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的骨子里或多或少地还流淌着乡村的血，对于乡村，历来就有着一种特殊的亲情。
喜欢那种自然的村落，就像奶奶家的那座临湖的村庄，独门小院，粉墙黛瓦，繁花缀满篱笆，桑树、梓树、棠梨的浓荫里檐脊翼然。院子里，常年堆放的麦秸、豆秸和稻草，散发着一阵阵成熟植物的馨香；衣服在竹竿上漫不经心地飘荡；谷物在竹匾里静静地享受着阳光；三寸金莲的奶奶戴着花镜，端坐在门前的竹椅上一边驱赶麻雀，一边纳着鞋底；鸡们在草丛里静静地觅食，尖利的爪拨拉得尘土四溅；猪披着一身乌黑油亮的毛，总是躺在树影里打着呼噜；三三两两的狗不是趴在门前的石阶上吐着长长的舌头，就是满村庄穿梭游荡，偶遇生人，会警惕地盯着你，嘴里不断地拉响"呜呜"的警报。风吹过湖面，吹过村庄，软软的，湿湿的，有绿叶的青涩，谷穗的芬芳，还有阳光下乡土气息的淡淡味道……再次走进村庄，是为了祭奠我的先祖。因为城市的开发，葬于市郊的一棺清同治年间的坟，不得不叶落归根，迁葬故园。
已经踏上了村庄的土地，思绪，却缥缈在某个似曾相识的远方。和许多村庄一样，往日的村庄衰老了，衰老得恰如一位形容枯槁的老妪，而公路两边矗立的一幢幢新楼几乎是某个城镇的再版。
小叔的家没有了先前的粉墙黛瓦，一幢三兄弟合建的那种"阔气"的楼房，蓝玻铝合金和白瓷砖外墙，在阳光里格外夸张。见到小叔时，他坐在井台上，显得有些憔悴，怀里搂着他的三岁孙子。小叔说，刚刚从幼儿园接回，调皮得要命。我知道，那是三子的孩子。三子夫妻过完年就去了东北，却把孩子留下，小婶因患癌症去年匆匆地走了，小叔还沉浸在悲伤的阴影里。三子说，留下孩子给你做个伴，免得夜里寂寞。可年逾花甲的小叔，既要打理几亩水稻棉花，又要拉扯一个三岁的孩子，寂寞是没有了，其辛其苦可想而知。
在村庄里随意地走走，清冷，空寂，很少见到人影，没有犬吠，没有鸡鸣，心，便有种隐隐的痛。村口池塘不见田田莲叶，一池红菱，垃圾和荒草吞噬了曾经的波光潋滟，幼年攀爬过的那株古柳也没了踪迹。旧房多已落锁，锈迹斑斑，那些缺门少窗的，就成了野狐野猫的家园。棠梨下坐着我喊他四爷的老人，老人"咕噜咕噜"地抽着水烟，沟壑纵横的脸上，留下了岁月的刀刻斧斫的痕迹。年轻时，他是村庄的第一代"打工仔"，那时叫"合同工"，最终因户口问题，没能转正，在城里画了个半圆，又抛物线一般回到了生养自己的这片热土，而他的孩子，却一个一个的走出了村庄。四爷说，如今的年轻人，被外边的花花世界迷惑了，心野了，过完年就出去，直到春节才回来，村庄里剩下的，都是我们这些老人、妇女和孩子。我跟孩子们说，我们的根生在乡村，只有村庄才是自己的家，可那些孩子根本就不听。我理解四爷的心思，他是不想让村庄寂寞，不想让田地荒芜。人一辈子，在哪里不是生活？他是热爱自己的村庄。何况，他在外边也"混"了许多年，是精彩，还是无奈，盐咸醋酸的，只有他最清楚。四爷说，我那老大，做建材批发，买了部面包车，老婆孩子都跟去了，去年把车开回来，要接我去，我不干。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习惯了，有吃有喝的，舒服着哩。出门就是菜地，随便铲棵白菜，拔根萝卜，都新鲜得滴得下水来。地里施的是粪肥，不打农药，不沾尿素，天天吃的，就是你们电视里说的农家菜，野生鱼，笨鸡蛋……和四爷相比，五娘就有些看不开。她羡慕城里的生活，喜欢城里的高楼，城里的马路，城里的街舞，甚至喜欢城里人的时装和口红，可到了城里不到半年，她蔫蔫地回来了，她和媳妇处不好。早上，她早早地起来做清洁，窸窸窣窣，东一拖把西一拖把的，弄得媳妇睡不好觉。买菜，总挑那下市的价钱便宜的买。洗衣，又舍不得用洗衣机。儿子说了也不听，气得媳妇回了娘家。可她回到村子逢人便说，城里的生活不习惯，不习惯城里的空气，不习惯城里的防盗门，城里的自来水也不行，泡茶都喝不出茶味来。听的人也跟着附和，就是，就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五娘听了，笑靥如花。
其实，村庄的人还是像田野里蒲公英的种子一样，一个一个地在风中飘走了，再也没见着回来。村头老杨花3000块钱从贵州人的手里买了个老婆，去年春上，老杨一觉醒来，老婆就没了，枕头上还留有一夜温存后的袅袅余香。据说，是和一个收古董的城里人跑了。女人和老杨生活了四年，老杨想不到她会跑的。自从女人走了，他就开始寻找，别人出门挣钱，他却背着3岁的女儿，穿行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边乞讨边寻老婆。老杨按照女人身份证地址，一直找到越南边境线，可什么也没有，连身份证都是假的。老杨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老杨说过，找不到女人，就不回来了。
还有那个末末，一个不到30的青年，在城里一家工地打工，本来瓦工做得好好的，却偏偏要开什么卷扬机，硬把自己搅成了混凝土，他再也不会回村庄来了。西头的秋枫，初中毕业后迷上传销，接着带走了四五个小姐妹，有说出去打工，有说开发廊，也有说在夜总会陪舞卖摇头丸，总之，她们再也没有走进村庄。磨子在南京拆房子，好好地从十几层楼上掉下，在医院躺了一个月才醒过来，官司打了半年，黑心的包工头才勉勉强强赔了一笔钱了事。磨子残了，地是种不了了，即使好好的也不会种地，他打算在县城买套门面房和妻子做点小买卖。磨子也要走了。村里人说，像四爷、五娘他们最终也是要走的，虽说村里连自来水都装了，但老了，不能动了，还要走的。
离开村庄的最后时刻，我参加了家族的迁坟祭奠仪式。和我一同上山的都是一些半百以上的老人，他们十分虔诚地弯下已经弯曲僵硬的脊梁，把纸钱一摞摞铺在祖宗的墓地前。纸钱呼呼地燃烧起来了，火苗在阳光下蹿着迪斯科。没过多久，地上留下了一摊白色的灰烬，风一吹，像蝴蝶一样翩翩飞向遥远的蓝天。望着飘飞的纸钱，老人们或许心里在想，如果自己的孩子也能回来，跪在祖宗面前给他们烧点纸钱，那就好了。墓地里睡的，可是村庄血缘的始祖呀！可孩子们都跑得天南海北的，一个也不在身边。自己撒手的那一天，能有一张上路钱么？老人们看着山下的村庄，心里有些难过，自己经营一生，守护一生的村庄，怎么现在一下子变得这般冷清，这般衰颓，这般寂静呢？老人们便在鞭炮声中开始磕头，非常虔诚地磕，口中念念有词，雪白的头发在风中飘动着，一如舞动的幡。
忽然，就想起网上的一首诗：城市是乡村美容过的脸／阡陌配上名字就是街／沟岔铺平就是道／平房摞起就是楼／位置优越的做店铺／白杨刺槐被法梧替代／统一剪短发统一穿制服／狗吠鸡鸣换作汽车喇叭……这，也许就是不久将来的乡村，我们曾经一代又一代人生活过的乡村。是甜，是苦，是喜，是悲，真的有些说不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