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中国共和立宪之制肇兴久矣。举国喁喁望治，皆欲求所以建设新国家之术，然为问国中，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果何在乎？前识之士，皇然忧时，援引徒众，杂糅庞合，树帜立垒，号曰政党者亦众矣，然为问适于为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者谁乎，纵曰庶几将有近似者焉，然又为问能合于共和立宪国之原则，不以类似他种国家之他种中心势力杂乎其间，而无愧为共和立宪国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者谁乎？质而言之，中国虽号为共和立宪，而实无有强健而良善之政党焉，为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而胜任愉快者。夫共和立宪国之政治，在理未有不以政党为中心势力，而其共和立宪犹可信者。而今乃不然，则中国虽谓为无共和立宪国之实质焉可也。嗟乎！兴言及此，我国人其尚不知所以自反乎？我国人之有志从事于政党者，其尚不知所以自处之道乎？
曩者吾人痛帝政之专制也，共图摧去之，以有中国同盟会。比及破坏告终，建设之事，不敢放置，爰易其内蕴，进而入于政党之林。时则俊士云起，天下风动，结社集会以谈国家事者比比焉。吾人求治之心，急切莫待，于是不谋而合，投袂并起，又有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之组织。凡此诸党，蕲向所及，无非期利国福民，以臻于强健良善之境。然而志愿虽宏，力行匪易，分道扬镳，艰于整肃。数月以来，略有发抒，而不克奏齐之功用，树广大之风声，所谓不适于为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者，吾诸党盖亦不免居其一焉（此吾人深自引责，而不能一日安者）。若不图改弦更张之策，为集中统一之谋，则是吾人放弃共和国民之天职，罪莫大焉。且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方今群言淆乱，宇内云扰，吾人尤不敢不有以正之，示天下以范畴。四顾茫茫，此尤不得不以此遗大图艰之业，自相诏勉者耳。爰集众议，而谋佥同，继自今，吾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相与合并为一，舍其旧而新是谋，以从事于民国建设之事，以蕲渐达于为共和立宪国之政治中心势力，且以求符于政党原则，成为大群，藉以引起一国只宜二大对峙之观念，俾其见诸实行。
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颜其名曰“国民党”。党有宗旨，所以定众志。吾党以求完全共和立宪政治为志者也，故标其义曰：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众志既定于内，不可不有所标帜于外，则党纲尚焉，故斟酌损益，义取适时，概列五事，以为揭橥：曰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也；曰发展地方自治，将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曰维持国际平和，将以尊重外交之信义，维持均势之现状，以专力于内治也。凡此五者，纲领略备，若夫条目，则当与时因应，不克固定。
嗟乎！时难方殷，前途正远，继自今吾党循序以进，悬的以赴，不务虚高，不涉旁歧，孜孜以吾党之信条为期。其于所谓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庶几可以计程跻之乎！由是而之焉，则将来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亦庶几可以归于政党之一途，而有以副乎共和立宪国之实质。世之君子，其亦有乐与从事者乎！是尤吾党之人所愿为执鞭者耳。
中华民国元年八月十三日
中国同盟会本部、统一共和党本部、国民公党本部、
国民共进会本部、共和实进会本部公布
《武昌两日记》叙
（一九一二年十月三日）本文录自咏簪（即龚霞初）《武昌两日记》。该书1912年编刊，1947年辛亥首义铁血伤军委员会再版。
自武昌起义，迄于今日，为岁及周矣，而革命史之编纂，尚缺乎未有闻，欲考民国之原者，无所藉焉，岂非革命事业之羞乎？咏簪氏有怵于此，乃为《武昌两日记》，专纪去岁八月十八日在武昌部署起义及十九日义师血战之事实，以预为编纂革命史者之材料。夫去岁八月十九日之役，民国成立之始基，国人当念之勿忘者也。而十九日以前之预备，往往为世所不及知者，则尤为始基之始基，国人更宜表出之，以为考民国成立之原者之所取资者也。兹编即取是义而为之，则有裨于将来革命史之编纂，并国人知缔造民国之艰难，而益深警奋发有为心，岂浅鲜哉！
民国元年十月三日桃源宋教仁序
答《民立报》特派员问
（一九一二年十月七日）本文原载1912年10月7日《民立报》，题为《追记政局之变迁——宋渔父谈话》。这里的标题是编者所加。
问：陆总理辞职后，闻袁大总统甚属意于君，信乎？
答：上月二十日前后，范源濂、刘揆一二君访余，勉以国事为重，力劝余担任总理。余以组织内阁必与各国务员负连带责任，若仅更换总理，不能与各国务员一致进行，必不能成一强固之政府，且与国民党政党内阁之党议大相剌谬，故坚辞不允，俟孙、黄两先生到京后再议。
问：外问言中山到京后，袁大总统与中山商议继任总理，中山即以君对，黄克强来电亦力劝君就总理席，有是事否？
答：诚有是事。余当时坚辞决绝，其原因有二：（一）因临时政府期内，为时太促，不能多所展布；（二）因调和南北感情，须有威望素著之人，始能得人信仰。故力荐黄克强担任内阁，当时所以有黄内阁之说。
问：外间又言君在天津时，晤唐绍仪，唐君亦劝君担任总理，君又力荐黄克强，然否？
答：余至天津晤唐君，唐力劝余组织内阁。余力荐黄克强，又与黄克强、陈英士同往访唐，会议良久。余以现在大势如裁兵、借款、外交各种重要问题，非威望素著如黄君者出任总理，恐不能无他项掣肘，反于进行有碍，仍请唐君力荐黄为总理。唐、陈两君均极赞成。
问：黄克强到京，不肯担任总理，亦有故乎？
答：黄君谒见袁总统，袁亦力请黄君担任总理，黄君即绝不肯任。闻黄与孙皆注重实业，尽力于社会，故不肯担任。
问：外间言袁总统因黄不担任总理，同时提出沈秉堃、赵秉钧二人，黄均赞成。君则赞成赵，不赞成沈，其理由安在？
答：当时国民党多数不赞成沈。余不表同意于沈者，非反对个人，实恐有违党议。若沈任总理，国民党政党内阁之党议必为所破，且沈为总理，或能请各国务员均入本党，或照刘揆一自请出党，方不背本党素所主持，诚恐沈一时不能办到；又沈或提出不能得参议院之同意，于沈反有妨害。当时与章勤士同往黄处商议，黄亦深以为然，余并非不赞成沈之为人也。
问：赵亦隶国民党籍，君何以又赞成之？
答：赵虽入国民党，与袁总统实有密切关系，可云袁派内阁；且政府经验甚富，力量亦较厚于各方面，易收效，当得孙、黄两先生及国民党多数之同意，此所以赞成之也。
辛亥革命周年纪念会演说辞
（一九一二年十月十日）本文录自1912年10月17日《民立报》，原题为《宋遯初演说词》。这里的标题是编者所加。
今日为中华革命第一次纪念会之第一日，承诸君推，鄙人才薄重任，深恐不能胜任。
窃以为世界有永远纪念之日三：一为美之七月四号；一为法之七月十四号；一即我中华民国之十月十号是也。革命思想为我中华民族心理中所固有，惟其发动在十年以前，先由中山先生之于广东，次由克强先生与鄙人之于湖南，然皆遭失败，于是于东京发起同盟会，创《民报》联络同志，鼓吹革命。数年以来，继继绳绳，盖如一日，故能使今日思想普及全国，一举手而成共和之大业。然当发动之初，亦曾几遭失败，后竟苦心研究，规定计划三条：第一由中央入手，即于政府所在地从事运动；第二由南方重要省会入手，即于扬子江流域各重要地点，联络军警各界，各省同时大举；第三由边地入手，盖边地为人所不注意处，从事革命，布置较易，由渐而来，未为不可。三条之中，第一条最难，第三条最易，故实行之始，取其易者，此去年广州一役所由来也。
按广州之役，自革命以来，实为最可痛心。死亡诸君皆革命原动，所以如此者，以屡次革命，利用军队，而军队中人屡次泄漏消息，屡遭失败，故此次不复再用军队，当事者尽为文弱书生，革命原动。先时计划定四月初一为起事之期，于香港先设立机关，更由中山先生筹得经费四十万。其内部组织推克强先生为总理，赵声、姚雨平、鄙人等诸同志佐之，更合四川、福建、安徽、江浙诸省精锐，拟一举而下广州。自正月间先事预备，购枪械，招同志，运器具，其种种困难情形，不可言喻；香港英政府亦防范甚严。其后有同志喻云纪君，能自造炸弹，且远出外国之上，故全军供用率多仰给。于是更有姚君雨平先往省城，预为布置一切。既定约期四月一号起事，岂知至三月二十七，忽由克强先生来电，劝同志不必再来，并改期重举。鄙人等在香港，闻之深为骇异。次日克强先生又来电，促诸同志速赴广州，于是诸同志之在香港者，连夜出发。当时共分数起，有自早出发者，亦有过后一二时出发者。鄙人则在下午离港，迄次晨抵广州，探悉城门已闭，岸上守兵无数，则知事已败，心中甚为焦愤。后探悉同志死者甚少，心为稍慰。晚更悉惟有一船自广州出发，于时偕数同志同至该舟。比至，则满舟皆同志，然相见均默不发一言。其后守兵更来舟中搜口，同志之暗藏军器者，俱为捕去，救援无及，饮泣而已。诸同志既由虎口索生，遂各述所遇，始悉当时以赵君声未至，总司令由克强先生代摄，一切计划遂不克周顾。当时由克强先生率诸同志攻总督衙门，先时闻该处守兵已经说通，岂知至则出而抵拒。时同志出为陈说，然卒无效，遂两相攻击，一方更由克强先生率数同志，直入上房索粤督。讵料粤督已数日前闻信移住他处，同志等遂出。时水巡兵已遍满街市，同志多自戕，能于此船上相见而庆更生者，已非初料之所及矣。是役也，有可痛之一事，即失败之后一日，城中有一米店，匿数同志，为捕兵侦知，攻击数时，兵不敢近，后官兵将米店付之一炬，诸同志遂无一得生。此广州失败之大略情形也。
吾等计划第三箸既归失败，于是进一步策第二箸，规划湖北，更由陈君英士组织机关于上海，鄙人则从事湖南。时陕西亦有同志已组织完善，特派代表来会，协商一切，遂定乘四川铁路风潮激烈之秋，一举起义，规定湖北。时机关部设在汉口，相期以九月一号起义，讵知迄八月十九而机谋又泄，于是匆匆起事，一举而光复武昌，再举而复汉阳、汉口。克强先生更由香港赶至湖北，与清军血战。时则陈君英士光复上海，程君雪楼反正苏州。九月十八，南京第九镇统制徐君固卿攻击石城，不利，更进而合江浙省之各师联军，推徐君为联军总司令，于是再攻南京，张勋败走。时停战之约既成，议和之师南下，后更得北方响应，诸将要求退位，共和之诏遂颁，民国于以成立。
溯武昌起义以来，未及一年，而有今日者，岂非我五族同胞倾向共和，赞成民主之所致欤？夫吾等计划，前后计算均未实行，而其最后效果，竟得于一年之间达到目的，视美之十三年，法之三革命，不亦较胜十倍？则将来大势所趋，三年五年之后，其所得效果，有不能驾欧挈美者，吾不信也。
在鄂都督府之谈话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五日）本文原载1912年11月6日《长沙日报》，题为《宋渔父都督府中一席话》。其叙语云：“宋渔父先生昨晋谒鄂督，谈中央最近之政策约数句钟，黎公甚为倾耳，大有忘餮之兴。兹将所谈各问题撮其大要，分录于左，以饷留心时务者。”这里的标题是编者所加。
一、借款之问题。中央政府现无大借款成立之希望，惟期六国资本团尽行解散，得以借债自由为幸，因该团各银行之目的非以惟一援助主义对待中国者。日俄之破坏主义尽人皆知；现日本以中国报纸揭其隐私，彼亦办一新支那报，以谋抵制，可见其肺腑；英、美、德、法四国虽比较圆和，英国前次之垄断主义，亦渐更正，然借款中总寓有经济政治之臭味，借以吸取中国之雄厚精华也。故无论六国团变为四国团与否，绝无大借款成立之希望，而大总统以杜绝争端之故，主张自由借债为尤力。
一、省官制之问题。省官制由政府两次提出，两次撤回，以各省行政、司法两方面各持意见，迄无正当解决。现经参议院复行咨催，国务院复行改修如下，折衷至当，大概可以免各方面之纷争云：第一为地方之国家行政，省设总监一人，为特任官，道设道知事一人，由总统简任，县设县知事一人，由内务总长荐任；第二为地方自治团体，道为上级自治团体，县为初级自治团体。
一、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之问题。国家税与地方税之分，现已渐归调和。直督先主张关税等整齐单简者归国，其余列举不尽者归地方，趋重于国家一方面。苏督倡取民用之说，划地租归省，有趋重于地方一方面。嗣经东三省调和，划分地方租几分之几为地方附加税，两方面均得其平。齐、甘等省从而附和，及附和苏督之湘、粤、浙、蜀各省，亦取消前说。现大总统已饬财政部，就调和意见编定草案，提出大概现行之税目，田赋、盐课、渔矿、契牙当及烟、酒、茶、糖各税，划为国家税，田赋附加税及商、牲畜、米等税，并船、店、房、妓各项杂捐，为地方税。至将来之新税印纸，登录遗产、登录营业所得等税，当然划归国家；家产使用物及国家不课之营业消费诸税，当然归于地方。
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
（一九一三年一月九日）本文录自1913年1月9日《长沙日报》之《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这里的标题是编者所加。
今日承本党诸君欢迎，鄙人实不敢当。惟党员须常常相见，以便交换知识，故兄弟此次回乡，极欲与诸君接洽，今得聚此，甚为欣幸。顷部长谓今日建设未能完善，实非革命初心，兄弟极以为然。今且将本党责任与国家关系略为诸君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