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视野的扩大，与南方汉族政权频繁接触，以辽朝皇帝与贵族为首的精英阶层逐渐改变了以往落后的服饰观，华丽、高雅的汉人服饰逐渐代替皮毛走上历史舞台。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与汉人交往中已经学会了汉语，但他怕失去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对汉服、汉语都存有戒心，绝口不讲汉语，更不仿效汉服。到他的儿子太宗耶律德光时，这种情况有了变化。
公元946年，辽太宗率兵侵占了后晋，中原地区色彩斑斓的文化，使这位契丹帝王大开眼界，中原帝王峨冠博带的装束让他羡慕不已。第二年一月，他穿着汉族皇帝的衮龙袍、穿着绣着金龙的朝靴，戴着通天冠，手拿着象牙笏板，俨然一副汉朝皇帝的派头，在开封的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此后，耶律德光考虑到辽朝是多民族国家，所以，不但在政治上实行南北官制度，而且在穿衣服上也实行南北班制度，契丹族人穿北班服装，即契丹国服，汉族人穿南班服装。
辽朝北班服装以长袍为主，男女皆然，上下同制。北班服装的特征，一般都是左衽、圆领、窄袖。袍上有疙瘩式纽襻，袍带于胸前系结，然后下垂至膝。
契丹族服饰如果细分，还可为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吊服等多种。
祭服，不同规模的祭祀，契丹人所穿祭服不一。大祭祀，皇帝戴金文金冠、白绫袍，红带，悬鱼，三山红垂，饰犀玉刀错，络缝乌靴。小祭祀皇帝戴硬帽，红缂丝龟文袍。皇后戴红帕，服绛缝红袍；悬玉佩，双同心帕，络缝乌靴。。
朝服，用于皇帝即位、百官上朝、瑟瑟(祈雨)及射柳仪穿着，辽帝头上戴薛衮冠、穿络缝红袍、垂饰犀玉带冠，饰金花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不缀珠。身上穿紫窄袍，系蹀躞带，用金玉、水晶、靛石缀饰，谓之“盘紫”.
常服，即平常装束，契丹大臣穿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
田猎服，是皇帝、臣僚打猎时的装束，辽帝擐甲戎装，大臣亦穿戎装，衣服都是左衽，墨绿色。
吊服，是吊唁死者时穿的服饰，白色。
公服，称为“展裹”，皇帝和大臣上朝时穿，紫色。
“鱼袋”是辽朝官员服装中佩戴之物，辽代是用金银饰为鱼形，系在公服的带子上，垂挂在身后。用以标志贵贱等级。凡穿紫袍的官员就用金制的鱼袋，穿红袍的官员用银鱼袋，朝廷“赐紫”服的，给金涂银的鱼袋。
北宋使臣路振描述在辽朝后宫见到承天太后萧燕燕的情景，其中对于太后的服饰有详细的描述：太后头上带翠花冠，玉制耳环，上身穿黄色小袭袍，腰间束一条白锦带。坐在被褥铺垫的方床上，用锦裙盖在脚上。周围有十余个服侍的贵妇人，都是胡人，戴黄金耳环，五色彩绸缠头发，盘着高髻，身穿练彩衣，腰间束绣带。
第二天上朝时，皇太后坐在皇帝一侧，太后头上戴翠凤大冠，冠上有璎珞，一直垂到衣领。身穿黄锦青凤袍，貂裘盖在双脚上。
契丹平民百姓的长袍颜色比较灰暗，有灰绿、灰蓝、赭黄、黑绿等几种，纹样也比较朴素。贵族阶层的长袍，大多比较精致，通体平锈花纹。龙纹是汉族的传统纹样，在契丹族男子的服饰上出现，反映了两个民族的相互影响。
辽代称汉族服装为“汉服”，也称“南班服饰”。它与契丹族的“国服”（或称“北班服饰”）有所不同。这种服饰不仅百姓可穿，汉族的官吏也同样可以穿。辽代南班服装，男子或束发髻，或戴幞头，通穿圆领长袍；妇女梳髻，髻上插有发饰，耳垂挂有耳饰，身穿窄袖短襦，下穿曳地长裙，在腰的左侧，还垂有一条绶带，带上打有一结。
辽朝腹地的汉人与契丹人、奚人等杂居，其习俗逐渐已经迅速“胡化”。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出使辽朝，看见辽朝燕云十六州一带，人们的衣冠、语言都还保留着汉族的故俗，只有男子的靴子、帽子、腰间的蹀躞带子，女子穿的连裳裙子，异于中原。可见，即使归辽一百多年后，居住在燕云地区的汉人语言还是保持原来的服饰习惯。但是，燕云的汉人服饰已经胡化比较普遍，“左衽已半”，只把汉语保持下来。
契丹人的服饰文化通过辽、宋间的互使及边境榷场贸易等途径，对中原北宋王朝辖下的汉人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已有不少北宋汉民，特别是北宋京都汴梁城的汉人开始穿着契丹服饰。其中不仅有平民百姓，也有一些北宋朝廷和地方官员。此事曾引起北宋最高当局的极大关注，从宋仁宗朝始，几代宋帝，多次颁诏“严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