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一日
我念，她写。红本子的中文课本：
“第十课：谁都喜欢买东西，可是买了东西不一定用。男人买东西的时候常常想：我为什么要买？真有用吗？什么时候用呢？可是女人买东西，不想这些。”
“噢喔，常常的常，我又忘了怎么写。”蜜糖拿着小橡皮擦子，擦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又写下去。
那块橡皮擦做成小木屐的模样，可爱极了。现在的文具做得多么细巧讲究，就是买来不用，不也是一种享受？
“做男人真辛苦。买样东西还想东想西，太累了。”我说。
“真是的。下文呢？”
继续念，继续写：
“有一回，我太太用六万五千块钱买了一栋房子。很大，房间很多，可是没有人住。我问她为什么要买？她说：因为那房子很贵，别人不能买，我不买，谁买？又有一回，她买了很多信纸，说：这信纸是法国来的，所以我得买。
“又有一回，她买了一支新笔，我问她：你不是已经有很多笔了吗？为什么又买一支？她说：这笔是新出来的，别人都没有，所以我要买一支。后来她又买了手表，说：谁都有一个，所以我也不能不有一个。”
写完了，蜜糖问：
“我可不可以自己在课文后头加一句评语？”
我说：“只要你能用中文写，再好没有。”
她写道：
“这位太太真聪明。”
我大笑。我们的中文课因为这一笑就提早结束了。原来说定的是这个暑假我们每天要花两个钟头来搞中文。我不甚严格，她亦不甚用功，因为我们是“两个聪明的女人”。
于是，我们俩各提一只午餐纸袋，出发到奥克兰的博物馆去了。
在我，有吃有喝，有阳光晴爽的天气而又不必上班，就很“假日”心情了。而我那聪明的小女儿，她是“痛恨”天天在家吃饭的，暑假如果不像暑假，天天倒要学这额外的中文，不知道活着还会有什么意思？总之，我们俩出门的时候，都觉得很快乐。
运气并不算顶好。博物馆里自然生物部和历史部都关闭着，正在重新整修。我们只好在已经去了N次的美术部逛逛。好在人很少，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手画脚，且不必噤声——喝汤不能出声也罢，赞叹不能出声，好似不会游泳的人淹到水里不能呼吸一样——女儿说。
我们把我们熟悉的“朋友”都一一拜访了：
大理石的希腊女神像，因为翅膀长在脚跟上，所以我们才相识的。
有几块破木板钉成的墙，上面曾贴过标语、写过脏话、涂过油污且有火烧过的痕迹，这件“拼凑”题目是：“玛莉不能明白为什么它总被人忽视，它的个性不是饱受虐待，历经沧桑才造成的吗……？”
古典的人像、美丽的风景、圣经的故事，我们对待它们像对待长辈，总是礼貌地匆匆招呼过去。
红衣的Page- boy，因为没鼻没嘴只有一双深陷的黑沉沉大眼，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悲郁。
五毛九分钱的一只牛皮纸袋，活生生在画上，既是立体的又成了平面。
颜色疯狂的，天变红、嘴变绿，一条粉红小蛇出现在裸体女人的森林梦当中，我们说：大概是野兽派。
立体派，我们猜：大概是有很多几何图形的印象派。
达达主义，从来没要讨人喜欢的样子，所以我们也不必喜欢。
超现实，看得太累人。牛头马面都出来了，好像要我们由生物学出发，再走到宗教神学里去。不是画，是一部十万字的小说印在本来只容得下一千字的同一页纸上。
我们最喜欢的当然是抽象画。不是喜欢看它们，而是为了玩我们打分数的游戏。我曾经想读通一册很厚的关于如何赏画的书籍，可是始终没能入门。如今放弃多时，只学到了这个游戏——我时常把画分成四部分来打分数：
Expression，Perception，Structure以及Fantasy。
蜜糖走到一幅题为“爱在意大利”的画前，问我：
“妈妈你给它几分；我想知道。”
“不及格。”我说。
“哼，我给它的也是F。”她说。
“真不妙，我的鉴赏力竟跟你一样。”我嘴里这么说，心上却想：愚笨的母亲有福了，只有她才能时时尝到自己的孩子比自己聪明的那种快慰滋味。
后来，我们饿了。精神上的食粮竟可以与肉体完全不相关联。我们在博物馆的后花园里选了一处绿荫，席地而食，有几只小雀也来跟我们共餐。
一边吃着三明治，我一面想起一个问题来：
“如果你有一张蓝布雷的画和一只小猫，失火了，你会先抢救哪一样？”
她毫不考虑地说：“小猫。”
“可是猫是会死的，甚至要离家出走。而那张画，却是不朽的艺术呢。你再想想，还是选择猫吗？”
“当然，当然。”她频频点头。
“我真笨，不应当问。原先这个问题好像是哲学家用来辩论艺术与生命哪一个比较重要。你这么爱猫，当然不用说一定是选猫的。”我说。
“那么，你呢？你难道选择那张画吗？”她似乎很奇怪世上怎会有这等问题存在。
“我当然也跟你一样。没有生命，哪儿还有艺术，对不对？不过，没有艺术的生命又如何呢……”
正说着，树上下来了一只松鼠，直立着身子，两前肢端举在胸前，似乎随时准备捡食我们递给它的东西，一副毫不怕人的模样。蜜糖急忙撕下一角面包送了过去。她穿着一身小紫花的衣裙，绿树，栗黄色松鼠，还有栀子花香，红色喇叭花的爬墙植物，我们哪里是在博物馆的院子里，我们不是在图画里吗？这美丽的人间！一切崇高的东西都等等再说吧。
蜜糖提议去餐厅吃冰淇淋。我说：
“对啦。你不是也有零用钱吗？你请客吧！”
她说：“冰淇淋也许太贵，棒冰我可以请啊。”
我忽然发了童心。把午餐垃圾揉成一团，指着垃圾箱说：
“这样好了。如果我能够把这包垃圾投进垃圾箱里，你请。如果没投中，我请。好不好？”
“好啊，好啊。”她兴奋得很。
瞄准，投篮。进去了。居然投进去了。运气真好。
运气真好。拿着那支两毛五分钱的橘子棒冰，坐在那素雅的艺术餐厅里，我们的快乐因为这偶然得来的运气，变得加倍了。别人或许正吃着五块钱的午饭呢，而我们这五毛钱的棒冰，滴滴都是甜的。
回家的路上，女儿说：
“今天好像是完美的一天。”
我的心，为着她给“完美”所作的诠释，充满了幸福，充满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会唱歌的叶子
演讲完毕，颁奖开始。
小说组：第三名，不是她。鼓掌。
第二名，也不是她。我的心快要从胸腔里头跳出来，鼓掌，鼓掌……
第一名——唐密。
坐在我身边的她，霍然站起身来，走上台去。嘴巴笑咧开来，牙齿上矫正牙形的铁丝再也遮掩不住。果真是她？果真是她？
那个穿着白长裤红黄蓝三色T恤的中国女孩，是我的小蜜糖吗？她什么时候由娃娃变成少女了呢？全场的掌声，我温热的激动的泪水险些儿夺眶而出。
她拿着她得的一张支票和两个一大一小的勋章——一个上面写着“年轻作家——第一名”，一个写着“亚当初中——作家”——重新回到我的身边入座。我伸手搂住她的肩膀，在她的小脸上亲了一下：“真为你骄傲呀。”
是的，我是多么的骄傲，却又多么无端地哀伤起来。好像我们平日死水一般的爱情，是不宜激荡的，一激荡就会有泪。我想起昨天特意送给她的一本书——《奉献树》（The Giving Tree）。
早在一个月前她的那篇六百字小故事：“蓝色水钻”进入决赛的时候，我就在打算给她买一样有意义的纪念品。一开始，她挺有自信地说：“我想我得前三名没问题。”我说：“可别这么想。不然，希望太高失望会太重。”她耸耸肩膀，很不以这样一个会浇冷水的妈妈为然。我觉得非常惭愧，决定自己先给她一个奖。
我一开始想到送给她的是一套衣裙，可是她近来抽条，瘦长起来，蹿得像竹子，衣服不能跟着长，不久就要无用。何况，她平日对衣着无心，就是参加颁奖典礼那天也穿着牛仔裤就走。我说：“要不要换件裙子？”她说：“我才不要穿得太讲究呢！要是没有得奖，多狼狈！”最后也只折中换了条白长裤。
吃的穿的都不再考虑了之后，有一天，我逛书店，猛一看到这本儿童书——《奉献树》——我即刻买下。
这本书，我还记得大女儿小时候，我由图书馆借来念给她听过。
有一棵树，爱上了一个孩子。每天，孩子来摘它的叶子、吃它的果子、爬在枝条间荡来荡去。累了，还在树荫下睡觉。孩子也爱这树，树——它很快乐。
可是孩子长大了，树孤独了。孩子要钱买东西，树说：“我没有钱给你，可是你可以把我树上的果子全摘了去卖钱。”孩子要有房子、有自己的家，树说：“我不能给你房子，可是你可以砍下我的枝干去盖房子。”不久，孩子快要老了，他想起远方，他要一艘船好去远方游历，树说：“砍下我的身子吧，它可以做船。”
很久以后，孩子回来了，他已经很老。
树说：“对不起，孩子。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了。”
老人说：“我已不再需要什么。我太累了，只想有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休息。”
树说：“一株枯树桩子，正好可以给人坐下休息。来吧，坐下休息吧，我的孩子。”
老人坐了下来，树——它很快乐。
我把这本书送给蜜糖的时候，知道她一心要当作家，可是整天都看的是侦探小说，便说：
“要当作家，就写这样子的好书。如果是要写侦探小说，就不必了。”
她接过书去，迫不及待地看完。
“凄凉的故事嘛！这小孩好自私哟。”
大女儿一听，顺手接过去翻看：
“啊，我记得小时候妈念给我们听过，对不对？对不对？”停了一会儿，她很认真地对妹妹说：
“我想，我知道妈妈的意思了。她愿意做那棵树。”
哪一位母亲不是心甘情愿做那样子的一棵奉献树？
但是，我仔细想想。我能做到那样“伟大”的地步吗？只剩下枯枝残干的时候，我能不悲哀不自怜吗？蜜糖说得对，这是一个凄凉的故事。每一个人生都是一个凄凉的故事，我不便这样告诉她们，我只提及另外一本“我们的”书。
那本所谓“我们的”书，是大女儿的“珍藏”——上面涂满了蜡笔、铅笔、圆珠笔的抽象画，连封面也看不清楚了。反正是她们姐妹俩共有过的第一本书。不久前我们三人合力整理地下室一堆乱七八糟的旧书，我准备扔掉它，大女儿“抢救”回来：“怎么可以丢掉？这是‘我们的’书呀。”
那书上说的是一个喜欢音乐的墨西哥孩子，因为家里穷，买不起乐器，可是他真喜欢唱歌。后来，城里要赶集，有个音乐比赛大会，孩子真想参加。
可是他知道家里很穷，不愿意开口要父母买笛或买喇叭，他很难过。有一天，他在田里遇见一位老农夫。老农夫问他为什么闷闷不乐，他说出他的苦衷。老人笑着说：
“只要你心中有歌，就是树叶也是可以当成乐器的。”
他顺手摘了一片树叶，放在两唇之间就吹奏起来。孩子高兴得跳起来：
“啊，会唱歌的叶子，会唱歌的叶子。”
当然，那孩子后来在音乐会上得到了一个特别奖。
我想说的，孩子们，我想说的是：尽管世上有很多我们买不起的东西，有时候也包括爱情，然而，在我的树上永远会有那样会唱歌的叶子。你们来，来摘去吧，我的叶、我的心、我的生命……
——为一九八四年母亲节而写。因为今年的母亲节，我发现了一层新的意义：它不只是下孝的，亦可以是上慈的。
瞎子·孩子与狗
小乔放学回来，神色沮丧。我手上沾着面粉，给她开门，门把上都留下细白细白的粉渣。她也不理我，也不脱鞋，径直走到自己的房里去。
我回到厨房，一面在水槽上拍净两手的面粉，一面朝着她的房间喊：
“陈阿姨给了我一张新食谱，要不要来帮我忙？”
她悄悄地走出来，两只大眼已经开始“水灾”起来。我轻声道：
“怎么搞的？”
她还是不说话，坐到厨房地板上解她的鞋带，一面甩袖子抹眼泪。白球鞋系着一条印满她英文名字的虹彩鞋带，那还是用她第一次赚来的钱自己买的。
“要是功课考坏了也没有关系嘛，反正申请大学从九年级的成绩算起。你现在八年级，管他呢。爸爸不高兴，顶多噜苏你几天，你只要有听没有见就行了。”
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因为疼怜儿女，不惜出卖丈夫。
小乔摇摇头，拎起脱下的鞋往客厅走道的鞋柜走去，我听见她扔鞋进柜里的声音和她的回答：
“我今天在地铁车站看到了老黄毛。”
我听她声音已经正常，便放心继续揉起面团。
“它跟胡里欧太太都好吧！”我说。
小乔在餐桌旁边，很不开心地坐下来，一张小脸撑在两只手掌上。
“胡里欧太太有个小宝宝啦。她在车站等车，胸口前挂了个印第安人的布袋，里头有个白胖宝宝，又流口水又乱抓胡里欧太太的头发。
“老黄毛一见我，又兴奋又想叫又忍着不敢放肆。它陡地一下子站起来又赶忙坐下去，呜呜地跟我打招呼。胡里欧太太踢了它一脚。
“我说：胡里欧太太，是我，乔，在盲人狗训练中心当小老师的。她听见是我就笑了，不好意思的样子。她说老黄毛还是很乖，就是自从她有了宝宝以后，也不知道是老黄毛懒了还是宝宝太烦了，总觉得老黄毛像是没有以前灵了。她又诅咒上帝，连她那百分之零点几的视力也不给，现在她真的瞎了。
“后来，他们的车来了。我搂着老黄毛亲了一下，跟它说：你去吧。它站起来，牵着背了宝宝的胡里欧太太走进车厢。胡里欧太太在盲人座上坐下来就抽紧皮带，在手上绕了几圈，把老黄毛勒紧在她脚边。
“胡里欧的宝宝真是讨厌啊。她小脚从婴儿袋里伸出来，刚好可以碰到老黄毛的头，她老踢着老黄毛玩儿。
“老黄毛乖乖在盲人座边坐着，拿眼睛紧紧盯着我……门关起来，车开走了。妈妈，老黄毛的眼睛好亮、好亮。好像在哭。它好好啊……那么勇敢的样子，好……好懂事啊。”
两行热泪沿着小乔的面颊流下来。顾不了手脏，我把她拥进怀里。
三年前，我带小乔参加过一次“保护动物协会”的“狗友俱乐部”聚会。我们自己并没有养狗，住在寄人篱下的公寓里，万事要看房东的脸色，连怀孕都不敢呢，何况养狗。可是因为小乔的中国同学小玉母女相邀，我们也不便拒绝，便一起同往。
聚会里，我们认识了盲人狗训练中心的狄克威博士。不知道为什么，狄博士特别欣赏小乔，说看得出来她是个有耐心、负责任的小孩，并且她处在那么多别人的“爱狗”之间，一副“大公无私”状，甚是“天才”，正是他的训练中心所需要的那种“小老师”。
不久，小乔便与狄博士签了合约，受聘于狗学校，每天放学去工作两小时，每小时工资五元。我亦在一张“未满十八岁小孩”的工作同意书上签了名，做起小乔义不容辞且无工资的接送司机来。
还记得跟小乔去“狗监牢”选狗的景况。
狗监牢关着许多街上抓来没有牌照的野狗或者遭人遗弃的狗。几乎每天都有人悄悄在狗监门口弃置些刚出生的小狗，不然就是狗医院打电话来怨诉，把主人不肯付诊费而医院供养不起的狗，送狗监收容。狗儿们，三三两两被关在一格格铁丝网的笼子里。笼子门口分别挂着狗儿进牢的日期。为免狗满之患，据说每隔一星期就得提一批“囚犯”“安乐死”。
我们去的时候，狗警正在给一篮小狗编号。三只黑白花的小狗儿刚刚塞满那只竹藤编篮，篮里还垫着一块红色花巾，可见狗主丢弃时亦有不舍之情。狗篮子上系着一封短笺：
希望你们为这三只可爱的小狗找到好家。我们在狗妈妈与小狗之间所作的抉择是这样的不得已，使我们明白“人道”是多么动听却又是多么难于实行的事。
狗警摇了摇头，不知是自语还是对我们说：
“世间多的是不负责任的爱呢！”
小乔正想伸手去抚爱小狗，狗警立时拦阻：
“别碰。一碰生爱，等你走出这里大门的时候会不好受。狄博士要我给你们推荐一只两岁左右的土狗，学习力强，心地又厚，容易训练。”
他领我们到最后一间狗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