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趟行走,让我才真正明白并理解了过年时母亲曾说过的“知识”和“见识”。换个角度,我现在不就是父母在家的角色吗,这感觉确实很无奈。想起母亲小学上到三年级,而父亲只上到二年级,字是认识些,但不多。应是吃了没上学的亏,才在我这一代人身上表现出与生俱来的坚毅和倔强,在经济条件差的时候,我考上了大学,这要是换上我们村的其他户人家,肯定是另一番场景,也许我早已是一个种地的农民了吧。
或许某个夏天,在烈日炎炎下不停地轮着锄头,去疏松玉米地的土壤,一年的期盼全是粮食丰收之类的念想和愿景。而整个冬天又因为干旱的麦田而忍着凛冽寒风,在地里沟渠排水抗旱,老是会担心雨水不够而造成地里麦子减产。跟街坊邻居谈话的内容总也逃不过:韭菜现在什么价格啊,玉米是不是该打农药了,小麦是不是该冬灌了,谁家的韭菜长得好,卖了好价钱,你家的地肥,明年肯定大丰收之类的……
话长话短都是农家那些事,可社会在变迁,在进步,农业机械化好像只是挂在是嘴上,很少有人真正用到。
小麦成熟时,成群的河南“麦客”,头戴草帽,肩背个布包,里面裹着晚上打地铺休息用的薄被与几件换洗衣服,还有另外一个工具布袋,里面是一把镰刀和水磨石,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他们不加日夜地劳作着,只为割一亩地20至30元的辛苦费,虽然现在看来不多,但在企业职工一月二三百元工资的年代,这算是一笔大的收入了。他们大多沿着公路,从东往西,像打仗一样,逢村必停,一个村一个村的“扫荡”,队伍大时有三四十人一起,都是一个乡或者村的,整个夏天收入不菲,倘若觉得可以,来年又带着镰刀再“杀”回到这里。常常是去年来的,今年还会是这波人,所以大家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我家由于父亲一个人在外工作,全部生计都要考虑,自然割小麦时,父亲就舍不下这些钱,还老说:“人家能割,咱自己为啥割不成,让别人把钱赚了,还不如自己割,买点好吃好喝的!全家改善下伙食!”可这也就是说说而已,能不舍得花割麦的钱,就不可能在日后把割麦的钱乱花在这些不打紧也不重要的吃喝上。
最后,跟着母亲两人用了整整一天,从早上天麻麻亮起来,一直到晚上夜幕降临,有时稍作休息,晚上就得拖延好久,而且,越是晚上,效率更是低下,也只能趁着星星月亮的微弱光线,继续挥着镰刀,直至割完。这还不用说,割完后还要用人力的架子车一车一车运到早已盘好的“场”里,等待稍作休整的第二天,重整旗鼓,再经过“打”、“碾”、“摔”、“捡”、“晒”等环节,才算完毕,那时候的“秋忙”就跟人们常说的,在战争年代才会有“秋收起义”一样,也许很多人质疑,秋收也要战斗吗?现在看来,不仅要战斗,而且需要很强的战斗力才能打胜这场“战争”,这是关于吃的战争,关于生计的战争,关于人们“以食为天”的自然法则的战争,不需要更多的理由,更不许要更多的借口。
话说,这“场”是在割麦前半个多月就要修好,全是人工打造,整个“场”面积晓得也就百十平米,大的要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一个村有几个小组,就有几个“场”,各小队盘各自的“场”,每家都有一个碾压地面的大石头名曰“路走“,至今还在村子十字口或者家门口摆放着,这些凝聚了多少个日月,多少个工匠打造而成的农具,现在是个多年,已是人们闲暇唠嗑,盘坐的地方。
忽然感觉父亲的思维模式好熟悉,这不更像是《飘》中斯嘉丽的父亲杰拉尔德吗?当原则和吝啬遇到一起时,原则往往不堪一击,吝啬自然成了主角。
对于我来说,父母没念过几年书,上大学甚至是他们不敢奢望又梦寐以求的喜事,更是他们辛苦劳作时的动力所在,在某个程度上,我可能就是父母的一切。自上大学后,父亲对我总是很宽容,很体贴,在学校的吃啊,穿啊,父亲总是惦记着,按时给我寄来生活费。
起初还是打到账户上,但是这需要手续费,少则两元,多则6元甚至10元不等,一项勤俭的父亲,在长达十五、六个月里,直到我大学毕业,硬是把钱夹在信封里,用纸裹叠好,给我寄来,每次信里都说:“要是不够,提前写信,我再给你寄。”每次看完信,我都是两眼湿润而模糊不能把持!更多是对孜孜不倦、关爱倍至的父亲打心底的怜惜和疼爱。
自古有慈父、慈母,没有不要儿女的娘,没有不要儿女的爹,可现实,又有多少儿女疼惜自己的父母,怜惜他们的苦难和劳作。他们一辈子无怨无悔,照顾着自己,照顾着家人,胸怀着几个人甚至几辈人的长久心愿和远大抱负,靠着那份慈爱,那份毅力,那份执着,那份坚定,只想在我们身上去立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