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节目，是宣传队的大事，要因人制宜，量才适用。秀兰可能是按支书的旨意办的。对口词这个节目就安排给了玉生和秋玲他二人。另一些节目表演唱啊、快板书啊、相声什么都落实到了人头。背词的背词，教唱的教唱。那会儿没电灯，几个人围一盏煤油灯，或一盏马灯。窗外就挤了不少看热闹的孩子或是进不了宣传队的大青年，就挺馋得慌地站在那里听。农村演节目，重要的不是最后的演出，而是排练过程。一直到演员会了，看着玩的也会了，到演出时能给演员递词儿。甚至大声地喊词儿。
玉生和秋玲的对口词进展很快。玉生把秋玲的词儿都背过了。演对口词这个节目，演员必须用普通话，玉生练得就很艰苦，以致把嗓子都练哑了。他们背过了这个节目，又要了个天津快板。
玉生在背词之余，还承担了烧水的任务，给演员们冲甘草水，沏胖大海，养嗓子。夜深人静了负责送女演员回家，特别是送秋玲那更是百送不厌。这送来送去比三演两演还历害，把爱情送进去了。
正式演出前，节目进行彩排。对了，玉生还有画妆的特长。这与他上学爱好美术有关。玉生给女演员画妆，画得最认真的还是秋玲。他温柔地捧着她的脸儿上底色，描眉画眼。经他创作，秋玲活脱脱一个县级剧团演员的水平。每当他的手一捧秋玲那粉嫩的脸蛋儿，她就一阵子震颤……
彩排是晚上进行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大小队的干部，还请来了公社的刘宣委。当然了，刘宣委有审查节目的意思。完全按正式演出的程序办。当报幕员报到：下一个节目对口词《树新风》，表演者玉生、秋玲。门外的热心观众响起掌声，本来彩排挺成功，半路里叫大精弄砸了。大精心眼不全，社员们叫他“半熟”。“停！停！您俩不认真，对口词不是这种对法，那天晚上我见是秋玲倚到树上，玉生抱着秋玲说对口词。
支书一听急了，拉开门把大精骂跑了。
就因这点插曲，那年冬天的节目演得就不怎么样。尽管支书对宣传队加强了宏观管理，还是有几个女演员的家长拉了后腿儿。玉生跟秋玲成的困难不小。玉生追问秋玲您爹不同意理由是啥？她说俺不好意思说。说吧咱俩谁跟谁啊。
秋玲说他嫌你假积极。还，还有点那个。
玉生说，操。这还算缺点啊，下步俺注意……
原载1998年3月20日《滕州日报》
民政助理员
民政助理是乡政府的元老。从建国初期就在区里当民政助理。那时候区里就一个政委、一个区长，还有几个助理员。他好说：民财建教公。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公安这几个大口的助理员，充其量不到十个人，工作也干得有声有色，比现在百十口子，又是小分队、又是治安中队，还有派出所、法庭什么的还省劲哩。民政助理现在老了，相当年可是满不错的小青年。十八九就跟在区长鞍前马后的跑登，替区长挎着那种木头壳的大笨盒子炮。牛气得很。那时区长喊民政助理只喊“小马”，不另加其他的词。那会儿的小马就经常审案子，断官司，处理民事纠纷。样样弄得利利索索，井井有条，保驾护航作用发挥得好。小马就颇得区长赏识，在区长手里吃得开。
区长就大会小会的表扬小马：看看人家马东朝同志，工作扎实认真，以区为家，处理问题周到全面，四面见线，从不留后遗症。为区公所工作出了大力。那些打架斗殴的，闹宅基不清的，告分家不均的，不孝儿孙被告的，两口子打离婚的，逮住跳墙头的等等。什么花花事也有。唉，他捣腾得什件有着落，事事有结论。其他口的助理员和区乡村的干部就对小马挺看得起……
90年代的老马仍当民政助理员。他说，那些事现在好多样不归我管了。该找法庭的找法庭，该找司法的找司法，该找信访的找信访，现在我重点抓好社会保障，优抚基层政权建设；办好敬老院，让老人们幸福地安度晚年：抓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照顾好烈军属，复退伤残军人：抓好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建设。还有殡葬改革。结婚登记咱不管了，叫县里收上去了。不叫管咱省心哩，省得计划生育三天两头地检查。按婚姻法人家到婚龄了，可是地方的晚婚晚育法规也要执行。你说地方大啊？还是法大啊？
那当然是法大。你叫我说实话啊？还是说瞎话？要叫我说实话，来到我们地方，还是我们地方偷偷摸摸地大。你说怎么办？计划生育任务压头。一层层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我这个小小的民政助理员敢不听党委的？所以咱工作年年当先进、受表彰。业务上也就是突出的抓了那么几项重点的，其他工作一二十项捎带着办就是了，县里十几个科室来到下边对我一个人，我可不能再分什么地名、社团啥了。
那会儿他当区民政助理员的时候，也是老先进，常不断地介绍经验。比如，小马的区里离婚的少，原因是什么？刚解放时，封建残余还十分严重，自由恋爱基本上是口头提倡，绝大多数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靠民间的媒婆两头说合。男的寻个媳妇是不容易的，所以小马助理离婚关把得严。
那年的大热天里，我刚上班，就上来了买卖。一对小青年打离婚，我问清他们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为什么打离婚。那小媳妇气不小，说打离婚就是挨打挨的才打离婚。他净打俺。我说，他净打你，那不早把你打死了。实事求是别夸张。男的说，他净偷吃东西。我说，她净偷吃东西，那连吃饭加偷吃不撑死了。小媳妇急了：你放屁。俺那回冻着了擀了碗面喝，发发汗。叫他碰上了。我一看没正事，都给我往南墙根儿蹲着去，先考虑考虑自己的错，考虑通了来告诉我。这法真灵。在家没时间冷静思考，在南墙根儿可该冷静了。围了一圈人跟看玩猴的样，那小媳妇嫌丢人，多半天了我没空问他们。她说：憨玩意儿，俺不跟你过了，抬腿走了。那小伙子喊了声我，马助理俺走哩。我说您俩不打离婚了？！小伙子苦笑，麻烦您。我赶紧通知村干靠上去做工作，再也没来打离婚。这不人家的儿都中专毕业了，说分到农业局了。小偷小摸，闹乱子的事不大的都用这个法。农村工作嘛，就这个样光本本不行。
马助理说我是四十年一贯制，现在快办退休手续了还是镇的民政助理。咱不能说领导同志不考虑同志们的进步。那年区长就给县委写了报告，建议提拔马助理任区委委员。可是就在节骨眼上，老区长一纸调令走了。新区长上任要重新认识。马助理的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在工作任务的完成上有过之而不及，可是马助理没提拔起来。事情很复杂，马助理好说一言难尽啊。后来的领导区委书记、公社书记、还有八十年代以来的镇委书记，差不多都考虑过马助理的工作问题，但都被助理婉言谢绝了。我干民政助理不是很好吗？还是提比我年轻的有文凭的小青年吧。马助理从小马干到中马，这又干到老马快退休了，可以说对得起党了，为党工作兢兢业业一辈子没二心。谁的责任田我没踩过？困难户的家门哪家我没去过？这不，李刘氏的房子坏了还没修好哩……
马助理的老伴唠叨他：辛辛苦苦四五十年，领导都给你谈话了，明天办退休手续哩，你今儿还上班去？人家说咱憨。憨，憨是一天两天啦。咱憨了一辈子啦老马说。我是在党的人，在一天党听一天党的话。站好最后一班岗光挂嘴皮子上吗？告诉你说，我还有要紧事哩，老烈属李刘氏的危房还没修完，天气预报说有大暴雨，我在家呆不住啊。他骑上车子出家门……
老伴撵出门外大声喊他：你忘了带小炮弹儿！
原载1998年4月26日《济宁日报》
滕州一夜
文革大串联时滕州叫滕县。
我们临清一中的长征小分队六人，从上站邹城出发，行军一天，太阳落山到滕县。那天我们步行80多里路，对十几岁的学生来讲可以说不简单。人人还背个行军背包，那是床棉被子，外加双鞋，仿解放军背包的样。另还挎个军用书包，上边拴个茶缸，系条白羊肚儿毛巾。戴草绿色单帽别只红五星，戴着红卫兵袖章，雄纠纠。打头的扛着红旗，进了县城重新整顿队容，累得一拐一瘸不行。
记得滕县的红卫兵接待站在县汽车站附近。我们登记后，分配到滕县粮食局的大院子。门朝南，大约是县粮库。又第二次登记，服务员领我们来到住宿的地方。噢，好大的宿舍啊！东西有十几间房子，南北长也有20米，这是个大粮仓。里边已像逢集一样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已住下不少。有的聊天，有的在招呼人马，有的开始占地盘，有的已铺好铺盖……人声噪杂，气味倒不怎么难闻，那是冬天。北边一拉溜地铺，中间还有两趟铺，南边一趟铺。全是铺的稻草苫子，挺软的。我们拣了个中间的铺安营扎寨。简单地洗把脸，就开饭了。
晚饭每人交5分钱、半斤粮票，领一碗大米饭，米饭上边有片地瓜片，那是配发的粗粮，菜是白菜炖粉条还有点猪血啥的。菜的滋味不孬，那顿饭吃得挺好。
“仨跑”该一个倒儿啦，我一躺下才觉出脚底板疼。扒下袜子一看右脚磨出两个水泡，手一摁泡钻心地痛。恰这时服务员同志走到我们这儿，我赶忙把脚放下。但是，脚上的水泡已被她发现了。她蹲下来，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望着我，说：“小同学，脚打泡了，能让我看看吗”“我说：“同志，没事，不痛。”她往肩两边甩甩辫子，对同学们说：“看看，还是个小封建主义哩，我去端热水给你烫烫脚。”
那位服务员姐姐打来盆热水，看我烫脚，并嘱咐我千万别用针扎破，让它慢慢地吸收，不然会感染发炎。我边烫边说出了脚打泡分配的不均：“光一个脚上有泡，要是平均一下就平衡了，走路会不难受了。服务员姐姐也笑了，说：“那你明天左脚再打两个泡就行。”我们都笑了。
那天走得累了，我钻了被窝就进入梦乡，挨我睡的同学说我睡着还说梦话。整个大仓里一片呼噜声此起彼伏，抑扬顿挫，伴随依稀的南腔北调的低语，这特大号宿舍里显得别有韵味。睡梦中觉得有条凉腿贴着我……
早晨醒了，起床。原来我被窝里那头又睡着个人。我蹬他一脚，并通话：“起床了！”
俺俩几乎是同时坐了起来。
我惊愕了：“你咋睡我被窝里？！”
那人又惊又羞：“你原来是个男生啊？！”她是个女同学，胸前校微“天津大学”。她们昨晚来迟，累坏了，饥不择食，她看我红红的脸儿像个女生。她袖章上是“天大八一三红卫兵。”这个细节几十年存在我心里，今天首次发表。美好的滕州印在我脑海里了……
早饭没吃，慌慌地打行李卷儿开拔。留言簿上我给大辫子服务员姐姐狠狠表扬一番。可惜的是，现在忘记了她的姓名。
原载1998年5月15日《滕州日报》
村北的桥
村北有座桥，起初是纯木结构，驮它的小河自西往东流着水。
小木桥的大横梁原是仓库的房梁，不太粗。河中间立个柱子，支撑着上边的行人车辆。
桥北的路通临县境内，桥南穿过村连着镇子。来往的人们天天从桥上走过，谁也不曾细看这小木桥。小木桥很简单，没有栏杆，一些碎树枝子铺在上边，树枝上边是秫秸，再上边就是土铺铺垫垫了。
只到有一日忽然来了几辆汽车，从北边邻县往这边开，到小桥停了下来。村人才觉得怪对不起人的，大伯指点汽车一行往东边转去，从砖桥上过。三四辆帆布篷小汽车，还有拉着兵的大卡车。又住了几日听区里的秘书说，是北京的大官来临清县的林场视察。村人们都提意见，该修个大桥了，让领导人过得顺当，不能耽误工作啊！村干部也觉得该修修了。只是县水利局桥涵科不拨经费。那次雨后，一辆载着货的小毛驴车走到桥当中，两个车轮一歪古连驴加车掉到河里了。毛驴的腿摔折了，驴脚也伤了。那一铁桶里的黑色粘稠的粥状物流了出来。村民们见了，帮赶车人把伤驴抬上河来，那头驴还挺沉，6个男劳力才把它弄上来。铁桶里的黑色东西散发出十分香甜的味道。女人、孩子们慌慌地回家拿碗来盛黑东西。赶车人心疼地哭了：“那是糖稀，我可赔不起人家。”村人就都自觉地把糖稀倒他铁桶里了，只有小孩子往嘴尝一尝。感动得赶车汉儿就差给婶子大娘们下跪了。
后来桥修了一遍。大队里弄来两根合抱粗的房梁，架在小河上。风吹雨淋的木桥又坚守了几年，日渐苍老起来。有一年秋天，县拖拉机站支援三秋，下公社犁地。那是一台老“波兰”笨拖拉机。机身上有一个大飞轮。司机手发动它的时候，要往车头前边一个人头大的铁家伙儿里填像粉笔头的东西，大概是助燃物。
老“波兰”来到桥南边，司机下来瞧了瞧桥的力气头，能否载重这台笨机。司机很犹豫，在后边犁架子上的女铧员说了话：“就你胆小，以前咱也过过。”司机拉开车门进了驾驶室，“轰轰”地往桥上开。拖拉机开到桥正中，只听“咔嚓”一声巨响，梁折了，女铧员在后边跳下犁来。老“波兰”掉河里了。司机拉开车门钻出来，吓得脸黄。附近劳动的社员们闻讯跑来，下河去把受伤的司机架上来。那年代农村正流行一首歌谣：“拖拉机来帮忙，生产队临时作秋房，又杀猪还宰羊，大官吃小官尝，社员吃了扣口粮。”尽管这样，社员们还是慌慌地用推车把司机送到医院。
又是些妇女、孩子从家里端来盆盆罐罐撇拖拉机漏出的油，那层黑油浮在水面上，往远处飘散开去。
下午开来辆链轨“东方红”，给老“波兰”拴上钢丝绳，拉上了岸。
如今，村北的桥终于修成了砖桥。
去年又扩宽了桥面，加宽了四五米，路也修成了油漆路。来来往往的车辆是不少了。有大客篷、大四轮、小四轮拖拉机。老五爷天天坐到桥边等车。大伯也70多岁了，他是桥上的常客。他盼的大官再也没来过。他常自言自语：“村民富了，桥修好了，路铺平了，就等着大官来啦！”
原载1998年6月24日《南海日报》
土琵琶
那天晚上演出，我们宣传队有了“土琵琶”。
严格说我们的的“土琵琶”就叫“土三弦”。宣传队的青年演员们，都觉得叫“土琵琶”富有诗意，具有革命的浪温主义色彩，给人一种美感，所以就叫开了“土琵琶。”
那晚上演的是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选场，郭建光指导员一出场。“土琵琶”那段独奏把观众震了，都说赶上县京剧团乐队的味了。土琵琶的伴奏把郭指导员的积极性也调动了起来。他发挥得很捧，观众都鼓掌叫好。
我们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宣传队的基地选在公社林场。其实那不算林场，充其量叫个苗圃还可以，有100多亩地育苗。
公社苗圃创办时全是抽调的劳动力，到宣传队接管时，那里就剩了两名留守人员。说来真有趣，这两人还都是民间文艺爱好者。年龄大的这位老曲，他会吹笛子，是那种老乐谱，公车谱，他讲我们也不懂，他甚至能用鼻孔把笛子吹响；那位年轻的好像是叫广普，他有把老式三弦，一根绳子拴两头把三弦挂在墙上，闲时高兴了就弹弹。那把三弦太老了，琴杆底下的蒙子皮已烂裂。广普开始用白胶布粘上还发点音儿。后来烂得部位逐步扩大了，他又粘上块伤湿止疼膏。坚持了没多久，有次他定音一紧弦轴，码子把伤湿止疼膏压漏了。我们都笑了。广普也不好意思地裂嘴说：“操，是真不中用了”。他把三弦往铺上一扔就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