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世纪性首脑会晤”后，前苏联一直想驱散“一个噩梦——美国同中国建立针对俄国的轴心的可能性”。而且随着中国核能力的扩大，中国在前苏联心目中的地位也有了提高。前苏联意识到它经不起在两条战线上受到攻击，这是它极力谋求缓和西线压力、加紧同美国拉关系的又一重要因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美关系的缓和主要体现在两国首脑互访、会谈以及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达成协议等。1972年5月尼克松总统访苏标志着苏美关系“缓和”高潮的到来。此次会晤两国签署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临时协议等9个文件，这意味着美苏的战略核力量大体上保持均衡，并承认任何一方都不得享有单方面的战略优势，对此后30年的国际战略稳定奠定了基础。此后，两国首脑又多次进行互访和会晤，就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等问题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前苏联同美国的贸易额也由1969年的不到2亿美元增到1979年的43.17亿美元。而且，前苏联还同联邦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大规模地发展了工业合作，得到大量贷款、先进的技术和工业设备，加快了前苏联经济的发展。
总之，这一时期前苏联的战略虚实结合，目标明确，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使前苏联上世纪70年代在世界的影响震动一时，这是推行实力政策的结果，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患。
1985年11月16~21日，掌握着地球上50亿生灵身家性命的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两个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坐在了一起，重新开启了中断多年的苏美最高级接触。它标志着美苏关系开始突破战后几十年的“冷战”模式，进入了一个以缓和与对话为主的新时期。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前苏联国内已是危机四伏，最主要的是经济困难。至1985年前苏联经济已持续20年不断下降，大大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造成一系列的社会危机。经济的困难对外交政策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严重威胁前苏联的国际地位。戈尔巴乔夫认为，加强前苏联在自己疆界以外的地位的方法就是改进国内的经济行为。为了赢得宝贵的喘息时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在外交中积极推行其国际政治“新思维”理念：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全人类价值优先，用政治对话代替军事对抗、从力量均衡转向利益均衡。并据此提出前苏联外交的两大任务：一是为前苏联的国内改革和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
为了全面落实外交“新思维”的构想和主张，1985年3月开始，戈尔巴乔夫对前苏联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主要就是缓和苏美关系、降低双方军事对抗水平，进而结束东西方冷战。为此，前苏联在多方面实施收缩战略，主动提出裁军、撤军，其中包括1986年提出的15年内分3阶段“完全销毁核武器”和“建立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体系”等涉及全球的重大建议；1987年至1991年前苏联从东欧和蒙古共撤出22.3万部队及大批武器装备。
由于苏方的努力，新思维外交使苏美关系得到很大改善，双方已由对抗转为对话。苏美双方剑拔弩张的全面对抗已开始让位于频繁不断的高层对话和某些领域的互谅合作。在戈尔巴乔夫任期内苏美两国总统互访达10余次，仅1990年戈尔巴乔夫与布什就会晤3次，而1945年至1985年40年间，美苏首脑会晤仅8次。此外，前苏联与整个西欧国家的关系也得到缓和，西欧各发达国家已开始为前苏联提供其国内改革和建设迫切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甚至愿意提供克服眼前因难的紧急援助，前苏联经济已开始摆脱与西方经济相互隔绝的状态。而且，苏美之间以及东西欧之间军备竞赛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苏美两家和欧洲各国都采取了某些实际的裁军步骤，全世界共同期待的核裁军终于开始成为现实。
戈氏新思维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以妥协、退让、迁就和自保为主的策略造成了一系列出乎前苏联领导人预料的负面效应。它无视具体情况过早宣布放弃集团政策，并且不适当地提出所谓外交要算经济账，导致了华沙条约的崩溃和经互会事实上的瓦解，使东西德以前苏联自己不愿看到的方式实现了统一。这使前苏联不仅失去了维持超级大国地位必不可少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柱，而且还失去了对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地理屏障。前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极大削弱。与此同时，国内问题也是积重难返，前苏联走向解体已成必然。
1991年12月曾与美并称“超级大国”的前苏联解体了，冷战及冷战时期形成的两极格局因此而终结。但作为原前苏联的继承国和延续国，俄罗斯仍将对美关系视为其外交运筹的重中之重。
叶利钦执政期间，俄美关系可谓一波三折，从热衷战略伙伴到寻求务实合作，经历了从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亲西方外交到以现实利益为取向的独立大国外交的转变。
前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对美国抱有很大的期望，力图通过向美国作出重大让步，与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来换取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从而使俄罗斯迅速融入西方社会和世界经济体系并成为西方大国俱乐部中的一员。但俄罗斯对美国一味妥协与让步的政策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美国并没有给予俄罗斯所期望的经援，也未把它视为平等的伙伴和盟友。随着俄罗斯国内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和政治斗争的加剧。国内开始抨击俄罗斯的对美政策，称其为沉湎于“不现实的、幼稚的亲美主义”，叶利钦本人的威信也明显下降。为了缓解国内对美政策的抨击，从1992年秋天起，叶利钦开始逐步调整对美政策，谋求与美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其指导思想是尽力与美抗衡，为俄罗斯争取与之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1993年4月叶利钦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指出，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大国”，为实现自己的切身利益，必须提高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俄美关系的发展状况“首先应当由俄罗斯的利益来确定”。1994年2月，叶利钦在首次向俄新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再次明确指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不断促进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实现这一任务的主要手段是开放和合作，但是为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俄有权在必要时采取坚决和强硬的行动。”他强调对外政策“要始终体现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此举表明，俄罗斯希望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力量均衡的世界，一个俄罗斯拥有大国地位的世界。
叶利钦时期俄美两国虽然摩擦不断，但在核裁军领域的合作还是富有成效的，除了与美达成第一、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外，1997年3月俄美两国总统在赫尔辛基会晤时又达成了把规定履行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条约的期限从2003年初延长至2007年底的协议，同时还拟定了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轮廓。在经济领域，美国成为俄罗斯投资最多的国家，从1992年到1998年初美对俄的投资额达62亿美元，占俄罗斯吸引外资总额的1/4以上。与此同时，在美国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俄罗斯提供的贷款总额也近400亿美元（实际只兑现了226亿美元），这个数额虽然低于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期望，但对缓解俄多年来持续的财政危机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俄美战略利益相悖，两国关系中矛盾与斗争的一面也十分突出。俄罗斯由于经济上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状态，没有实力同美国对抗，虽不得不面对美国为目前唯一超级大国的现实，但也不愿沦为受美国支配的二流国家。随着俄罗斯进一步调整对美政策，俄美两国在北约东扩、伊拉克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矛盾也不断凸现。尤其是美国利用车臣问题干涉俄罗斯内政、科索沃战争及美国加紧发展导弹防御计划都使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也使俄美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末降到了前苏联解体以来的最低点。
总体而言，在叶利钦时期，俄美既没有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也没有处于对抗状态，两国的关系始终是既合作又有斗争。
2002年5月23~26日美国总统布什对俄罗斯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与普京总统两人之间的第五次首脑会晤。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俄美战略新关系宣言》等6项协议，进一步推动了俄美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
普京自上台以来，在处理俄美关系上更趋务实，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放弃“恢复大国地位”的思想。他主动进行适度战略收缩，改善对美关系，力争将俄美关系纳入“正常发展轨道”，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为实现俄罗斯的国家复兴创造一个稳定的战略环境。特别是“9·11”后，普京适时采取果断措施，全力支持布什的国际反恐行动，对美军进驻其传统利益区中亚和高加索也是顺水推舟，没有横加指责。此外，俄罗斯又提前关闭在古巴和越南的军事基地，对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也未做过激反应，进而又在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中做出妥协。
普京之所以做出如此大的“让步”，并不等同于叶利钦执政初期的“亲西方”外交政策，而是在总结经验教训和重新审视当前国际形势及俄罗斯自身力量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治国指导思想。他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大国幻想，强调要节约外交资源，避免无谓的“浪费”，力争以积极合理的外交弥补军事、经济等国内资源的不足，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普京认识到，美国因素在俄罗斯外交中仍处于首要位置，俄罗斯外交的施展空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美关系的发展。俄罗斯十分重视发展与欧洲的关系，普京多次强调“俄罗斯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欧洲的一部分”。处理好俄美关系是其融入欧洲的必要条件，因为多数欧洲国家是美国的盟国。
从俄罗斯本国的发展需要看，如果不能与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开展合作，就难以实现“富民强国”的战略目标。目前，俄罗斯经济进一步恢复主要缺乏3个条件，即资金、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而这些东西只能来自西方，首先是美国。改善对美关系，可以为俄减轻债务负担、在贸易上获得美“最惠国待遇”、进口俄罗斯所需要的技术。普京明确指出，俄罗斯与美国的合作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他希望确保美国成为俄罗斯“可靠和稳定的伙伴”，争取在俄美间形成一种平等互利的“新型国家关系”。
今后一个时期，俄美关系有望继续保持一定的改善势头，但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并非易事，双方还难以建立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更不可能结盟。
首先，俄美两国战略利益相悖，分歧难以弥合，政治互信短期内难以建立；美不仅不会因普京调整政策而放松对俄的防范，而且还将趁机在国际舞台特别是俄有传统影响的地区继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其次，俄美经济合作的基础脆弱，而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许诺也常是“口惠而实不至”。因此，近期俄美贸易难以取得明显进展，2000年双方贸易额仅为80亿美元；再次，俄罗斯国内反对普京调整对美政策的政治力量将对其形成较大牵制，普京目前虽享有较高的支持率，但对国内的强烈反应不能不有所顾忌。在此情况下，普京对美政策目标的实现可能会大打折扣。
一、美俄关系互动及其影响
布什和普京上台后调整了相互政策。美国不再视俄罗斯为敌人和威胁，俄罗斯对美国采取不对抗政策。从美国方面讲，认为俄罗斯不是“挑战国”，改善与俄罗斯关系有利于巩固美国的“领袖”地位，有利于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寻求能源新途径等。从俄罗斯方面讲，俄罗斯复兴需要美国和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便于融入欧洲和解决俄罗斯国内问题。但两国关系的改善有其局限性，对地区和国际局势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布什和普京上台以来，出于各自的战略需要，均调整了相互政策。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美俄高层接触频繁，布什和普京先后举行了5次会晤。
二、布什政府对俄罗斯政策调整
布什总统上任以来，在对外关系中的表现是“崇尚强权”、“美国利益至上”、“单边主义”突出。美国对俄罗斯政策亦不例外，布什上台初期，由于对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不甚了解，因此对俄罗斯存有几分戒心，把俄罗斯定位为“既非战略伙伴，也非战略对手”，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态度，在许多涉及俄罗斯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我行我素。如驱逐5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接见“车臣外长”；宣布将减少对俄罗斯拆除核武器的资金援助；强调不顾俄罗斯反对将坚决实施NMD计划和决心退出反导条约等等。美俄之间一度因此龃龉不断，风波迭起，关系相当紧张。
两国政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磨合之后，双边关系开始走向“正常轨道”。尤其是2001年6月16日，布什与普京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举行首次会晤后，两国关系开始好转。布什称：“俄罗斯不是美国的敌人，实际上今天的会晤使我相信，俄罗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强大的伙伴和朋友”。同年7月22日，布什和普京又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第二次会晤。在这两次会晤中，两人都表现出争取对话，谋求缓和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