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东亚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
21世纪初期的中日关系向何处去，不仅取决于两国的国内条件和双边互动，而且还将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本章的任务，就在于揭示中日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基本特点和演变规律，尽量阐明影响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变数——国际环境变数。
本章采取纵横双向结合的分析方法。从纵的方面来说，本章的分析逻辑是：21世纪初期的国际关系仍是无政府状态下的行为者之间争取权力与获取利益的循环斗争，而国家更重视的相对获益往往会阻碍国际合作；与此同时，各国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使用武力势必付出极高的代价。因此，理性的国家决策者倾向于以最小的代价——协调与合作——来追求国家权力。可见，国际社会是无政府但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又会通过制度合作与观念建构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就横向而言，本章力求运用历史的、动态的、多层面的、多学科的分析维度。
本章在评价国际环境时将采取系统的分析方法，即将国际环境视为一种结构体系-，即力图确定国际环境的分析框架，找出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的主要变量，同时阐明变量间相互作用的规律。
一、国际环境的基本结构
未来10-15年，将是新世纪国际格局初步形成、确立的关键时期。这一过程不但将受到上一世纪国际格局惯性力量的推动，也将受到全球各种力量平衡关系变化的影响，首先是受大国综合国力对比演变趋势的影响。
中日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是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和各国间动态互动过程的整体。中日关系本身也是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素，包括中日相互作用在内的各国间动态互动过程渐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将推动国际体系发生较大的变化。
就中日关系而言，不同的国际环境对中日双方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是不同的，国际环境的演变方向会对中日关系的前景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中日作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两个地区大国，并非只是被动地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而是其本身又对国际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中日关系与国际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基于各自的综合国力和政策取向，中日两国都力图推动国际环境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21世纪初，国际环境以前所未有的势头介入并影响着各国的国内变化和双边互动关系。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认为，国际关系是相互建构的，强调国际制度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从这一观点看，研究日本的对外政策乃至围绕日本的双边及多边关系，仅研究其国内政治要素显然是不够的。只有了解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内容。彼得-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认为，此前的政治学者们只重视国际政治的国内根源，而忽视了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现在应该是重视国际力量如何作用于国内结构的时候了。
本章以分析和揭示循序渐进的三个研究对象为目的：（1)是东亚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2)是东亚安全格局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3)是东亚经济合作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所谓国际格局，是指国际关系中的各种行为体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特定的力量对比及其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下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结构。各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是由该国的对外影响能力和政策取向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从总体上说，全球国际格局制约和影响着地区格局，但地区格局的重要变化，也将对全球国际格局产生反作用；另外，各地区的国际格局，还受到特定的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因素的影响，因而表现出其本地区特有的一些基本特征。
在宏观层次上，国际格局的演变是国际关系中各种基本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各国力量对比的消长，特别是大国实力的兴衰，将造成一些国家国际地位的升降和角色的转变，甚至导致旧的国际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国际格局的诞生。在微观层次上，随着各国实力的彼消此长，各相关国家势必根据新的力量对比而相应地调整其对外政策或对外战略。
对外战略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其形成和演变主要由以下要素所决定：时代、国际格局、国家利益、国家目标、实现对外战略的原则和方针等。列宁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所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制定对外战略，首先必须认清和把握时代特征。国际格局具有相对稳定性，制定对外战略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国际格局的变化及其走向。
基于这一观点，笔者对未来10-15年内国际格局的基本判断是：仍将延续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朝向“多极化”格局的过渡仍将是一种趋势，还不会成为现实。在这一时期，和平与发展仍将是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和平总体上将得以维持，但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日益突出起来。就中国而言，应在客观分析国际格局和本国国际地位的基础上，确定这一时期国家利益优先顺序和对外战略目标，并进一步细化适应国际格局、实现国家利益的路径。
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存在很大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社会发展的方向。这种国力对比关系构成了国际环境的主要内容，被称之为国际环境中的权力结构或实力结构。
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在评估国家权力时，首先会遇到如何界定“权力”(power)这一概念的问题。权力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概念之一，也是揭示各国间，特别是各大国间竞争与对立内涵的重要概念。评估权力大小的通常方法是分析和统计权力得以行使的基础或资源。然而，权力的资源包括有形的、具体的和无形的、非具体的两个方面’要全面地评估一个国冢的权力地位，必须同时关注这两个方面。前者即所谓“硬权力（hardpower)”，后者即所谓“软权力(softpower)
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学者们认为，大国的或大国联盟的力量是国际政治结构的基本构成单元。“世界体系论”的代表学者伊曼纽尔-沃革力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认为，21世纪初期世界性的力量是美、中、欧盟、日、俄及印度，这是基于其各自综合实力状况及发展趋势而言的。它们的实力对比如何，以及它们的未来发展状况如何，决定着国际格局的现状及演变趋势。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俄罗斯因其国内出现了重大政治与经济动荡，在短期内不可能成为与美国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其他诸大国，如日本、中国、欧盟的综合实力也都逊于美国。因此，目前国际格局呈现出了“一超多强”的态势。可以预计，在未来10-15年内，世界上将很难出现实力上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
二、冷战后的国际环境
冷战结束后，美苏两极格局崩溃，国际关系进入了以模糊的“冷战后”概念来界定的过渡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结构表现为美国寻求确立单极霸权秩序、其他大国与力量中心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两种趋势并存。霸权国形成的标志是该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拥有超出国际体系中其他成员国的占绝对优势的国家权力，而且具有将自己的力量转化为对国际体系和其他国际行为体进行干预乃至控制的政治意愿。具体来讲，霸权国是有能力确保国家间关系的核心原则并有这种意图的国家。当前，美国寻求确立的全球霸权主要是一种制度霸权。随着冷战的结束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硬权力”指通过威胁或者奖励，让他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软权力”则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志愿追求你所要的东西的能力。参见张小明《重视“软权力”因素》，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
制度霸权在强调维护霸权国权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因此，有学者认为，制度霸权是基于权力(power-based)和利益(interest-based)的国际政治模式和形态。当今的国际格局仍然处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笼罩之下，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恰好与所谓的“美国世纪”同步推进并深受其影响从地理角度上讲，美国并非是东亚国家；但是，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所强势推动的“霸权稳定模式”却对世纪之交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格局产生着重要影响。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际权力格局从两极走向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所说的“单极一多极的体系”。美国在军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多方面，都具有别国无法相比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其车事实力，孚有最名副其实的超级优势地位。美国希望建立它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一些美国人也自诩为“新罗马帝国”。美国的实力和行为，赋予世界政治以某种“单极”的特点。但在另一方面，世界上的其他主要大国，如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以及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欧盟等，都主张建立和推动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因而使“单极——多极”趋势同时存在。亨廷顿指出：美国显然更愿意建立一个它作为霸权国的单极体系，而且它也经常这样行事，好像这种体系已经存在了似的；另一方面，大国则更愿意建立一个多极体系，以便它们单独或集体寻求自己的利益，而无须受到实力更强的超级大国的限制、胁迫或压力，它们感到受到了美国寻求全球霸主地位的威胁。同时，“超级大国试图建立一个单极体系的努力促使其他大国做出更大的努力来实现多极体系。几乎所有的地区大国都越来越坚持自己寻求各自不同利益的权利。它们寻求的这种利益往往与美国的利益相冲突”。伊拉克战争期间，法、德与美国的矛盾就体现着两种不同力量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政治格局将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制约美国的“均势”。特别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国际政治中的单极力量仍将十分强盛，多极化力量无以制约单极的力量，甚至由于世界其他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矛盾，给美国诸多可资利用的空间，无法形成对美国的“均势”制约。作为崛起中大国的中国，不仅无力单独挑战美国的单极地位与它主导下的秩序，而且基本上不存在借以联合抗拒或挑战美国单极体系的其他大国。美国对中国可以有多种的制约乃至遏制，战略回旋余地较大，而中国的战略选择余地相对较小。中国在经济上的对美依赖很深，同时也需要利用美国也极力维系的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和自由贸易体系。因此，中国在整个崛起过程中，在国际政治权力格局和战略互动方面，相对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寻求和平的国际环境的主动权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不能不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作为经济相互依赖结构中脆弱的一方，维护经济安全，避免金融危机，确保战略资源的供给，也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根据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Modelski)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m)的研究，围绕世界领导权或霸权的争夺具有周期性特点，世界政治也随着霸权更替而发生体系的变革。在维持霸权与争夺霸权的过程中，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必然发生战略性的矛盾与冲突。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随着自身的崛起，必然要向霸权国家发起挑战。从1500年以来，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苏联先后成为对霸权国的挑战国。但是，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没有一个新兴大国通过向霸权国挑战而赢得过全球战争的胜利，通常是前一个霸权国家的同盟国或合作者才能成为新的强国。
总体而言，2001年的“9·11事件”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冷战结束后，原有的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国际格局呈现出两种态势：一方面，在全球化趋势下，国家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使各国都把发展经济、科技创新和提高综合国力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大国间竞争、合作与相互制约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世界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了。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国际格局出现了复杂和微妙的动向。该事件对国际格局造成的深刻影响，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美国单边主义的推进而正在愈益显示出来。应当指出“9·11事件”暴露了美国“软国力”的弱点，但也为之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世界范围内加强了与盟国的合作，改善了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区域范围内，提升了日本在安全方面的作用，调整了同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并进入了中亚地区。特别是，美国试图乘势占领新世纪世界事务的制高点，制订出全球反恐游戏规则，即国际安全秩序的一个重要部分。当前的国际关系正处于世界格局尚未完全定型的过渡时期，也是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叉的时期，各国在战略思想和思维方式上各具特色，在具体政策和应对措施上各行其是。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国际安全环境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另外，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向多极化发展。对于这种多极化态势，只有进行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全面分析，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其内涵。
从质上来看，首先在国际政治学领域中，“极”这一概念主要是指那些拥有强大综合国力，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制约性地位，对世界政治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或者说是国际舞台上的各个力量中心。要成为一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综合国力要强，尤其是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要远远超过一般国家；（2)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主要是在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重大国际问题拥有发言权，对解决国际事务能够起主导或制约作用；(3)自身具有较强的世界性吸引力，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独立自主地发挥独特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