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了纸，最近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上看到世界各地区平均每人用纸量的统计：中国台湾排名全世界第七位，次于美国、瑞典、加拿大、日本、中国香港、英国。不用解释，也知道这是很可以自豪的事。但是，纸的消耗跟木材的需求关系密切。据说，日本宁可进口别国的木材和纸，绝不滥伐本国的林地。站在保护生态的立场，我们对纸的态度，我是赞同“日本模式”的。
想到报纸的历史，总以为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最早的和最好的报纸都应当属于中国，结果两样都不是。我翻查了一下百科全书，最早的报纸应由罗马时代恺撒大帝每日张贴的布告（大字报）算起。中国的第一份报在第八世纪才出现。
目前，全世界销行量最大、口碑最好的报纸是英国的。
愈民主的国家，其新闻的客观性与可靠性愈大，这是一定的。为什么要讲究客观呢？这大概是由历史的教训而演变成的。十八世纪时，伦敦的报纸必须付钱给戏院才能发布戏剧演出的消息，而戏院则付钱给报纸刊登其剧评。可是，后来大概是报纸主编觉得那些评论文章写得太丢他脸，且对不起读者，拒绝发表——给钱也不要，所以才“步上正途”，直至今日。
“客观”有没有标准呢？有人说：“在你攻击别人不客观的时候，你自己就已经不客观了。”报纸被广告左右，报纸为政权利用，报纸在革命时是最好的宣传工具……无不是这客观问题作祟。所以，新闻自由、新闻公会、新闻道德什么的一一形成，愈来愈复杂。
正因为它复杂——如今的报纸还得跟收音机、电视机和计算机打交道——这一门事业就更具挑战性了吧？我的朋友说：当记者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免于无聊的自由”。真是的，每天的报纸都必须是“新”的，哪有两天的报纸是一样的呢？
新闻的真理有二：善意的动机与正义的结果。
其实，我理想中写作的目的亦不外乎此。可是，我却宁愿做文学工作者而不是新闻从业员。写新闻，得排除个人的情绪，杀死想象力；事实，就只有事实，人岂不成了“理智的机器”？不过，对于感情过于丰富的人，这亦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训练。难怪有许多大作家都曾当过记者，像海明威、辛克莱·路易士、史坦贝克、StephenCrane……
不过，StephenCrane是个很特别的例子，他从来没见过战争场面，却在二十四岁时写了一本《勇气的红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使人赞叹其才华，于是才被找去当战地记者。可惜，他二十九岁就因肺病去世，不然我们可以比较出当记者的得失来。
很多好的文学作品都是由新闻所引发的，这也是事实。譬如，托尔斯泰的《复活》，由一则妓女受审的新闻来的。卡缪的《瘟疫》，则是由一个小城发生瘟疫的事件得来的灵感。马奎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命案》是写一件真实的谋杀案，从头到尾就在铺陈谋杀前几小时内所发生的事。李昂的《杀夫》不也是由一则社会新闻所触动而动笔的吗？
我自己也写过几篇“新闻小说”。譬如《晚间新闻》：中国城有一对母女，某日在屋内焚烧东西，浓烟直冒。母女俩吓得由防火梯逃出，母亲不慎摔死，女儿是个白痴。救火员破门而入，发现她们烧的是一捆一捆的美钞。我看到这则新闻，当时心中难过，并没有想写小说的打算。过了好几个月，收到周浩正先生的约稿信，才写了出来。
纪德说：“没有同情心等于没有想象力。”我相信那是真的。
我写《瞎子·孩子与狗》，别人都当散文看，事实上是我看了一则盲人狗训练学校征“小驯狗师”的广告所激发的灵感。
写作之过瘾，就在于那灵光点燃的一刹那吧？
善意的动机与正义的结果，人类所有的行为不都应当以此为准则吗？又哪里仅仅是报纸的真理而已！
扭曲的爱
每当我看到街上的无壳蜗牛，就想起弟弟在山上的家和那空房子里一只像被判终身监禁的狗。
原先大家都是出于某种崇高的爱意，不知道为什么结局会变成这样。每当我想着国家民族这一类大事的时候，就会想起我身边像没有人住的空房子和没有主人爱的狗这样的小事。也许因为大小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所以，这世界上的难题应当先解决大的还是小的一直令我困惑。
弟弟其实比我孝顺，为了老爸想住在加州养老，他给他买了栋房子。虽然我心中认定那一方面也是为了投资的缘故，但从善如流的本性使我极力在老爸面前表扬弟弟的孝心。老人家照例是欣然接受了，可是却迟迟不肯搬去。
问了好几次，他说：“山上交通不便，还是住山下公寓好。”
再问了好几回，他说：“公寓人多热闹。老来最怕寂寞。”
弟弟自己住在台湾，一年只来美国两次，于是将台北家中的狗也“移民”来美给父亲作伴。父亲的公寓能养什么狗？当然就只有养在山上的家中看门了。
房子和狗，究竟给父亲带来的烦恼多还是快乐多，我苦于不善计算，也就由他们去了。有了房子和狗，父亲必须每天上山去，看看狗，拔拔草。他说：“像上班一样，做一天是一天，也挺有意思。”因此，我们都欢喜。弟孝我顺，何乐不为。
有时候后母很不以为然，因为父亲不会开车，来去都靠后母开车。后母罢工时，父亲就一个人搭公共汽车过去，来回一趟也要气喘个几小时才能复原。后来就改成隔一天才去看狗，我一想到那只可怜的小狗像坐牢似的等着每两天才得一次的“放风”，心里就充满了不安：不知道因果报应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很替弟弟捏把冷汗，谁有把握小狗是来还债还是来讨债的呢？
可是，父亲始终不肯搬进去。实在也不耐烦我一再地追问了吧，他终于说：“金窝银窝哪有住我自己的狗窝自在，再怎么样那总是你弟弟的房子。唯有那小狗有点儿对不住，可是那也只好怪它的狗命，好在狗狗每次见了我照样是摇着尾巴快乐得直打转，好像也不在乎。”
人生最大的负担，也许不是爱，而是感觉。
每当父亲在人前提起弟弟的房子与狗，脸上就洋溢着做父亲的骄傲与满足。弟弟不在跟前，那逆来顺受的狗也不像我会乱发脾气。我从小先斩后奏不大听话，母亲比较疼我，母亲去世后原以为父亲一定会挨着姐姐或者弟弟住的，谁知他却选择了离我最近的公寓住下。孝顺在中国人的基因里恐怕早已根深蒂固，无奈朝夕相见，谈孝容易，谈顺却屡有困难。但是，每当我带父亲去检查身体或者为芝麻细琐而大发谬论的时候，时常我觉得那好似冥冥中母亲的安排，便觉得与父亲是愈老愈亲近了。他愈老，我自己也愈懂得慈祥的真义。如今，每次姐姐弟弟们来探亲，我总觉得他们像客人，只有我跟父亲才是“同一国”的。想起小时候总是跟我同一国的母亲，常令我对人世的无常更加感到迷惑。
街上有许多没地方住的人，而我们有一栋空着的房子。世上有许多孝顺的方式，我们却选择了一只“独守空房”的狗来解除父亲的寂寞。我们的意向都是最好的，为什么我却常常觉得罪过？也许，时代新了，而我的头脑还很旧。也许，有人生来是做大事的，而我不是。我只希望弟弟的孩子将来不要用那只狗的方式来对待他，而我也不要用那房子与狗的方式来爱我自己的孩子。至于天下大事嘛，让心中有大爱的人去治理吧。
舍得舍不得
狗狗是我见过最叫我难忘的一只狗。虽然我只见了一次。
那一天去朋友家看见它的，它实在已经老得连尾巴也摇不动了。进门时，它看我一眼，很疲倦的样子。我摸摸它的头，它的眼里有种卑顺的忧伤，我有点惊讶，动物到老时好像愈跟人相像了似的。
也许狗狗被朋友养出人性来了，也许它本来就有很高的灵性，这么老的狗我还没有见过，老到三分钟不到它就在我脚边睡熟，并且发出很大的鼾声，极为可笑。
朋友说：汽车老了除了喇叭不响其他什么都响，可是狗老了却相反，鼾声如雷。
我说：不知道动物临终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不知道它们会不会也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
朋友说：我希望没有。要有，那我多罪过？
嗯，我说：动物心理学原来也很有意思呢。
我本来是想把话题转掉的，谁知我的朋友却把矛头指到我身上来，她说：我看你到了天堂怎么办。什么都带不走，还要收集这个舍不了那个的。
我说：真的耶。要是地狱能让我带点什么同去，我就去地狱算了。
笑归笑，这几天在家里清理书架时，我禁不住想到：是啊，舍不得的第一步是据为己有，先在物的拥有中渐渐填满我们人生的空白，再练习慢慢放手不迟。我也不是没有自我警惕过，但还是不知不觉就囤积了这许多的“身外之物”。要学会适可而止恐怕是一辈子的事。
不久前在电视上看到一群小孩子被父母送去“出家”，心里真觉不忍。那些孩子，不过十来岁，从来还没有有过，就要他们去学舍。我很怀疑从来没有“舍不得”经验的人，如何能真正“舍得”？而那些做家长的，让孩子削发离家入“空门”，难道不会舍不得吗？如果说家长的舍得，是出于自己更高层次的爱，那孩子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做父母的与其先教孩子们“大方”，不如先教他们“小气”，正如教他们博爱之前先教他们自爱一样。因为人到底跟狗不同，什么都是主人的。没有一个心满意足的人会做出像秦始皇那样愚蠢的兵马俑来陪葬的。每当我把我家的废铜烂铁看来看去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有种幸福之感：因为我有过了。
谈自信
赫里斯写的《萧伯纳传》里头，有一段说道：
萧伯纳想拉他的诗人朋友约翰·达卫森写剧本，因为萧氏当时极欲振兴英国的剧运。达卫森对他说，他确有一出超越物质主义的戏剧计划，可是因为不忍使家里的人挨饿六个月，所以不能写。萧伯纳问：
“你六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两百五十镑。”诗人回答。
萧伯纳马上给了他两百五十镑。达卫森很感激，就写他的剧本去。他写了一出自己以为非常浪漫、通俗而又有历史背景的音乐剧，预计可以卖一年满座，让萧伯纳发一笔大财。
但结果是萧伯纳白费了钱财，而他自己则白费了时间和劳力。于是达卫森觉得没有脸再面对萧伯纳和自己，便自杀了。
有时候，我心中的浪漫主义蠢蠢欲动，巴不得提只小箱、带几本书几叠稿纸，一个人到海边或者深山里去写“巨著”。自从读过《萧伯纳传》，为达卫森的死一惊，有一大半的浪漫都不得不向理性投降了。
记得多年前，季季有一篇叫《琴手》的小说——女主角是个自视甚高的钢琴家，一直想举行一场音乐演奏会，梦想轰动世人，不明白为什么她的丈夫总是百般阻挠。最后，丈夫实在没法子了，就替她开了一场独奏会。丈夫的意思是干脆横了心，要让她由天才梦中清醒过来。结果音乐会大大地失败，美丽的“琴手”亦自杀了。
能自杀倒也还不失为一种“破碎的完成”。怕只怕，如果你还得继续活下去怎么办？
这两则故事——一是真实，一是虚构——使我想到一个人“自信”的问题。达卫森拿了两百五十镑专心写作时，不是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吗？剧本失败了，信心就完全丧失了吗？“自信”是怎么来的呢？又为什么这样的脆弱？
愈想便愈会觉得“自信”真是极不可靠的东西。然而，所谓自信，难道不是由认识自己才开始的吗？
自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自己认清了还不行，仿佛还得由别人认可了才能确然成立。那么，这又算是什么“自信”呢？现在我才明白一个人太有自信，便不得不骄傲起来的缘故了。因为除了自己，这世上其他的众人并不会体恤你建立自信时的胼手胝足；除了自己，这世上其他的众人也不会怜惜你信心粉碎、肝脑涂地时的惨痛。骄傲是一道自卫的墙，隔开众人与自己。
也不知道是谁说过：“骄傲由于自卑。”卑什么呢？卑于自己承认不堪一击？卑于自筑的围城里面全是些别人觉得毫无价值的东西？
我想，自信是知道自己有能力优于别人，但是还得花点力气去寻找这种能力。而自满，却是觉得自己已经非常优秀，不相信别人能超过自己。难怪骄傲和自满很容易搭上关系，骄傲的城墙一旦筑成，界限也就产生了。当别人的信心还在无限制地增大时，他的“自信”便相对地成了“如豆”的景况。“谦卑的人有福了”，大概是由“骄傲者无福”而来的推论吧！
叔本华说：“金钱代表人类的抽象快乐，凡是不能再有具体快乐的人，往往把整个心思都放在金钱上面。”如果把“金钱”换成“自信”，亦无不可。何况，自信好像跟金钱一样，再多亦不嫌多，却在一定的限度之下，再少就要受罪了。西班牙有句俗谚：“金钱与荣誉不在同一只袋中。”（名声与财富不可得兼）我不知道自信跟荣誉名声的关系又怎么样？
可怜的约翰·达卫森，他的自信只值两百五十镑吗？他的荣誉也只值两百五十镑？我的同情在这里。
不过，“有福了”倒也不见得就是“有了幸福”的意思，不过是比较有伸缩的余地，因此不至于去自杀就是了，我想。因为一个缺乏自信的人，也许谦卑，却不一定舒服快乐。譬如，我今天早上读到《旧金山纪事报》上一篇小品，嘲讽美国“信用卡”泛滥的现象。作者说：
他有个朋友A去饭馆吃饭，付账时A拿出一张绿色信用卡交给侍者。不久侍者回来说：“请等几分钟，因为电话线正忙，还打不进电话去查证这张卡有无信用。”跟他同桌吃饭的朋友B于是掏出了一张金色信用卡来，侍者一见，马上毕恭毕敬地说：“金色卡就不必等电话了，先生。”这“先生”两字对A来说，分外刺耳。回家后，他千方百计想申请一张金色卡。后来总算花了两百五十块才送进一张申请表到某某俱乐部去。人家回信说：我们平常是不受人申请的，都是我们自己请人加入，既然先生你两百五十元支票都寄来了，我们当然考虑。不久，“金卡”寄来了，A发着抖一个人躲到厕所里去拆封，因为想要独享这极乐的一刻。拿了金卡，他立刻带儿子去店里买电脑游戏机，女店员是个新手，看了看金卡，说：“平常收到的都是绿色信用卡。这金卡不知怎么回事，我来问问经理。”经理先生来了，居然一扬手随便把金卡当绿卡一般打发了。他又约了朋友吃饭，付账时，当他取出金卡来，邻座一对夫妇朝他和金卡都瞥了一眼，然后对他微微一笑。午饭后的下半天，他都过得很不舒服，因为他不知道那对夫妇的微笑是什么意思？只是普通会心的微笑呢，还是背地里的那种讥笑……
读到这里，我倒忍不住发出会心的微笑。那种怀里带着金卡而又坐立不安的“小人物”的心情，十足是个无自信的表现。不过，想想约伯所说——
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飞去如影，不能存留。
还有谁能有多大的自信呢！
虹
以前教中文时，有个美国学生问我：
“天上的彩虹，那么有诗意，为什么中国人的‘虹’字是‘虫’字部？是不是和龙的传说有关？”
我一时语结，不知当时是怎样应付过去的。
事隔数年。最近读《菽园杂记》（明·陆容撰）在第五十七页上居然找到答案（录之于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