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啸林长期混迹于妓院之中，十分了解嫖客的心理。他拉皮条很有一套，兰香阁的生意也比从前好了许多。那老鸨见了，心里十分开心，便给他加了20块大洋的俸禄。如此一来，张啸林每月的收入就达70块大洋了。这些钱在当时来说已经赶上中等家庭的月收入了。但是张啸林知道，要想出人头地，靠这一点钱根本办不到。有一天，张啸林看到兰香阁附近有一个摆地摊的中年男子，生意十分兴隆。他凑上前去，发现那人卖的竟然是春药。他仔细观察，那些买了春药的人大多都进了兰香阁。张啸林灵机一动，心里暗暗盘算道：“我何不趁机摆个摊子，做一做这桩买卖，赚几块大洋花花呢！”打定了主意，张啸林便从一家黑药店随便弄了些吃不死人的药，做成药丸，用纸包了起来。第二天下午，他对兰香阁的老鸨说：“老板娘，我得到永祥赌场去转一圈。好久不去了，如果季老板问起来，我不好交代。”
老鸨想了想，觉得他说的也是实情，便点了点头。张啸林趁机回到自己租的房子里，把事先准备好的药丸用一大块红布一包，便到四马路（今福州路）附近摆起了地摊。四马路是个堂子林立之地，那里的嫖客也非常多。一个下午下来，他居然赚到了几十块大洋。张啸林暗中得意，如此下去，用不了两天，他赚的钱便可以超过永祥赌场和兰香阁两家一个月的俸禄了。
张啸林再也没有心思去管赌场和妓院的事情了，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卖假春药上来了。但他还不敢轻易辞掉赌场和妓院里的工作，他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毕竟他卖的是假药。不想，几日过去之后，不但没有人来拆穿他的把戏，还有人当面夸他的药灵验。这是怎么回事呢？张啸林偷偷地跑去请教一个江湖郎中。那郎中收了张啸林的银子，便把其中的玄机告诉了他了。
原来，阳痿大多并没有器质性病变，而是由紧张、压力、抑郁、焦虑等精神因素造成的。他们越是紧张，就越无法勃起。如果是那些喜欢寻花问柳者患了这种病症，想在床上展示一下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一紧张，便无法完成正常的性交了。有了一次之后，下次便更加紧张，如此一来便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吃了张啸林的假药，他们精神上的紧张和焦虑便消失了，病症自然也就好了。
张啸林知道了其中的玄机，便放心了。他索性把赌场里的工作辞掉了，专心干起卖假药的勾当来。他自知在永祥赌场没干好，又私自辞了活儿，生怕季云卿会怪罪他，索性连季云卿也不见了。
张啸林把这桩赚钱的买卖告诉了兰香阁的老鸨。两人一合计，干脆在兰香阁里设一个春药柜台，赚了钱，两人平分。一传十，十传百，不少嫖客都知道了兰香阁里有上好的药，能让男人在床上恣意驰骋。于是乎，这一男一女把兰香阁开得红红火火，财源滚滚而来。张啸林利用兰香阁这爿长三堂子，着实赚了一笔。
九、偶遇上海富商黄楚九
张啸林在四马路一带卖假药，基本上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一则，张啸林长得人高马大，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主；二则，有地痞流氓来捣乱的时候，他便会亮出季云卿的招牌，震慑对方；三则，前来捣乱的地痞流氓不管买不买季云卿的面子，张啸林都会笑脸相迎，悄悄塞给他们一些钱，以示“孝敬”。张啸林的这些招数屡试不爽。在上海滩呆了几个月，他已经把道上的情况摸得差不多了，什么时候该出钱了事，什么时候该出手诈钱，他已经轻车熟路了。
1913年的一天，张啸林像往常一样，先把兰香阁里的事务打点妥当，然后便拎着包袱，寻地去卖药。几个月来，他已经在英租界的大部分地方都出过摊了，唯有一马路（今南京路）还没有去过。他决定要那里去碰碰运气。刚刚摆完摊，就有不少人围了上来。张啸林竭尽所能，向人们推销他的药。突然，人群突然散开了。只见一个穿着丝绸长衫的中年人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走上前来。
围观的人纷纷说：“黄老板来了。”
张啸林见众人称呼眼前这位眉宇间透露着坚毅的中年男子为黄老板，内心一阵紧张。他心里暗惊道：“黄老板，莫非是黄金荣？”
他抬起头，偷偷打量了一下面前的这位黄老板。他发现面前的这位中年男子面皮白净，虽然算不上美男子，倒有透露着几分清秀。他听说上海滩闻人黄金荣是一个麻皮，面目丑陋，眼前的这位应该不是黄金荣。这时，张啸林又想，黄金荣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法租界，他应该不会到英租界来。张啸林为什么如此惧怕黄金荣呢？黄金荣是苏州人，早年先后在姐夫开的裱画店学手艺、上海县衙当捕快。20来岁时回到苏州闯荡，靠着精明强悍，开了一家老天宫戏馆，从此在苏州白相人中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未发迹之时，黄金荣曾单枪匹马跑到苏州府衙门一位捕快的家中办交涉。气宇轩昂的黄金荣不但征服了捕快，还收拢了捕快妻子林桂生的芳心。不久，这位同样精明强悍的女人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黄老板的太太。
当时上海的形势非常复杂。随着民间反帝浪潮的兴起，一些流氓也趁机捞取好处，各国租界内的治安每况愈下。英、法等国为了维持治安，分别从他们在亚洲的殖民地印度和安南（今越南）调来巡捕，执行警察任务。英租界的印度巡捕就是人们熟知的“红头阿三”或“印度阿三”。不管印度阿三，还是安南巡捕都只能显显威风，摆摆架势，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主子一样，都不懂中文，无法和租界里的华人沟通。法租界迫不得已，不得不在华人中延揽一些吃得开的人来充当“包打听”的角色，协助他们管理租界事务。黄金荣就曾充任过法租界的三等巡捕之职，后来他闯荡苏州，便辞去了这一职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上海的法租界非法扩张，当时，法租界的一位领事对苏州极其向往，便到苏州去游玩。苏州商会会长刘正康招待了这位领事，而且当时他的朋友黄金荣也在场。法国领事一见黄金荣，便对其推崇备至，邀其到上海充任华探。黄金荣和妻子林桂生商量之后，便应了法国领事的邀请，赴上海上任去了。
由于华人一向对印度阿三和安南巡捕不满，此番来了华探，人们自然是十分欣喜。黄金荣由此成为了上海滩上一位头面人物。再加上林桂生善于经营，黄家的声势日隆，在法租界的同孚里设置了一处黄公馆。黄公馆由此成为了帮会人士，乃至整个上海向往之处。
眼前的这位黄老板既然不是黄金荣，那么他是谁呢？张啸林正自纳闷，一名保镖走上前来，一把抓住他的领子，大声呵斥道：“你小子吃了黄楚九雄心豹子胆了，竟敢到这里来摆地摊，找死是不是？”
张啸林看出来，这些人和平日里来诈几个钱花花的小流氓不一样，他们大有来头，便急忙赔不是，点头哈腰地说：“众位大哥，真对不起，今天路过这里，见这儿人多，想拣个便宜，没想到这是大哥的地盘。我这就走，这就走。”
那保镖松开了张啸林的领子，转身对穿长衫的男子说：“大哥，如何对付这小子？”
张啸林一听他们要对付自己，忙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双手递上，毕恭毕敬地说：“今天还没开张，一分钱没上手，这是我所有的钱，请大哥笑纳！”
先前那名保镖冷笑一声，训斥道：“混账，大名鼎鼎的黄楚九黄老板会稀罕你那几个小钱！”
张啸林一听，心中惊诧不已。黄楚九是上海滩上注明的实业家，家财万贯，权势极大，与黄金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黄楚九是浙江余姚人，出身中药世家，他的父亲便是一位中医，母亲也善于治疗眼疾。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父亲病逝，16岁的黄楚九便跟随母亲来到上海。
黄楚九在清心书院读了几天书，便辍学在家，跟随母亲学习医术。不久，他便按照医书里记载的药谱，自制药丸，在城隍庙前摆起了药摊。城隍庙是老上海最热闹的地方，商贩云集。在这里，黄楚九的药摊生意越来越好。他爱动脑筋，渐渐就悟出了出奇制胜的经营之道。小有经验的黄楚九和母亲商量之后，开了一家名为颐寿堂的诊所，渐渐积累了一些资本。
光绪十六年（1890年），黄楚九将颐寿堂迁至法租界的法大马路，更名为中法大药房，兼卖中西药品。当时，广告在中国还刚刚兴起，许多商人还不懂得利用。黄楚九却能抓住机遇，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结果，上门购药者骤然大增，财源滚滚而来。在短短的几年之中，黄楚九就利用各种手段，将中法大药房发展成为上海滩上鼎鼎有名的大药店，他的势力也逐渐往地盘更广、人口更多的英租界渗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楚九又推出了第一个本牌药——艾罗补脑汁。
他强调艾罗补脑汁可以长智慧、祛百病，并采用西式包装，把中药煎好之后，用瓶子装好，这对于推广销路方面是很方便的。艾罗补脑汁卖得出奇的好，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门庭若市，销售额不断攀升，真的是日进斗金。
20世纪初，日本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掠夺国人的钱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号召开展抵制日货的反日爱国运动，全国各地商界可谓是一呼百应。然而，只有日本产的仁丹仍然盘踞在中国城乡，到处可见翘着小胡子的仁丹招贴画。黄楚九对这小小仁丹在中国大地横行无忌愤愤不平。
宣统元年（1909年），黄楚九得到一张“诸葛行军散”的古方，同时参考自己祖传的《七十二症方》，反复研制出新的方剂，做成小粒药丸，取名为“人丹”，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制药企业——龙虎公司，与日本仁丹展开了竞争。龙虎人丹上市后，黄楚九大力宣传，凡是贴着日本仁丹广告的地方，他令人都贴上醒目的龙虎人丹广告。日本东亚公司眼看龙虎人丹对他们的仁丹构成了威胁，便控告人丹是“冒牌”、“侵权”，要求中国政府勒令停产。黄楚九聘请上海著名大律师，与日商大打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