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跟博士班的研究生比尔闲聊，他说他在某次派对里认识了一个怪人，这个怪人对于中国特别倾倒。
比尔说：
“他念考古，对中国的甲骨文简直着迷。”
“甲骨文！世上真还有这样不实际的人吗？”我十分惊讶，因为比尔谈的人并非“老中”，而是“老外”。
“对极了，‘不实际’这个词用来形容他再好不过。”
“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你知道，最早的嬉皮，他们是真有理想、真有抱负的一群。他就是其中之一。对于东方与自然非常崇拜，所以就离开了美国到中国西藏、尼泊尔这种地方住了些年。后来在一本书上看到别人说起古时中国的皇帝患了牙疾，找巫师问卦之事可以在甲骨文里读出来。他就决定去搞那些乌龟的甲壳去了。”
那个怪人，今生今世也许无缘一见，但我不禁在心里想着：是个挺可爱的人，一定是个挺可爱的人。然而，说到“一定”时，我却又有点儿怀疑了。因为，他使我想起徐钟佩先生笔下的一个人物。
她在一篇文章里，写她在重庆当记者时的一位外国同事——也是个中国迷，穿长衫，不修边幅，誓死要服务中国人民，薪水拿来多半都给路边的孩子买吃的买穿的买掉了……可是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他却始终是个“怪物”——因为，他爱上的乃是书里的古中国，与现世脱了节的那个古中国。我已经记不得那个“怪物”后来是怎样死在中国的，只记得那点读后的凄凉与委屈，是一种被扭曲的无从道歉的哀伤，很久也没有散淡。
在这个多棱多角的现世里，哪有不受伤害的理想主义者呢？甲骨文先生，你难道爱上的亦是书里的古中国吗？
我们一提起嬉皮，恨不能翻译成嬉“痞”才好，一见着嬉皮，莫不皱眉摇头叹一声“文明的堕落”。天涯海角，一个一相情愿的甲骨文先生却让我遇而未见，却让我愧于想及宋以前的汉唐，汉唐以前的尧舜，尧舜以前的盘古……伊甸园一般的古中国。
有一晚，几个熟朋友来家中便饭。宝雍忽然看上了我浴室里摆着的一只冰纹花瓶。瓶子是黑白两色的，细细地布满着冰裂似的纹路。
我说：“把它放在浴室里，是因为它不能盛水。盛了水会由细纹里渗出来。一只既不华又不实的瓶子。不过，我挺喜欢那点冰裂的古趣。”
于是，宝雍跟我谈起那种陶器烧制的过程，用稻草裹着点火烧之，十分有趣。
后来我读到《艺林丛录》第二卷上，专谈我国古代陶瓷的篇章，就格外地仔细。里头说到：
“汉唐以来，陶瓷器的釉上，多有本色细碎的纹片，隐约如珠网纹。以前有人认为釉上的纹片，是釉在烧制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病态，因此以没有纹者为珍品，但是，‘哥窑’的纹片倒是用人工技巧控制而烧出的。”
古代做这些陶瓷品，有所谓“官窑”与“民窑”。官窑多数制作些高级饰品或祭品，民窑大抵做日用品，行有余力就做“仿官窑品”。所谓“哥窑”、“弟窑”是在浙江龙泉兄弟二人分别开设的陶瓷厂。“哥窑”所制的陶瓷艺品，据说非常突出。说“哥窑”的一章里又说到：
“一般称‘哥窑’的纹片为百圾碎，重重叠叠像冰裂痕一样。……这些纹片在肉眼看来，好像釉上有了裂痕，如用放大镜察看，釉质又是紧密结合，毫无裂痕的。”
我这只“仿哥窑品”上的古趣，是见不得放大镜的，我知道，所以我把它藏在浴室里。然而，由于它却使我更能骄傲地爱上我们的古董——真的或仿的，博物馆里的或者只是书上的……
看看我们形容那些釉的颜色：
葱色、天蓝、粉青与瓜皮绿。
海棠红、石榴火、玫瑰紫与原泥胎色——甜酱釉。
简直使人馋涎欲滴。
看看我们形容的那些细纹：
离合纹、兔丝纹、牛毛纹蚯蚓走泥纹和海水云龙纹
不简直像诗吗？
再后来读到——一般人把龙泉最好的釉色，称为“梅子青”。欧洲人却用“雪拉同”（Celadon）一字来称呼。“雪拉同”，那样的诗意，几乎使我要跳起来。
“雪拉同”的来历是这样子的：
十六世纪晚期，龙泉青瓷初次传到法国时，它那美丽的釉色，使法国人惊奇到没法子形容。当时法国著名作家杜尔夫写的《牧羊女亚司泰来》正在舞台上演出，人们觉得只有剧中主人公雪拉同所穿衣服的颜色可与龙泉青瓷媲美，因此，就给它冠上这个美丽的名称。
真正的“雪拉同”，今生今世也许并无机缘可以赏会，但在心里我总想着：它是我们的，它是我们的。
门口的三棵杜鹃，一年死去一棵。今年这“春日的最后一株杜鹃”也只稀稀疏疏开了几朵白花。我看着看着，心中竟是不忍。为它们，我写下几句诗：
以一种飞动之势
盛开
盛开了
啼血的故事
如同火浴的凤凰
一只只
飞入我中国的心怀
还是乡愁
除此而外无以名之
花儿并没有盛开，然而我心中那许多属于甲骨文、冰裂纹的故事，却时时盛开着。
出了乡关，离了故人，十多年来，风景是江南不再的风景，心情却依样是——一种清孤不等闲——还是乡愁，除此而外，无以名之。
柏克莱加州大学的脊椎动物学博物馆
博物馆，今非昔比。“泛收集主义”已经落伍了，它亦将走上“专精”的路线。这是他山之石，特此一记。
十月号的《加州人》月刊上，有一篇文章——The Evolution of a Giant——《一位巨人的演进》。这儿所谓的“巨人”，指的倒不是人，而是我目前工作的地方——柏克莱加州大学的脊椎动物学博物馆（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UCB）。
我在这里工作不觉已经五年多了，可是在三四层楼的大房子里，在那许多不起眼的标本箱间穿梭来去，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伟大。直到读过那篇文章，直到十一月十一日庆祝七十五周年馆庆，眼见全美甚至欧亚各国的第一流生物学家及生态学家都给吸引了来，我才知道了它的不凡。这个博物馆，现已被誉为世界第一流生物学者的本垒（Home Base），实在是不无道理。
柏克莱的加州大学，在全美“十大”大学里一直名列前茅，并且还是“十大”里头唯一的一所公立学校。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大学全是私立的，通常私立学校经费充裕好办事，还可以随时调整学费。公立学校，靠政府给钱，政府闹穷，它更穷，一提加学费就挨骂，要维持一流的水准，真是千辛万苦。这个博物馆，七十五年来，卓然有成，想来也真是不容易得很。
在柏克莱校园，提起脊椎动物学博物馆，有人就是念完了大学，恐怕还未必知道它的所在。因为它隐蔽在生物科学大楼的二五九三号房间里头，门口挂着“不准参观”的牌子。
由外表看来，真不像博物馆，不过一间普通教室模样。可是，一走进去，迂回曲折有三四层楼，每一层楼都有一般大图书馆的规模，迷魂阵似的。地下室是做标本的地方，一、二楼放标本箱，三楼是化学实验室和鸟音分析室，另有阁楼式悬空在众标本箱上的一间教室，是我们每星期三中午“午餐研讨会”的地方——也常常有由世界各地路过来美的知名学者来作一小时左右的演讲。
这里收藏的标本总数量是七十六万。其中，哺乳类有十七万多，位居全美第三，全世界第四五名。鸟类有十八万以上，排名也在全美鸟类标本收藏的前五名。至于两栖爬虫类，有十八九万种，虽然只列名在全美的前十名，可是，因为现任馆长Dr. David Wake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这一部分标本的收采现在增加得很快。这些数字，当然是在周年馆庆的“报表”上看来的。平时只见一个个长方形的大铁柜。柜子里是十来只抽屉，一拉开抽屉是扑鼻的药味儿，一个个标本就排在抽屉里。我实在看不出竟有这么大的收藏，只觉得有两大间平时上着重锁的房间是平生仅见最“伟大”的景观。一间是皮毛室，一间是骨骼室。骨头是千奇百怪，皮毛是由头到尾完整的兽或鸟，由天花板悬垂到地，一只鸵鸟皮挂在那里，好像仰天站着。所有皮毛都这么凌空挂着，一走进去仿佛置身皮货森林，几千几万张的熊皮、虎皮包围着你，胆都吓破了。前年中国科技访问团来参观，我当翻译，馆长领他们参观，我站在门口硬是不敢往里去。
七十五周年馆庆的时候，虽然号称要对外开放一天，事实上只开放了两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只限于有特别邀请函的人士才能出入。大概也是因为珍贵的标本太多了，丢不起的缘故。不过，这个博物馆设立之初就立意要“与众不同”，因为创办人本身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是个女人。
创办人安妮·亚历山大（Annie Alexander），是夏威夷甘蔗大王的女儿，有传教士的血统，家境极为富裕，但个性极为内向。一生爱好自然，收集了不少标本和化石（现在馆内有她的专柜），可是非常不愿意出名。校园里有许多建筑，都冠着名人的名字。只有她这个博物馆，老老实实就叫做“脊椎动物‘学’博物馆”——里面这一个“学”字非常重要，因为它标明了重点在于教育与研究，并不单纯是标本的采集而已。它不只着重“是什么”，更强调“为什么”——这也是她的意思。博物馆的形成，一般说来完全是出于“好奇”，所以，通常都是采取“泛收集主义”，主旨在“博”。然而，科学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生物学已经变成比较生物学、演化生物学、繁殖生物学……形态学分成分类形态学与演化形态学，连遗传学还有人口遗传与演化遗传之分……专家们已经由外在研究到内在，由看得见的找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了。因而博物馆的功能除了博，还得专；除了研究，还应负起教育之功。一位这么内向、一辈子没结婚的小女子，竟然有如此远大的眼光，在几十年前就设立了一个能够适应今日之需的博物馆，真使我为女人感到骄傲。
《世界日报》的记者余愉在馆庆时来采访，对于馆内一切电脑化甚为吃惊。事实上，别的博物馆也都在电脑化，并不稀奇。柏克莱这里特别的是：它也收集动物的内脏（只取米粒大小的一小块），储存在零下七十六摄氏度的冰柜中，供细胞内部研究之用，现有一万多种的动物内脏冻藏。另有化学实验室，做些Cytogenetic Analysis以及Electrophoresis（电泳）实验——这是Wake博士一九七二年时请了一位韩国教授梁瑞荣先生来设立的。梁教授现已回韩国教书了。我最喜欢的是那间鸟音分析室，鸟的声音录下来以后，透过一种仪器，可以把声音制成图表，有如心电图，一张张存档，以后一对照图表就可以知道是哪种鸟了——听起来容易，其实很复杂，因为同一种鸟除了有公鸟、母鸟、小鸟之分，尚有求偶、打架以及其他尚不明白的声音之别，不过比起其他的“死”标本，这些声音倒是“活”的。
在这个地方工作的十位教授，差不多都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二年间，他们在世界各地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总数有八十八篇，合起来超过一千四百页，他们用功之深、研究之勤就可以想见一斑。
上个星期除了庆祝建馆七十五周年，还特别颁发了第一届的Joseph Grinnell（第一任馆长）奖章，由洛杉矶加州大学的一位生物学教授得到。值得一提的是，奖章制作得非常精美，馆长称之为“一件艺术品”。“你们猜，是哪里做的？”他一面问大家，一面看我。他还没说，我已经猜着了：“是中国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