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30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承认“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诗日变而日新”，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拟议”又要有“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反对“舍是非而争胜负”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著作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部分，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三年（1798年）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年），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虽有宣传因果报应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它不失为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藉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中国小说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20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在政治上，纪晓岚也是很有见地的，惜为其文名所掩。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趋利避害。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因势利导。其目的在于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决横流，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种局面。纪晓岚的家族，在明末动乱中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纪晓岚重视民情，因势利导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在“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尖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民间疾苦比较关注。
纪晓岚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82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他提倡经世致用治学，道光十八年（1838年）提出禁食鸦片的主张，上书道光帝，力主禁烟。不久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道光十九年（1839年）到广州后即派人编译《四洲志》，研究当时西方国家情况，并巡视沿海炮台。死后谥曰文忠。
年少家贫
在科举时代，林则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仕宦之途发达上升。林则徐天生聪颖，在4岁时便由父亲“怀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书五经。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他较早地读了儒家经传。嘉庆三年（1798年），他14岁中秀才后就到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受教于具有实学的郑光策和陈寿祺。在父亲和亲友的影响下，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嘉庆九年（1804年），20岁时中举人。但此后由于家庭日难，外出当私塾。在十一年（1806年）秋，应房永清之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这里的鸦片烟毒引起他的注意。次年初，受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招入幕府。他在张幕中获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礼、乐等知识以及官场经验，为他日后的“入仕”准备了些必要条件。
步入官场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会试中选，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进入官场，实现了父母所斯望的入仕做官。十九年（1814年）授编修。此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撰文官、翻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云南的正副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在京官时期，他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于是，他“文学而潜修”。为了通于政事，“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在京师为官七年中，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几十位专家关于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著述，写了《北直水利书》。书中明确指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家之本务”。认为只有发展华北水利，提倡种稻，就地解决漕粮，才能合理解决南粮北运及由此产生的漕运积弊问题。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林则徐曾在京参加过一些士大夫“雅歌投壶”的文艺团体“宣南诗社”，结识了龚自珍、魏源等人，在诗社里进行诗文酬唱活动。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他积极甄拔人才，建议兴修海塘水利，颇有作为。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种阻力难以应付，曾发泄“支左还绌右”“三叹做吏难”这样的苦闷。最终在次年七月借口父病辞职回籍。林则徐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但由于性情过于急躁，请人写“制怒”大字悬挂堂中以自警。
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复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盐运使，整顿盐政，取得成效。林则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很快跨入官场上青云直上时期。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提任江苏按察使。在任上，他整顿吏治、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江苏这一年夏秋之际大雨成灾，松江饥民聚众告灾，汹汹将变。林则徐反对调兵镇压，亲自赴松江安定灾民，采取一系列救灾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年底入觐归来，署江宁布政使，让林则徐负责全省灾赈事务。但道光四年秋，林则徐先后遭父母丧，在籍守制。直至十年正月才再度出仕。
道光十年（1830年）服丧完毕。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一岁之中，周历三省，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缓。疆臣重其才，皆折节倾心下之。”他为清朝统治的长远利益，锐意整顿财政，兴修水利，救灾办赈，“一时贤名满天下。”十月，升任河东河道总督。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治理黄河，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亲自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绘画张挂，便于了解和治理。林则徐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他调任江苏巡抚。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得出来的。道光十二年（1833年），江苏大水灾。林则徐不顾报灾限期和朝廷斥责，详尽陈述灾情，呼吁缓征漕赋，提出“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的请求。这对发展生产、缓解民困在客观上起了有利的作用。同时，他分析水灾原因是由于吴淞江、黄埔江、娄河及与之相表里的白茆河年久失修，逐年淤塞所致，于是决定兴修白茆河、娄河，还修建海塘，这些在我国水利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林则徐对清王朝的财经政策、贸易政策提出异议，反对一概禁用洋钱。并第一次婉转地向道光帝提出了一套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制度的主张。这是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这也是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保护本国工商业者，保护民族经济独立发展，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进思想。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他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林则徐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要正人，先正己”，“身教重于言教”，林则徐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表率。在出任湖北布政时，入湖北发出《传牌》，禁止沿途阿谀奉迎，借端勒索。在总督任内，仍保持“一切秉公办理”的作风。林则徐办事兢兢业业，是当时官场中最廉明能干、正直无私受群众爱戴的好官。
禁烟运动
当时鸦片问题渐成为政治性争论问题之一。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倡“驰禁论”，请准民间贩卖吸食，使鸦片走私合法化；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提出“严禁论”，以重治吸食为先。林则徐曾向朝廷上奏，请求严禁鸦片。未等皇上批示，他就开始在全省厉行禁烟，收缴烟土、烟膏与烟具，并配制“断瘾药丸”，供人戒烟，成效卓著。随后又一道奏折，力陈烟禁特别是杜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并针对反对派的驳斥强调说：“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举棋不定的道光帝认识到严禁鸦片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于是，被迫接受严禁主张，决定禁烟。十一月十五日，道光皇帝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林则徐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4月22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这就是闻名世界的虎门销烟。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但道光帝盲目骄傲，下旨停止英国贸易。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清廷授林则徐任两广总督。鸦片战争爆发后，定海失陷，琦善到广州，与林则徐反其道而行之，在英侵略者得威胁利诱下，擅自签定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的《穿鼻草约》，但他却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林则徐。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他忍辱负重，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他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他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著名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从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尚告诫“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可见林则徐的远见卓识。
林则徐在广州查鸦片的过程中，意识到英国会发动侵略战争。为了战胜敌人，需要知己知被。他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得出：变敌人的长处为自己的长处，即魏源归纳阐述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是林则徐亲自主持，组织翻译班子，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一种“参考消息”；为了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地理的书；还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其中一条规定：“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权利。”说明中国禁烟完全合乎《国际法》。在军事方面，他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林则徐专门从外国买来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为了改进军事技术，他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龚自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