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想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美国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即要通过各种办法来消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赖以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时要加强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反恐合作。
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南塔时，布什总统正在佛州的一所小学里看孩子们上阅读课。他的第一反应是“可能是一般的空难”。几分种后得知第二架再次撞上北塔时，他的表情很怪，后来在法国戛纳夺得金棕榈大奖的著名导演摩尔拍的《华氏9·11》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反应愚钝的总统。
1964年，马丁·路德金面对数万名黑人集会者，喊出了“我有一个梦想！”为美国黑人的恶劣生存状况呐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新奥尔良的黑人居民却发现，他们的美国梦彻底破灭。他们仍然是社会的底层，是被蔑视和遗弃的一群人。那位丈夫和儿子都是总统的银发老太太芭芭拉一语道破天机：这些人在避难所挺好，比他们原来住的地方好！
世贸大楼垮塌前，里面的人相互搀扶，摸黑从几十层的高楼上有序地往下疏散，那一幕曾经感动了很多人。华裔青年曾哲勇敢地冲进随时会垮的双子塔救人，自己却献出年轻的生命。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将一条街以曾哲的名字命名时，称赞这是美国精神的典范。还有纽约消防员，他们和大火搏斗救出大楼里被困的人，英勇的形象在美国成为经典，三年后被好莱坞拍成大片。
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恐怖组织劫持了四架美国的民航客机，用了一种任何军事天才都难以想像的方式袭击了美国经济和军事的中心。纽约曼哈顿的世贸大楼在全世界的惊呼中轰然垮塌，几分种后五角大楼也被撞塌，美国的安全神话瞬间破灭。
美国为何停止叫喊反恐
美国的“反恐战争”犹如一场棋局。从提出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到不再提“反恐战争”一词，再到奥巴马承诺美国与伊斯兰国家“永不交战”、决心构建“伙伴关系”，奥巴马正从多个侧面悄然改变美国的反恐大业。显然，奥巴马对美国反恐斗争的改变，是美国在当前国内外时局下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为了修复美国的国家形象。反恐研究专家认为，美国在放弃偏激的“反恐战争”说法之余，其重心也正悄然“回归”阿巴战场，这是奥巴马对小布什时期反恐偏离“原点”的重大调整。至于反恐战略调整的具体效果，则还有待观察。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发表演说时承诺，美国与伊斯兰国家“永不交战”，决心与其构建“伙伴关系”，这是奥巴马上任后首访伊斯兰国家。
对此，奥巴马新政府正通过改善美国形象、反恐重心转移、改变反恐方式等措施，“修正”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反恐战略，初显了奥巴马新政府对反恐事业的调整。
美国准备停用“反恐战争”说法表明，奥巴马新政府正尝试消除因“反恐战争”引发的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尤其是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这有利于修复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现在的美国很可能重蹈前苏联失败的覆辙。当年，前苏军从阿富汗撤离用了10年；自2001年以来，阿富汗困局迄今也延续了8年，目前驻留在阿的美军和北约部队，正面临和苏军类似的局面。所以，奥巴马新政府把反恐重心转移到阿巴，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
国务卿希拉里在荷兰提到：“我没有接到任何关于使用或不使用‘反恐战争’的指令，我们只是不再用它了。”美国准备停用“反恐战争”说法表明，奥巴马新政府正尝试消除因“反恐战争”引发的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尤其是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这有利于修复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在反恐定义上，美国与欧洲此前是存有争议的，欧洲一直认为反恐是“一场斗争”，但当年小布什首创的“反恐战争”一直备受批判。奥巴马新政府弃用“反恐战争”背后，反映了奥巴马新政府反恐宣传策略与方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反恐战略发生重大转变。
布什执政8年，其单边蛮干的反恐战争使美国实力深受消耗，国家形象严重受损。奥巴马以“变革”旗号入主白宫，承诺修复受损的国家形象。从承诺关闭关塔纳摩监狱、到美国准备停用“反恐战争”表述、再到6日奥巴马发出改善与伊斯兰关系的积极信号，这都表明奥巴马新政府试图改善美国过去7年来因“反恐过度”带来的负面国家形象。与弃用“反恐战争”提法相互配合的是，奥巴马6日首次访问土耳其，也被认为是化解反美情绪、提升美国形象的第一步。
提升国家形象的同时，奥巴马新政府也正重新定义反恐思维，认为布什政府之所以“愈反愈恐”，主要是因为当局忽略阿富汗战线，故转移美国反恐焦点势在必行。国际关系研究员认为，奥巴马新政府对偏离反恐“原点”的重大调整，主要体现在反恐重心东移至阿巴（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战场。
2009年3月26日，奥巴马宣布了阿巴反恐新策略，开始把南亚作为反恐的主战场。从增兵阿富汗、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美军无人驾驶飞机多次袭击阿巴境内目标看，美国正将阿巴两者合二为一统筹处理，以利于美国集中打击阿巴境内的塔利班极端分子和“基地”组织。
当然，在重心转移的同时，奥巴马新政府的反恐方式也在发生改变。国际关系研究员认为，军事打击手段在美国新政府反恐斗争中的地位开始下降，新政府开始强调多元化的、类似“软硬兼施”的、多边合作的方式进行。比如，在增兵阿富汗及加强巴国反恐军备的同时，奥巴马还有意协助两国兴建学校、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争取地方人民的支持，试图修正布什时期“治标不治本”的反恐策略。
对于这种反恐转变的原因，国际关系研究员认为，奥巴马选择回归阿巴，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伊拉克战争早已是“泥潭”一片，为了纠正“愈反愈恐”的国民认知，奥巴马需要兑现竞选时的承诺；但从美国反恐的局面看，这种转型无法解决美国的反恐困境，反而可能再陷像伊拉克战场类似的泥潭。而如此转变，也是美国“实用主义”思维的体现，这种“实用主义”有时体现为美国是一个负责的国家，有时也暗含美国“并不负责任”——比如美国此前都曾介入的索马里、伊拉克战场，多少都被“实用主义”思维抛弃而未取得成效。同样，在“实用主义”左右下，从根本上不能改变美国在南亚的反恐困局。
北大国关学院刘金质教授认为，这是奥巴马新政府抛弃布什“单边主义”、重回“多边合作”、推行“巧实力”反恐的新尝试。他认为，与伊战的性质不同，阿富汗战争是当时安理会认可的一场战争，是一场具有合法性的战争，回归有利于美国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
对于目前美国反恐的种种变化是战略改变、还是策略改变的判断上，国际关系研究员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反恐整体战略尚未发生改变，我认为改变更多体现为反恐方法、手段与方式等策略层面的改变。”
反恐回归阿巴战场，是奥巴马调整前布什政府将伊拉克作为反恐重心、忽略“9·11”袭击策源地的核心做法。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奥巴马正在强化对阿巴援助（奥巴马将拿出30亿美元支持反恐），这表明反恐依然在美国外交中占重要地位。当然，专家也认为，阿巴为主要南亚战场，作为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地位正逐渐上升，这是不同于布什时期反恐战略的局部变化。
对此，刘金质教授把反恐纳入新政府整体外交框架中进行了解读。刘教授认为，奥巴马新政府的反恐战略处于调整阶段之中，反恐新战略的具体目标还有待明晰。他提到，奥巴马新政府准备弃用的“反恐战争”一词，的确是美国反恐宣传策略的“软化”；但与此同时，奥巴马也正在“弃用”小布什针对反恐确立的“先发制人”战略，这种改变多少属战略层面的调整。
反恐的实质是让和平受到威胁
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这两股逆流，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严重冲击着我们时代的大潮流。恐怖主义活动的全球性及其猖狂性，只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并不等同于它是惟一的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的实际情况并非是“地缘政治不存在了”，而是更强化了；不是“传统安全让位于非传统安全”了，而是在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的同时，传统安全也吃紧了当今世界并不是进入了“反恐战争时代”。我们时代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面临诸多逆流的冲击。
“9·11事件”转眼又过去几年了。在这一期间，美国媒体发表了大量评论，有些是反思性质的，有些是质疑性质的，也有不少是分析批判性质的。由于处境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或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诸多意见相左。但也有不少共识，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比较一致的：几年来，美国加大了反恐力度，美国的“反恐战争”扩大化了；恐怖主义虽受到沉重打击，仍十分猖獗，且有蔓延之势；美国既没有得到军事胜利的喜悦，也没得到安宁，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似乎更不太平了。在诸多评论中，有一种人的意见很值得注意和商榷。他们强调，“9·11事件”改变了世界，在新形势下，“地缘政治不存在了”，“冷战思维消失了”，“传统安全逐步让位于非传统安全”；现在世界已进入“反恐战争时代”，“反恐”是全世界的“头等任务”，等等。这类意见，不论主观意向如何，客观上都起着误导作用。
世界的现实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的国际形势和美国的外交动向。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饱受世纪战乱之苦的世界人民，普遍感到高兴，他们渴望过安宁的生活，期盼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是时代的大潮流。但令人失望的是，冷战思维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霸权主义也未因为另一个霸权国家的解体而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希望国际局势持续动荡的军火商，在幕后兴风作浪，企图挽回军火工业的颓势。“文明冲突论”、“单极稳定论”、“中国威胁论”，以及“人权高于主权”和“新干涉主义”等一系列论点应运而生。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公开宣称，“要使世界免遭过去的灾难，必须有一个领导，而且只能有一个领导”，美国“最具有领导这个世界的能力”。美国1998年发表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更是毫不隐讳，美国绝不允许世界上出现任何可能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北约东扩”、“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产生的，科索沃战争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动的。这一切，美国一些媒体称之为“善良的霸权主义”或“仁慈的霸权主义”，可是在世界人民看来，却不是好兆头，而是一股强大的逆流，冲击和破坏着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这两种潮流之间的冲撞和斗争，实际上拉开了时代主要矛盾的序幕。
布什总统继承了克林顿的丰厚战略遗产，但走得更远，更咄咄逼人。他一上台便四面出击，大搞单边主义，迫不及待地中断同朝鲜的会谈，下令轰炸伊拉克，退出《京都议定书》，拒不批准全面核禁试条约，为推行导弹防御体系大造声势，严重冲击着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使克林顿时期形成的那股逆流，更加汹涌泛滥。21世纪伊始，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矛盾也就展开在世人面前了。
恐怖主义也是这个时代的一股逆流，“9·11”达到了顶峰。目前，它显然已是全球性的，且有蔓延之势。它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惨无人道，伤害无辜，破坏社会稳定，闹得几乎全世界都不得安宁。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这两股逆流，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严重冲击着这个时代的大潮流。专家认为，恐怖主义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意义上是派生的（包括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以及一些原教旨主义的驱动和催生）。恐怖主义活动的全球性及其猖狂性，只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并不等同于它是惟一的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恐怖主义当然要坚决反对，但也不能够忽略这个时代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所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和问题。
“9·11事件”确实是对美国的沉重打击，当时全世界几乎都对美国表示同情和支持，强烈谴责恐怖主义。法国人甚至喊出了“我们都是美国人”的动人口号。在这种情况下，“9·11”这个恶性事件本来也可以变成好事。美国完全可以沉着应对，适时反思，调整政策，团结世界各国，在多边基础和联合国框架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反恐。可惜美国的当政者禁不起“美利坚帝国使命”的诱惑，反恐的路线很快就偏离了方向，而且扩大化了。
第一，美国把它的“反恐”称之为“全球性反恐战争”，国际上普遍持保留态度。欧洲的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等很多国家，俄罗斯，以及亚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它称之为“反恐斗争”，美国国内舆论也有不同看法，连布什总统自己后来也承认，“反恐战争”这个名字取得不恰当，需要有一个“更为准确的名字”。
第二，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同“反恐”并无直接关系，谈不上是什么“反恐战争”，充其量只能说带有某些“反恐斗争”的味道罢了。这一点实际上已是举世公认。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两大依据早已成了“皇帝的新衣”，现在也不得不改口，说萨达姆“有野心要发展核武器”，美国需要“更迭政权”。之后伊拉克局势严重动荡和混乱，暴力不断，既有恐怖主义因素和需要反对恐怖主义的一面，更有占领和反占领斗争的一面。美国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把这场战争称为“反恐战争”，把反对美英占领的武装斗争统称为“恐怖主义”和“颠覆势力”，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三，“9·11事件”以来的实践表明，美国奉行的基本方针是“反恐谋霸”，“挟反恐以令天下”。在“反恐需要”的旗帜下，在“地缘政治不存在了”和“传统安全逐步让位于非传统安全”的掩盖下，美国军事力量已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俄罗斯在中亚的后院，引起俄罗斯和有关国家的警觉和不安。美国军事力量已从两方面推进到伊朗边境，对南亚和东南亚也有明显的渗透。现在的实际情况并非是“地缘政治不存在了”，而是更强化了；不是“传统安全让位于非传统安全”了，而是在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的同时，传统安全也吃紧了。
第四，美国把一些国家定为“邪恶轴心国家”和“无赖国家”，把另一些国家定为“失败国家”，还把很多国家定为“不站在我们一边就站在敌人一边的国家”，而且威胁要进行制裁，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更迭它不喜欢的政权。这同“反恐战争”有多少关系？世界上有几个甘愿“顺着美国走”的国家？这只能制造更多的敌人，迫使更多的国家在军事上准备应对措施，从而使美国自身不得安宁，也使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更不太平。
当今世界并不是进入了“反恐战争时代”。我们时代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面临诸多逆流的冲击，其中最严重的是霸权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它们之间虽然不无某些内在的因果关系和互动关系，但也不能说都有必然的联系。这两股逆流我们都要坚决反对，以保障人类和平发展的事业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