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多学习其他文化的好处，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层次的反思，“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必须走出去，看看除了唐诗宋词以外，有没有更直接、更大胆、更有超越意义的思维方法和表达方式。只有通过比较，才可以发现局限性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语言比想法慢一个节拍，为什么会言不由衷，为什么少有高屋建瓴、直达心灵之作。分析一下唐诗到宋词、宋词到元曲的发展过程，它的原始驱动力是什么？是因为人们利用诗写作的形式山穷水尽后，感到情感表达上有很大束缚，老的形式已经严重阻碍了想象力和思维的发展。从寄赠朋友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到描写儿童“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蓬莲”，从描写怨妇的“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到刻画思春少女的“可教我羞答答说甚的”，无论从描写的广泛性、语言的灵活性、方式的自由性都得到了较大发展。不可讳言，任何文学形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弊端，必须在形式上做进一步的完善，以争取实质上的发展。我们做文学，不是搞文字游戏，不是无休无止地做回文联、藏头谜、讲究押韵等等技巧胜于实质的东西，只有走向世界，把世界性的标准摆到我们的文学中，才能看出今后发展的方向，它是反光镜，通过它折射找出自己的位置；它是铁锚，通过它探求中国文化的深度；它是清毒剂，通过它排除传统中长期的、视而不见的垃圾。
我们文化界有一个致命弱点：他们会打出老一代的招牌，其实没有在实践上跟上他们的精神，不敢作深层次的解剖。现在还有许多人坚持用儒家文化来建设国家，要在各种场合大谈什么“只要是民族的便是世界的”。譬如京戏，不管怎么优秀，它的节拍、它的腔调、它的难以改革性，已经决定它属于上个世纪，我们这一代有这一代要做的事。什么是儒家文化，难道它也像佛教和道教一样保守吗？其实它是智慧的、包容的，并不是愚昧的、排他的。死了的大力捧，打出一两块招牌，引用一两句不痛不痒的话，却把他的实际精神撇开不谈。这是什么精神建设，难怪一代不如一代有信仰，到我们这一代，连盲目的信仰都没有了，可怜又可悲的“迷惘的一代”。中国文化先天的不足，在老一代口诛笔伐中早已批判定论了。这些人闭着眼睛谈鲁迅、谈胡适，借他们的招牌来谈建设民族文化，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是什么。钱锺书的《围城》中“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利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这不是批判又是什么？曹聚仁的《劝君莫读古文书》：“古书好比鸦片烟，吃了鸦片，一半像鬼一半像人”，这不是批判又是什么？李敖的“国术……国乐……这些国粹，在世界性的标准面前，我们都称不上唯我独尊”，这不是批判又是什么？更有有些人喜欢一提就到的鲁迅，好像他是站在那些所谓的民族主义者这一边的，可是在《青年必读书》中明明白白写道：“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些评论者好像对这些话视若无睹。其实鲁迅的本质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叛逆者，这才是他的根本点，是他的主流，是作为几千年文化一次深层的反省，是寂寞年代醒来人的一声叹息。死后被对立面用来作盾牌，真是一代文豪的悲哀。如果说最好的宣传是批评，最坏的宣传也许就是扭曲。所以中国人的文章，哪怕是《水浒》、《三国演义》，都给人小处清楚，大处糊涂的感觉，罗贯中想把曹操写成坏人，但结果他的做法却有很多让人欣赏之处，想把刘备写成大英雄，但结果总让人觉得有些小家子气，结果一分析，并不是作者能力不够的败笔，而是判断力有局限，他的思维是经过扭曲的：奸与忠、恶与善、伪装与真知，无不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谈道：“因为有些杰出的古代作家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和他的世界观中某些消极因素不很相称，甚至存在极明显的矛盾。”这句话用来评价《三国演义》最合适不过了，它给失败的中国文化提供了生动的证明。“少不读三国”，据说是怕学坏，我更担心恐怕会变得糊涂，如果思辨力不够好的话。
古时候的中国人敢于向一切提出质问，向天、向地、向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并推而广之形成体系。他们关怀生命，关心老百姓，他们的目标是改变世界，有一劳永逸改变一切问题的志向和勇气。他们虽然是世界的古代，却是历史的青年。今天我们看来，觉得会有幼稚的地方，但他们治学的方法和勇气，不得不值得后人膜拜学习。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经过了全面反思的时期，本来为今后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可是由于受政治上的某些失败，西方文化支流侵蚀，基础教育薄弱，社会意识混乱等因素影响，又使文学回到了老路、误入了歧途，走上一条漫漫的“不归路”，这条路是否还要一直走下去，谁又能够猛喝一声，结束这永无止境的梦游。
杂草过多，就会抑制健苗的生长；风花雪月的作品过多，就会导致文坛的没落。他们编造一个又一个伤感的故事，虚假的情感如出一辙：琼瑶式和反琼瑶式的、三毛式和反三毛式的等等。风花雪月的作品只关心个人的阴晴圆缺，不关心波澜壮阔的社会，不与社会紧密结合，这种感情只能沦为牧歌式的感情，是王洛宾中“可以抛弃了财产”的爱情；是避开矛盾“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奉献；是街头搞捐款贴膏药式的关怀。浅吟低唱，卿卿我我，坐在四方的斗室，做着小男女的美梦：哥哥妹妹、花花草草，粉饰自己的假面，同时麻醉他人的魂灵。小情调，使我们灵魂脆弱，失去斗争的勇气，也使我们看不到真实的苦难，不知道内心深处的需要。
艺术最大准则就是“宁缺毋滥”。不是觉得让人看了跟没看一样，就没必要发表，这时候面对的是大众，毕竟不是写情书，读者只有一个。我从一本流行杂志上挑出几条，看现代人是如何脆弱的。“有人喜滋滋地说：‘好呀！还有半杯。’有人愁眉苦脸地说：‘哎呀，只剩下半杯了。’分别就在这里。”好像人生的实质只剩下人的态度，没有根本的悲与喜。莫罗阿在《论幸福》中写道：“但只要你还有一个住所，还能吃饱穿暖，你说的不幸实是对于真正贫穷的侮辱。”在现在杂志中，这类论调还不在少数。又如“如果你不小心踩倒了一根芨芨草，你应该弯下腰来向它道歉”，这就是描写似是而非现代人的感情，将人们误导到浅薄的中产阶级情调中去，教人怎样做“全人类”和“全世界”的朋友。人性脆弱到了如此地步，看不到了生活中真实的苦难，好像社会已经到了和花草谈博爱的时候了。这种风花雪月是最低档次的风花雪月，因为连一点沧桑感都没有；也是最易误导人的风花雪月，因为他在扮演着教主和天使。如果他们真那么敏感，他们怎么不去关心路旁的饥者，不去关心因下岗而去偷糠充饥的工人，不去关心因罪恶而伤痕累累的社会。他们看不到，他们坐在沙发里，喝着香茶，吃着点心，他们离社会太遥远了。
我们在读书的时侯，常常会碰到一些气势汹汹的作家，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方面，但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讲话的时候，完全是专制的、不自由的、舍我其谁的。他们高高在上，却不会吝于施舍。在他们面前，我们是小学生，又是罪徒，像被人撕去了假面，剥去了伪装，让我们的肌肤完全裸露于阳光之下。正是这种作家给人教育最大。有时让我们彻夜难眠，有时让我们痛快淋漓，有时又让我们幡然醒悟。他们不像其他作者一样弱智、一样浅薄、一样女性化。他们的话不会哗众取宠，但却字字珠玑。正如尼采所说：下去的每个吊桶无不满载金银珠宝而归；他们端上桌的不会是还没做熟的菜；他们不在乎我们肉体暂时的宁静，只给予我们灵魂终极的自由。
我们必须超越看镜子扮天真的写作方式，不去描摹带有明显做作的表情；我们要超越只看到自己肚脐眼的写作方式，不要以为自己是太阳系的中心。要走出象牙塔，走出小家庭，应该去关心沸腾的生活、真实的生活甚至是苦难的生活，我们从大众中来，要回到大众中去，我们是上帝的使者，为罪恶者作忏悔，给予苦难者关怀，为战斗者送去安慰，让他们都有勇气看到新的生活。文学如果老在风花雪月中徘徊，老是“月朦胧，鸟朦胧”，老是“心灵鸡汤”，老是“因为爱所以爱”，也许有一天中国的文学，真会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真会在世界文坛分不到一杯羹，真会在一片欢呼声中“Gam eOver”了。
也许有人认为，现在网络自由的言论空间，也许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改变文坛不景气的现状。这是很大的误解。克尔凯戈尔说过：“人们几乎从未运用自己已经拥有的自由，比如思想自由；相反倒去要求什么言论自由。”这句话对一味迷信科技的人有一定启示作用，就像电视频道一多，节目量要求增多，电视工作者无法同时保证其质量一样，网络的问题，比电视更要严重。现在和古代用刀刻文字比起来，不知快多少倍，但能流传到后代的文字在量上并不会更多。也许古人拿刀刻字，不大利落，斟酌再三，所以出来的全是精品。
扪心自问，以我的学问和见识，写这样一篇文章太不自量力。我不过想做一个冲锋的小卒，只有进攻的权利。我更希望成万的勇士加入这个阵营，为结束文坛的混乱作出努力，去支架新文化的桥梁。我们站在此岸，眺望彼岸。我希求崭新的人生，应该是活泼的、真实的、充满朝气的。我愿做一个时代的看护者，在最繁华的角落里听到它裂变的声音，我不愿我的琴弦发出的只是旧时代的悲呤，我更愿听见我的号角，吟唱的是新世纪的欢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