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代，不管皇帝、贵族、商人还是农民，所有人在世界上的目的都只有一个---改善自己的生活。想改善生活，首先就要有钱，至于钱从哪里来，那就是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了。地里种点什么固然可以赚钱，跨海经商、走私也可以赚钱。
辽朝是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原本没有使用流通货币的传统和需求，原始的以物易物交换方式，在辽代经济生活中仍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辽代曾多次禁止在交易过程中，作为货币使用的布匹不符合规定长度，不准使用的禁令，可见布帛在辽代是通行的等价物。另外，牛羊也一直是契丹人的主要货币形式，而且，不仅在商业贸易中使用，甚至官吏的俸禄、赏赐亦是如此。
辽朝境内铁矿资源丰富，而铜矿相对不足，因此也不具备较大规模铸造本朝铜钱的条件。辽朝境内盛产金银，矿冶发达，再加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进贡的大量岁币银，金银也自然会大量流入市场，因此，金银充作支付手段，促进商业贸易的繁荣和货币经济的发展。
辽朝前期，与羊、布作为流通比价的同时，辽贵族也曾使用金银货币，辽穆宗就曾用银一百两买酒喝，在与西域诸国交易中，但凡购买珠宝、玉石等大额商品时，就用金银购买。
在耶律阿保机的父亲撒剌执政的时候，已开始铸造货币。在辽太祖时，辽朝已经有了自铸的金属货币。辽朝实行年号钱制，皇帝即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朝九帝，使用22个年号，多数年号钱已被发现。货币铸造由朝廷统一管理，严禁私铸和外流。辽太宗开始设置“五冶太师”这个职位，专门掌管辽朝铸钱工作。辽景宗时在中央设置铸钱院，相当于中央银行，每年都铸造大量的钱币。此后，长春州（今吉林乾安北）、平州（今河北卢龙）、辽西、蔚州（今张家口）等地都设有钱帛司，钱帛司的长官叫做都监或提点掌管司，管理地方铸钱的事情。
辽朝自铸币种类颇多而数量较少，长期以来，辽朝的货币政策是灵活多样的，根据不同的地域，可以灵活使用不同的货物作为货币，粮食、布帛、羊马、药材、皮毛、山珍等，都曾与金属货币一样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比价物，所以，直到辽朝中期时，北宋使臣胡峤在辽上京看到的，还是人们交易买东西不用钱而用布匹，直至辽道宗大康七年（公元1081年），朝廷才下诏正式废除布帛作为货币的职能。
除辽朝自铸货币外，民间还流通、使用汉、唐、五代和宋朝钱币。辽太宗时，后晋儿皇帝石敬瑭曾向辽朝供献沿边积钱百万缗，助辽军饷。辽圣宗时，曾下诏书开凿大安山（今北京房山境），获取地方大军阀刘仁恭在山洞中所藏的钱，与辽钱共同流通。澶渊之盟后，辽宋开展榷场贸易，宋钱不断流入辽境。辽朝使用汉、唐至宋所铸钱币数量远远超过辽朝自铸货币，在钱币使用上，相对于经济强国的北宋，经济孱弱的辽朝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
辽景宗时，因为辽朝实行了开明的政治经济改革，契丹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农业人口巨量激增，国内外贸易蓬勃繁荣，而辽朝中央发行钱币太少，供需发生矛盾，因此，发生的行用钱辅币“钱荒”，严重影响了契丹国内经济贸易的正常进行。辽景宗及他的皇后萧燕燕对“钱荒”异常重视，在认真分析了造成“钱荒”深层原因后，辽景宗毅然决然地采取了多种改革祖制的措施：一边开源节流，扩大铜钱的铸量；一边开铸新钱，加大铁钱铸造数量，运到北宋铁钱行用区，兑换宋朝铜钱回国行用；加快金、银、铜同模三铸的数量品种；扩大已有钱牌的数量，投入金银钱牌。这套针对“钱荒”的组合拳，很快就取得了成效，使铜钱投放量既满足了国内外经济贸易的需求。新旧互用，主辅平衡，契丹货币制度驶进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带领契丹经济奔向当时世界的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