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退朝后，景帝召于谦独自到文华殿，对他说：“这个徐埕就是偈言南迁的那个徐埕吧？徐埕虽然有文才，但其人心术不正，为人倾危，哪堪作得祭酒为人师表。若是以卿之言用他为祭酒，后生秀才恐怕全要被他教坏了。”此事遂作罢论。但是徐埕不知道于谦曾举荐过自己，反而认为于谦在景帝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使自己不能升迁，于是对于谦切齿痛恨，结下了怨仇。
石亨在正统时期是与杨洪前后相列、有智有勇的名将，阳和之败后被降官，还是于谦出面请求宽宥其罪并荐举为五军大营总兵官的。景泰元年北京保卫战中，于谦与石亨同守德胜门，重挫也先。事后论功行赏，石亨功不高于于谦而被封世袭武清侯，而于谦仅加衔少保。石亨觉得于谦在当时为总指挥，又身先士卒，功不在自己之下，而自己赏封太高，心里颇感惭愧，便上疏荐举于谦的儿子于冕做都督府前卫副千户。于谦当即上疏恳辞，并指责石亨位居大将，不选拔军伍中人材报效国家，单独荐举于冕是不合公论的。同时又指出：“臣于军功，决不冒滥，纵欲为子求官，自当乞恩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石亨听到了这些话语，恼羞成怒，自此开始敌视于谦。
于谦以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各营号令，进退赏罚皆出于己，而总兵官石亨等人不能赞一辞。石亨骄纵枉法，勾结营私，于谦屡次对他加以奏劾，石亨更加恼恨不已。景泰三年十一月七日，石亨上疏朝廷，以退职相要挟，景帝未允。十七日，于谦亦上疏指出自己权势太重，有妨诸总兵官，请求解职，让石亨总督团营。景帝也不允。石亨与于谦处处作对，他开始千方百计地排挤于谦亲信之人，结纳私党。
总兵官范广，精于骑射，骁勇绝伦。英宗北狩，在于谦的荐举下，被提升为都督佥事，充任左副总兵，做石亨的副手。京师保卫战中他一马当先，所向披靡。也先撤退，他又率部追击至紫荆关，得胜而归。他性格刚直，为人廉正，在诸将帅中不多见，最为于谦所信。石亨所为多不法，部下仗势横行贪纵，范广屡次上言纠正，石亨对其恨之入骨，于是在景帝面前将他谮毁一通，范广遂被降为坐营都督。而对和自己臭味相投的人，石亨则广泛地交结同僚，结为党羽。
张辄，河间王张玉的小儿子。张玉乃朱棣手下的一员大将，为朱棣夺取帝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靖难之役的东昌之战中，为救其主被创而死。永乐时赠荣国公，洪熙元年追赠河间王。张辄的长兄张辅，以功至封英国公，是正统时的首席勋臣。凭着这种皇亲贵族的地位，张辄得以食禄至都督。张辄以纨绔子弟出身，贪淫黩货，无所不为，景泰二年曾因骄淫不道下狱。他与石亨的秉性相近，做人的态度也很一致，因此两人相得甚欢，沆瀣一气。他也先后因违反军律，被于谦弹劾，也深恨于谦。还有太监曹吉祥，也因监守军务时，被于谦制裁，平素也甚介于心。前任兵部尚书王骥，正统时党附王振，景泰时曾受裁抑，但他屡思跋扈，由于于谦不肯推举他，他也对于谦深怀不满。这些人勾结在一起，共同与于谦作对。
对于这些潜在的政敌，于谦不仅缺乏必要的防备，甚至全然不顾及。他从没有想过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笼络一批忠于自己的部下以此设法消除政敌。他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国家大事上，而对于自己的身家性命、个人得失已是无暇念及了。对他来说，只要能报效国家，有益于百姓，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身遭构陷性命不保
景泰四年，皇太子朱见济忽然病死。一部分较为正派的官员主张恢复见深做皇太子，遭到景帝的反对。另一方面，复辟的阴谋却在暗暗地酝酿着，终于爆发了“夺门”的事件。
“夺门”的主角是太上皇朱祁镇。他在土木堡丧师辱国被也先俘虏后，之所以能够重返明朝，主要是由于于谦的力主抗战，挫败了瓦剌军，使也先的要挟不能得逞；另外也由于于谦对景帝的劝说，才使景帝遣使迎回。但在朱祁镇回归之前的时期里，于谦不主和议，常说“社稷为重，君为轻”，朱祁镇因此而怪罪于谦。祁镇回到北京后，他的弟弟祁钰已经代替了他的皇位并且把他禁锢在南宫里，因此他们兄弟之间势同水火。“夺门”事件的主要推动者是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这一群贪残阴险、结党营私的官僚们凑到一起，想利用祁钰和祁镇兄弟二人的尖锐矛盾，为祁镇夺回皇位，乘机浑水摸鱼，做自己升官的打算。
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祁钰病重，而皇太子尚未定，群臣十分忧虑。于谦会同大臣上疏请求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东阁大学士王文等不同意。王文说：“今只请立东宫，安知上意谁属？”只上疏“早择元良”。但景帝不同意立皇太子一事。
谁也没有想到，此时石亨、徐有贞、曹吉祥这帮人在密谋策划发动复辟。在十三日这天，石亨摄行大祀天地礼，见景帝病势沉重，没有康复的希望，认为发动复辟时机已到，便紧锣密鼓地谋划英宗复辟，而于谦等却对此全然不知，蒙在鼓里。十六日夜，石亨、曹吉祥、徐有贞、张辄、王骥等潜纳京军进皇城，率众急奔南宫，毁墙裂门，拥祁镇登辇，闯入皇宫，强登奉天殿，宣告复辟。
英宗登上帝位后，立命有贞以原官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参与机务。第二天即传命就朝班中逮捕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并令逮捕司礼监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人于禁中，全都关入锦衣卫狱中，升有贞为兵部尚书。
大受宠任的徐有贞等趁机大肆诬陷于谦。十九日，徐有贞、石亨唆使其同党诬劾于谦、王文等谋立外藩襄王朱瞻塔的儿子做皇帝，并说此事虽有传闻，但很明显，请英宗严惩。
第二天，六科、十三道言官再次弹劾于谦、王文等人。英宗命廷审。言官诬于谦、王文等人邪议，更立东营，又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密谋迎立襄世子。王文不胜激愤，抗辩道：“召亲王必须有金牌信符，遣人必须有脚力马牌，事关内府、兵部车驾司，可以查验！”于谦冷笑道：“辩也死，不辩也死。朝廷赦得我，石亨诸人同意么？辩有何益！”
经过查对，金牌信符都在内府，但徐有贞却说：“虽无显迹，意有之。”于是便给于谦加了个“意欲迎立外藩”的罪名，判处谋逆罪，处死刑。
开始，英宗还犹豫不定，说：“于谦确实有功。”徐有贞说：“不杀于谦，则今日之事（夺门）无名。”这才促使英宗下定决心。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这天，英宗下令斩于谦、王文于市。临刑之时，于谦面无惧色，从容不迫。围观的老百姓则默默为他洒下同情的热泪。天空立时阴云四合，阴惨惨，大地呜咽，似乎为人间冤情悲不平。
于谦被害的消息传出后，路人嗟叹，无不认为是天下一大冤案。有一个指挥朵儿，原是曹吉祥的部下，用酒哭祭于谦被杀的地方，曹吉祥得知，十分恼怒，将他痛打一顿。第二天，他照样像昨日奠祭。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的忠义所感动，冒着危险收殓了他的遗骸。后来于谦的女婿朱骥把于谦的灵柩运回故乡，葬于西湖边三台山麓。后来北京还出现了怀念于谦的童谣：“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赚（于谦）。”皇太后起初不知道于谦死，等到知道了也叹息了好些日子，英宗也很后悔。
当英宗派人抄没于谦的家财时，家无余赀，仅几箱书籍。唯正室门锁牢固，打开一看，尽是皇帝所赐的蟒衣、剑器和玺书。
于谦被害，家属被发配到边地充军。徐有贞、石亨又大搜所谓于谦党人，榜示天下，把于谦平时举荐、重用的一些官员、将领加以杀害、谪戍、罢官。一些希图上爬取宠的卑鄙小人无不以攻击于谦为进身之阶。
于谦死后，由石亨的同党陈汝言代为兵部尚书，不到一年败落。抄其家时，但见家财达以数万计。英宗难过地说：“景泰朝于谦死时，家无余赀，陈汝言却这么多。”石亨俯首不能回答。不久边警迭起，英宗忧形于色。恭顺侯吴瑾在一边说：“假如于谦在的话，该不会让敌寇猖獗到这种地步。”英宗听了默然无语。
于谦在景泰时的故宅，在北京崇文门的西裱褙胡同，于谦被杀后籍没充公。成化初，于谦之子于冕被赦，上书讼父冤。明廷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并将故宅改为“忠节祠”，祠内阁上有清人孙诒经的题词：“热血千秋”和“帝念有功，群小谗谋冤太惨；公真不朽，故居歆祀地犹灵”。弘治二年，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有司每年按时致祭。万历中，改谥“忠肃”。杭州、河南、山西皆奉祀不绝。
刚正死无惧备棺骂皇帝
——海瑞之冤明王朝从正统（公元1436—1449年）以后，由盛转衰，社会矛盾逐步尖锐化。明宣德以来，吏治已渐趋腐败，“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贪污成为官场积习，即使负有监察职责的“御史亦贪纵无忌”，而作为统治权力核心的内阁，更是互相倾轧。1522年，武宗崩，因无子嗣，由其堂弟朱厚熄继位，是为明世宗。世宗即位不久，即欲尊自己的生父为帝，由此引起朝中立与不立的两派之争，史称“大礼仪之争”。为此，两派之间互相排挤，争宠弄权。
当时的明王朝，宦官专权呈愈演愈烈之势。自明成祖始，委宦官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等军政大权，首开宦官干政之端。此后，宦官又插手司法，总领京军。其结果，明代的政治更加黑暗，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明中叶后，土地越来越高度集中，皇帝带头掠夺地产，上行下效，致使皇庄林立，王田遍野。
百姓的赋税日益沉重，时有民谣唱道：“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充分反映了佃户的苦难生活。赋税不均更使百姓没有生存的余地，“富者田连阡陌，坐享兼并之利，无公家丝粒之需。贫者虽无立锥之地，而税额如故，未免缧绁追并之苦”。
官僚缙绅盘剥无度，而明中央政府却财政日窘。世宗嘉靖年间，由于战乱频仍，军费大增，加之皇室奢侈，冗官冗食，致使财政亏空多者每年近四百万两，少者也有百余万两。至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即世宗死后第二年，太仓银仅存一百三十五万两，仅够政府三个月的开支。可见，明政府财政拮据已到了惊人的地步。
明中叶，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高度发展，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全国各地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斗争形式多种多样，规模也越来越大。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福建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起义；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荆襄山区爆发了刘通、李原领导的起义；明武宗四年（公元1509年），河北爆发了杨虎、刘六领导的起义，等等。为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封建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再也不能因循苟且下去了。万历初年，出现了名噪一时的张居正改革，因改革触动了大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而遭到强烈反对。神宗十年（公元1582年），在张居正死后，其改革措施逐渐被破坏，明王朝的社会危机也随之越来越严重。
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海瑞出现在明王朝的历史舞台上。自号“刚峰”的海瑞，没有同流合污，而是誓与官僚豪强进行坚决斗争，无奈仕途险恶，海瑞对于大明、对于天下苍生的忠心和一腔热情并没有使他大展宏图，反而是屡遭贬迁，令人扼腕叹息、为之叫冤！
不事奉承刚正廉洁
海瑞（1515—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琼山（今海南海口市）人。
海瑞的祖父海宽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然而，海瑞的父亲海瀚却无所作为。在海瑞出生四年之后，海翰便去世了。海瑞在母亲谢氏的精心培养下，靠母亲耕种十余亩田地和替人做些针线活得以长大成人。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海瑞养成了实事求是、刚毅坚强的性格。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35岁的海瑞赶赴乡试，因写《治黎策》而中举，并在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一月被派到福建延平府南平县任教谕。初入仕途的海瑞就显示出了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的高贵品质。海瑞平生刚直，因自号刚峰，所以天下就称其为“刚峰先生”。在南平县教谕任上，有一次，御史“下基层”巡察，海瑞的同事全都伏地跪拜迎接，惟独海瑞以揖为礼，并说：“下属拜见御史大人，应当用上下级的礼仪常规，而不应跪拜。”海瑞的刚劲抗颜自然得罪了上司，海瑞自己对此也有所察觉，便要求辞去教谕一职。延平府的一些官员对海瑞也不满，早就想把他赶走，就批准了他的辞呈。然而，当地的知府比较明达，认为海瑞并没有过错，挽留住了海瑞。后来在朱衡任福建提学副使时，喜欢海瑞的刚直，就把他调到正阳书院修书。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六月，海瑞被任命为浙江淳安县知县。海瑞认为：知县，知一县之事也。不能只顾自己，不讲认真，以为认真生怨取祸，浮沉取名，窃取官爵，那样就不叫知县了。因此，海瑞虽然提升了，但刚直的秉性却丝毫未改。一次，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时与驿吏发生争执，一怒之下，令人将驿吏倒着吊了起来，并进行拷打。海瑞见此极为愤慨，亲自没收了胡宗宪儿子的数十两银子以示惩罚，然后告诉胡宗宪说，胡总督在以前为御史时，曾下令往来官吏所到之处不许铺张浪费，今天竟有人大肆索取贡献，欺压百姓，且冒充是您的公子，我真不敢相信。总督胡宗宪哭笑不得，只好不了了知。
海瑞所辖的淳安境内，山多地少，百姓十分穷困，税役负担很重。更为不合理的是，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却要负担虚数的土地的税役。而大地主依仗权势，虽有土地几百上千亩，却无分厘之税。海瑞鉴于此，重新丈量了土地，按土地的实际占有情况征税、征役，以避免豪强地主“有田无粮”，平民百姓“产去税存”，从而减轻了百姓的一部分负担。
海瑞在淳安任内，在制定兴革条例、整顿社会治安、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等方面的政绩受到时人的赞许，但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他在搏击权贵和精确断案方面所显示出的杰出才能。
严嵩的党羽鄢懋卿奉命以都御史身份巡视盐政，以此借机敲诈勒索，所过之处，百姓就惨遭一次搜刮。海瑞以毒攻毒，将鄢懋卿牌告中的“素性俭朴，不喜承迎”的语句摘录出来，写信给他：“你所到之处，并不像牌告中规定的这样俭朴，而是铺张供应，恐怕是地方官员瞎张罗。我如按牌告办事，又恐有怠慢之罪，如铺张招待，又怕违背你体恤民力的指示。”并在信中问鄢懋卿如何办才好。鄢懋卿只好告诉海瑞“照宪牌行”，又因素闻海瑞不好对付，便绕道他往了。淳安县因有海瑞挡驾，才免遭了一场浩劫。
海瑞办案一向注重调查研究。由于他断判了许多冤案，在严州府属县颇负“青天”之名，因而严州府各县遇有疑难案件也移到淳安县处理。
海瑞“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海瑞即使是任淳安知县时，仍然“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浙江总督曾讥讽海瑞，对人说：“昨天听说海瑞为母作寿，买了二斤肉。”海瑞这种洁身自爱的品质，在当时吏治腐败，“以奢相尚”的情况下，更显示出他的高雅和卓尔不群。
任职一方造福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