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之发生，盖原于社会组织之弊。自欧西各国物质文明进步，产业制度生大变革，经济组织成不平等之现象，贫富悬隔，苦乐不均，于是向来所有平等自由之思想，益激急增盛，乃唱为改革现社会一切组织之说，而欲造成其所谓理想社会。其说逐渐繁衍，殖长于欧西各国，遂析为种种派别，而分驰并茂，迄于今日，语其旗帜鲜明，主张坚实，约有四焉：
一无治主义，即所谓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中最为激烈，其主张之要点，谓国家原以资本家与地主为本位而成立，于是其所施政治法律，专以保护彼等为目的，其偏私可谓实甚，故国家及政府万不可不废去之云云，各国之无政府党皆属此派。
一共产主义，谓一切之资本及财产皆为社会共通生活之结果，以为私有实为不当，宜归之社会公有，由各个人公处理之云云，各国之共产党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家皆属此派。
一社会民主主义，谓现社会之生产手段，皆归于少数富人之私有，实侵夺大多数人之自由，宜以一切之生产手段归之社会共有，由社会或国家公经营之，废止一切特权，而各个人平等受其生产结果之分配云云，各国之社会民主党、劳动党、社会民主主义修正派皆属此派。
一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亦名讲坛社会主义，谓现今国家及社会之组织不可破坏，宜假国家权力，以救济社会之不平均，改良社会之恶点云云，各国之政府及政治家之主张社会政策者皆属此派。
此四派中，第一、第二派绝对否认现社会之组织，不认国家为必要，惟以破坏现状为事，与现社会万不能相容，故称为极端的社会主义。第三派不绝对否认现社会组织，惟欲以人民参与政权，而实行其国民主权及生产公有、分配平等之制度，故称为稳和的社会主义。第四派承认现社会之组织，于不紊乱国家秩序之范围内而实行其政策，所重在国家而不在社会，故亦有以为非社会主义者。四派之根本理想与见解虽各不相同，而要皆有其立足点，以卓然成一家言，且皆有其手段，推行运动，以期其理想的社会之实现者。今吾中国而欲行社会主义，果以何派之学说为标准乎？将采第一派耶？则必用极激烈之手段，破坏现在之国家政府及一切主治之机关，此后无论何种美善之政治，皆不复建设。将采第二派耶？则除以极激烈之手段破坏现在之国家政府外，更必消灭现在之一切资本家、地主及生产机关，此后既不建设政治，复不存留私有财产。将采第三派耶？则必组织大团体日与现政府战，以谋得参与政权，此后且以舆论势力，改革现在之主权者与政府之组织，并一切生产分配手段。将采第四派耶？则必己身亲居现政府之地位，假藉国家权力，以实行其政策。今之唱社会主义者，果有如何之见地，如何之决心，而确以为何派之学说可行于中国而谋其实行之道乎？此吾人所不能不亟为商榷者也。
以吾人之意衡之，窃谓苟不主张真正之社会主义则已，果主张真正之社会主义而欲实行之者，则非力持无治主义或共产主义不为功，而社会民主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皆非所宜尊崇者也。盖真正社会主义在改革社会组织，以社会为惟一之主体，而谋公共全体之幸福，再不容有其他之团体之权力加于其上者，以故凡政治的权力（国家）、经济的权力（资本家）、宗教的权力（教会）、伦理的权力（家族），皆不得容其存在，而主张其学说时，若稍有此等权力之类似的观念插入其中者，皆不得谓为真正之社会主义，此固理论所当然也。无治主义与共产主义者，其基础既在绝对否认现社会之组织，则凡各种权力，自不能容其存在，而其目的即在以社会为惟一之主体而谋公共全体之幸福，亦无所于疑，故欲行真正之社会主义，舍此实无他可采之说。社会民主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则不然，前者所主张仍非政治权力不能实行，实不过改良国家组织与国家经济组织之说，而不可语于改革社会组织，谓为社会主义，毋宁谓为社会的国家主义；后者乃国家政策之一端，其所主张，不但不能改革社会组织，且与“主义”二字亦相去远苔（矣），只宜称为社会的政策。二者皆与真正之社会主义异其性质与统系，以学理的论法绳之，固不可附和流俗之见而概称曰社会主义者，欲行社会主义而主张是二说，是适以维持现社会之组织而使之永久不变，而“以社会为主体以谋公共全体幸福”之理想必因是不能实现，其结果遂与唱社会主义之本意相悖，故欲行真正之社会主义，此二派之说，实无可主张之理由，如必主张者，则必其无行真正社会主义之见地与决心，且未尝以社会主义揭橥于世而后可者，此亦理论所不得不然者矣。是故吾国之唱社会主义者，其所揭橥虽不明确，吾以为必是主张无治主义或共产主义，若不是之务，而徒拘于所谓社会民主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者，则是由不解社会主义之真正意义为何物者也。
虽然，凡一主义之推行，每视其客体事物之现状如何以为结果，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相适者，则其结果良，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不相适者，则其结果恶。今假定行真正之社会主义（无治主义、共产主义）于中国，则其所生结果为何如？唱社会主义者果一计及之乎？吾人试拟一良结果之现象与恶结果之现象，而各就其所及影响以论之。使吾国行真正社会主义而得良结果也，则是吾国社会必已跻于不可不行无治、共产二主义之现状，与能行无治、共产二主义之程度。夫政治之为物，所以维持安宁，增进幸福者，财产之为物，所以满足生活者，盖皆为社会进化上不得已之制度。今因破坏一切组织而并去此，则必国家之内部、外部皆已康乐和亲，达于安宁之域，而无待维持，人民之精神方面、物质方面皆已充实发达，臻于幸福之境，而无待增进，社会经济之生产分配皆已圆满调和，适于生活之用，而不必再求满足之方，且正因其安宁幸福及生活过高之故，而生种种不自由、不平等之害，故政治与财产制度变为不必要之长物，而不得不以此二主义救济之，既去此二物之后，真正之自由平等因以享得，人类社会乃成太平大同之景象，古人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货物弃于地，不必藏于己者，夫然后实现于今日，各国社会主义学者所拟之理想的社会而求之不得者，而吾人乃竟一跃而达，其快乐固可知也。使吾国行真正社会主义而得恶结果也，则是吾国社会必尚未跻于行此二主义之现状与程度，政治或不足以维持安宁，增进幸福，财产或不足于满足国民生活，国家之内部、外部忧患丛生，人民之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颓落备至，社会经济之生产分配耗竭凌乱，莫可名状。国之所以幸存者，盖亦不过赖有此仅存之政治与财产制度以为维系，一旦变本加厉，并此而去之，人类社会必至全然不得安宁幸福及生活，以成为毫无秩序之世界，亡国灭种之祸，因是促成，乃至欲求政治与财产制度时代之不自由、不平等而不可得，画虎不成，反至类狗，吾人试想象此悲惨之状况，其亦不能不生恐怖之心者矣。噫，行社会主义结果之良恶如是！然则唱社会主义者，果有如何之观察，如何之推测，而以为将来必得如何之结果，且于中国前途必有如何之影响乎？此吾人所又不能不亟为商榷者也。
夫吾人非反对社会主义者，吾人惟以为凡唱一主义，不可不精审其主义自身之性质与作用，并斟酌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以推定其将来所受之结果，夫如是乃可以坐言而起行。故就己意所及，陈列其派别与将来之影响，以为研究之参考。世之有志于社会主义者，其当以为何如耶？
英国之国会革命
（一九一一年八月三十—三十一日）本文原载1911年8月30—31日《民立报》，署名渔父。
顷者外报相传，阳历八月十日，英国上院开议“国会法案”，卒以百三十一票多数之表决，通过成立，于是英国政界三年来争议不定之制限上院否决权问题，乃一旦解决，统一党（保守党）全数失败，而自由党大得胜利。自是英国贵族将不能容喙于政治，而上院之权能为益薄弱。以号称世界宪政模范之英国，而有如是之宪法上革命，诚可谓近来政治史上之一大变故也。
今试略述此变故之始末，以见立宪国民政治革命之妙用。当一千九百六年，英国自由党内阁代统一党内阁执政，以教育法案与废止复票法案提出于国会，自由党占多数之下院虽经可决，而统一党盘踞之上院则反对之。自由党大哗，竞言上院权应加制限。千九百八年，上院又否决监理酒商法案，舆论益不服。迄于千九百九年，政府又提出预算案，有拟征土地增价税等之计划，已通过下院矣，上院之贵族豪富等，以此案为抑压己等也，乃大诟病，目为社会主义的预算案，竟否决之。上院者，在法虽有修正财政法案之权，然习惯上久不行使，固已全委诸下院者也，今违反英国民所夙重视之习惯，而否决下院已通告之预算案，其必益招国民之愤慨可知。于是自由党内阁乃用宪法上非常之手段，解散国会，诉诸国民公论，重行选举议员。去年一月，选举竣事，政府党以爱兰国民党与劳动党之援助，复占多数于下院。政府既以优势，以为非杀上院之势不足以行己党之政见也，遂提出限制上院否决权法案于国会，即所谓国会法案也。方纷争未决间，忽值英帝殂落，休息者久，至六月，两党乃开协议会，自由党领袖内阁首相爱斯葵士等与统一党领袖斐尔福等相晤讨论，至二十一次之多，终不谐。政府不得已，再解散国会，重行选举，当选之数，自由党虽与统一党等，然爱兰、劳动两党仍援助政府，故实际上仍为政府党胜利。今年五月，制限上院否认权法案竟不增减一字通过于下院，而转送上院，上院大加修改，又为下院所驳回。前七月二十日，上院复以修改案通过于第三读会，下院复驳回之，纷争益剧。首相爱斯葵士大狼狈，致书统一党曰：“若果修改吾案者，将请于皇帝封新贵族，以助吾战。封新贵族以助战者，二百年前安女王时政府尝用是法，以制胜唱大陆战争继续说之反对党，英国宪政史上之非常例也。”统一党惧新贵族增多，益不利于己也，遂不得已可决下院转送之原案。于是制限上院否决权之法律遂告成立，自由、统一两党奋斗苦战之一大政争遂告终结，而英国宪法上一大革命遂揭晓于世。
制限上院否决权法律要义，都计有四：
一、凡带有财政性质之法案而通过于下院者，纵上院否决，亦可从皇帝裁可，直为法律。
二、裁决法案带有财政性质与否之权，属于下院议长及其指名之议员二名，经其协议定之。
三、凡不带财政性质之法案而接连三期通过于下院者，纵上院亦接连三期否决，然至最终期时，则可经皇帝裁可，直为法律。
四、每一议会之任期，改七年为五年。
观其要义，英国上院自是而后对于财政当一任下院之自由决定，而永无容喙之权，虽或容喙，而下院直可假皇帝之大权以抑止之，使之无效，惟下院有因上院之否决而自反省时，则或不经请皇帝裁可该案，然下院果反省与否，上院既不能督促之，则是上院于此原无毫发之积极的权限；对于财政以外之一切政治，亦当听下院之自由立法，惟关于实施，仅可使其二年延期，然二年后之效力，则仍与对于财政者无异。质言之，即英国国会名义上虽仍为二院制，而上院经此次改革，虽有若无，实际上已变为一院制矣。此今年英国国会革命之真谛也。
吾人于是而知政治现象变化推移之故矣。英国之上院，专以贵族组织（计世袭贵族、爱苏二国贵族、僧侣贵族、法务贵族，共五百七十九人）。贵族在政治上之势力，起原甚古。当十一世纪中叶，诺尔曼人建国之初，有贤人会议者，盖即由贵族僧侣而成，其后虽有平民参入，然至爱德华一世时，分为贵族庶民二院，而专由贵族组成之上院更完全成立，且当时庶民院权甚微，皆服从贵族之下，故上院之势力甚大，其后虽屡经改革，然贵族把持政治之风，依然如故。至千八百卅二年改正选举法，行所谓国会革命，组织真正国民的代议机关之下院，仅予修正权于上院，始稍衰弱。然以保守党盘踞之故，犹以其修正权，往往与下院对抗，时掣政府之肘。前次格雷氏等屡次欲制限上院之权，而以英人重习惯之故，卒不果行，以迄于今日。兹者制限上院否决权之法律既经成立，此后盘踞上院之贵族既不能自由决定财政与立法，则英国贵族在政治上之势力必日趋于微弱，而利用上院把持政治之风将不复现于英国，是不谓为英国贵族一大打击不得。夫英人者，素以富保守性闻于天下者也，而对于数百年相传之阶级制度，少数人特权，竟一旦加以斧钺，使不能再为厉，贵族阶级权力不能容于现世界社会如是，则世界政治之趋向不从可知乎？吾恐欧西各君主立宪国对此而闻风兴起者当不鲜，为人道蟊贼之贵族阶级自是或无有高枕之日耳。故由此次变政观之，可谓为贵族阶级将衰落之朕兆也。
英国国体号为君主制，而其实际则兼有民主的精神，盖英国皇帝，宪法上称为国会之国王，为国会之一部分，其于统治权原与上下两院共同总揽之者也。然国会既有上下两院，而上院之组织又专为贵族，故理论上不能不以贵族为统治权总揽者之一部分。贵族者，国家之特别少数阶级，以少数阶级而统揽统治权，其不符于民主的精神，莫此为甚，故国法学家有谓英国国体为一种复杂之制者，即为是故。兹者制限上院否决权之法律既经成立，此后下院既可自由决定财政与立法，则国会之权必独操于下院。下院之多数党依例有组织内阁之习惯，虽皇帝不能违之，则政府与下院即谓为一体焉亦无不可。夫英国宪法与各国异，原为不文宪法，不作为国家之根本法，得以国会左右之（与普通法律同），故谓英国国会为统治权总揽者，即以是理由故。若以下院而独操国会之权，且与政府合为一体，是总揽统治权者实际上即为下院，而皇帝之裁可任命诸权，皆为有名无实。以民选议员组织之下院，而有如是之大权，则与民主国体尚有何差异之点乎？夫英国者，世界君主立宪之母国也，君主立宪母国乃变为民主的实质，是亦不可以觇世界政治之趋向乎？故由此次政变观之，又可谓为民主政治将普及之征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