理着手提箱和零碎，她的行李，已经束得很紧，立在墙根的地方。
并没有人和她去告别，也没有人和她说一声“再见”。我们从宿舍出发，一个个地经过夜里王亚明睡觉的长椅，她向我们每个人笑着，同时也好像从窗口在望着远方。我们使过道起着沉重的骚音，我们下着楼梯，经过了院宇，在栏栅门口，王亚明也赶到了，并且呼喘，并且张着嘴：
“我的父亲还没有来，多学一点钟是一点钟……”她向着大家在说话一样。
这最后的每一点钟，都使她流着汗。在英文课上，她忙着用小册子记下来黑板上所有的生字。同时读着，同时连教师随手写的、已经不必要的、读过的熟字，她也记了下来。在第二点钟地理课上，她又费着力气模仿着黑板上教师画的地图，她在小册子上也画了起来……好像所有这最末一天经过她的思想都重要起来，都必得留下一个痕迹。
在下课的时间，我看了她的小册子，那完全记错了：英文字母，有的脱落一个，有的她多加上一个……她的心情已经慌乱了。
夜里，她的父亲也没有来接她，她又在那长椅上展开了被褥。只有这一次，她睡得这样早，睡得超过平常以上的安然，头发接近着被边，肩头随着呼吸放宽了一些。今天，她的左右并不摆着书本。
早晨，太阳停在颤抖的挂着雪的树枝上面，鸟雀刚出巢的时候，她的父亲来了。停在楼梯口，他放下肩上背来的大毡靴，他用围着脖子的白毛巾捋去胡须上的冰溜：
“你落了榜吗？你……”冰溜在楼梯上融成小小的水珠。
“没有，还没考试，校长告诉我，说我不用考啦，不能及格的……”
她的父亲站在楼梯口，把脸向着墙壁，腰间挂着的白手巾动也不动。
行李拖到楼梯口了，王亚明又去提着手提箱，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她把大手套还给她的父亲：
“我不要，你戴吧！”她父亲的毡靴一移动，就在地板上压了几个泥圈圈。
因为是早晨，来围观的同学们很少。王亚明就在轻微的笑声里边戴起了手套。
“穿上毡靴吧！书没念好，别再冻掉了两只脚。”她的父亲把两只靴子相连的皮条解开。
靴子一直掩过了她的膝盖，她和一个赶马车的人一样，头部也用白色的绒布包起。
“再来，把书带回家好好读读再来。喝……喝。”不知道她向谁说着。当她又提起了手提箱，她问她的父亲：
“叫来的马车就在门外吗？”
“马车，什么马车？走着上站吧……我背着行李……”
王亚明的毡靴在楼梯上扑扑地拍着。父亲走在前面，变了颜色的手抓着行李的角落。
那被朝阳拖得苗长的影子，跳动着在人的前面先爬上了木栅门。从窗子看去，人也好像和影子一样轻浮，只能看到他们，而听不到关于他们的一点声音。
出了木栅门，他们就向着远方，向着迷漫着朝阳的方向走去。
雪地好像碎玻璃似的，越远，那闪光就越刚强。我一直看到那远处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1936年3月
（首刊于1936年4月15日上海《作家》第1卷第1号）
花 狗
在一个深奥的，很小的院心上，集聚几个邻人。这院子种着两棵大芭蕉，人们就在芭蕉叶子下边谈论着李寡妇的大花狗。
有的说：
“看吧，这大狗又倒霉了。”
有的说：
“不见得，上回还不是闹到终归儿子没有回来，花狗也饿病了，因此李寡妇哭了好几回……”
“唉，你就别说啦，这两天还不是么，那大花狗都站不住了，若是人一定要扶着墙走路……”
人们正说着，李寡妇的大花狗就来了。它是一条虎狗，头是大的，嘴是方的，走起路来很威严，全身是黄毛带着白花。它从芭蕉叶里露出来了，站在许多人的面前，还勉强地摇一摇尾巴。
但那原来的姿态完全不对了，眼睛没有一点光亮，全身的毛好像要脱落似的在它的身上飘浮着。而最可笑的是它的脚掌很稳的抬起来，端得平平的再放下去，正好像希特勒在操演的军队的脚掌似的。
人们正想要说些什么，看到李寡妇戴着大帽子从屋里出来，大家就停止了，都把眼睛落到李寡妇的身上。她手里拿着一把黄香，身上背着一个黄布口袋。
“听说少爷来信了，倒是吗？”
“是的，是的，没有多少日子，就要换防回来的……是的……亲手写的信来……我是到佛堂去烧香，是我应许下的，只要老佛爷保佑我那孩子有了信，从那天起，我就从那天三遍香烧着，一直到他回来……”那大花狗仍照着它平常的习惯，一看到主人出街，它就跟上去，李寡妇一边骂着就走远了。
那班谈论的人，也都谈论一会各自回家了。
留下了大花狗自己在芭蕉叶下蹲着。
大花狗，李寡妇养了它十几年，李老头子活着的时候，和她吵架，她一生气坐在椅子上哭半天会一动不动的，大花狗就陪着她蹲在她的脚尖旁。她生病的时候，大花狗也不出屋，就在她旁边转着。她和邻居骂架时，大花狗就上去撕人家衣服。她夜里失眠时，大花狗摇着尾巴一直陪她到天明。
所以她爱这狗胜过于一切了，冬天给这狗做一张小棉被，夏天给它铺一张小凉席。
李寡妇的儿子随军出发了以后，她对这狗更是一时也不能离开的，她把这狗看成个什么都能了解的能懂人性的了。
有几次她听了前线上恶劣的消息，她竟拍着那大花狗哭了好几次，有的时候像枕头似的枕着那大花狗哭。
大花狗也实在惹人怜爱，卷着尾巴，虎头虎脑的，虽然它忧愁了，寂寞了，眼睛无光了，但这更显得它柔顺，显得它温和。所以每当晚饭以后，它挨着家凡是里院外院的人家，它都用嘴推开门进去拜访一次，有剩饭的给它，它就吃了，无有剩饭，它就在人家屋里绕了一个圈就静静地出来了。这狗流浪了半个月了，它到主人旁边，主人也不打它，也不骂它，只是什么也不表示，冷静的接待了它，而并不是按着一定的时候给东西吃，想起来就给它，忘记了也就算了。
大花狗落雨也在外边，刮风也在外边，李寡妇整天锁着门到东城门外的佛堂去。
有一天她的邻居告诉她：
“你的大花狗，昨夜在街上被别的狗咬了腿流了血……”
“是的，是的，给它包扎包扎。”
“那狗实在可怜呢，满院子寻食……”邻人又说。
“唉，你没听在前线上呢，那真可怜……咱家里这一只狗算什么呢？”她忙着话没有说完，又背着黄布口袋上佛堂烧香去了。
等邻人第二次告诉她说：
“你去看看你那狗吧！”
那时候大花狗已经躺在外院的大门口了，躺着动也不动，那只被咬伤了的前腿，晒在太阳下。
本来李寡妇一看了也多少引起些悲哀来，也就想喊人来花两角钱埋了它。但因为刚刚又收到儿子一封信，是广州退却时写的，看信上说儿子就该到家了，于是她逢人便讲，竟把花狗又忘记了。
这花狗一直在外院的门口，躺了三两天。
是凡经过的人都说这狗老死了，或是被咬死了，其实不是，它是被冷落死了。
（署名萧红，刊于1939年8月5日
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第371号）
初 冬
初冬，我走在清凉的街道上，遇见了我的弟弟。
“莹姐，你走到哪里去？”
“随便走走吧！”
“我们去吃一杯咖啡，好不好，莹姐。”
咖啡店的窗子在帘幕下挂着苍白的霜层。我把领口脱着毛的外衣搭在衣架上。
我们开始搅着杯子铃啷地响了。
“天冷了吧！并且也太孤寂了，你还是回家的好。”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
我摇了摇头，我说：“你们学校的篮球队近来怎么样？还活跃吗？你还很热心吗？”
“我掷筐掷得更进步，可惜你总也没到我们球场上来了。你这样不畅快是不行的。”
我仍搅着杯子，也许飘流久了的心情，就和离了岸的海水一般，若非遇到大风是不会翻起的。我开始弄着手帕。弟弟再向我说什么我已不去听清他，仿佛自己是沉坠在深远的幻想的井里。
我不记得咖啡怎样被我吃干了杯了。茶匙在搅着空的杯子时，弟弟说：“再来一杯吧！”
女侍者带着欢笑一般飞起的头发来到我们桌边，她又用很响亮的脚步摇摇地走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