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被免了职的领导感叹：“想当初我在位时，部下们个个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可如今，人人都不理我，个个都是没良心的，没有一个忠诚老实的。更有一些朝夕相处的‘亲信’，反而‘落井下石’地揭发我。”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这位领导者对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所谓“忠诚老实”的认识水平实在是太低了。你当领导时，浑浑噩噩，颐指气使，有哪个有真才实学、品行正派的人愿意当你的部下呢？既然运气不好，当了你的部下，你听不得半句不同意见，动辄大帽子扣，小鞋子挤，又有谁跟你提意见呢？这位领导者的被免职，正是由于多年听不到不顺耳的话，看不到对他不笑的脸，致使决策经常出错，严重地挫伤了部下，特别是品行正派、才能出众的部下的自尊心。因此，部下不得不对他不“忠诚老实”，而对上级组织“忠诚老实”，这反映了他的无能与寡德。他有什么资格责怪部下不忠诚老实呢？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曾经希望有这样的部下，他们惟命是从是忠实的奴才。但他们胜任不了工作，于是还需要有富于创造力、有极强的工作能力的另外一半。可到哪里去找呢？于是，他只好感叹：“人才有用不好用，奴才好用没有用。”因此，他喜欢人才与奴才兼合的部下。这是在有强敌压力面前的麦克阿瑟的态度。可以设想，假若不是战争环境，功成名就的麦克阿瑟将军，肯定是要奴才而不要人才了。
但是，把有才能的人看成不好使唤。把缺乏才能的人看成为可靠的人，其实是对部下、人才的误识。历史上，有许多才华盖世的贤才，都是以忠诚为内在素质的，如伊尹、周公、姜尚、萧何、诸葛亮、岳飞等。
而治国无能，表面奴性十足，似乎忠诚可靠的人，如齐桓公手下的易牙、竖刁、开方，秦二世身边的赵高，宋高宗时的秦桧，乾隆后期的和珅等，却都是祸国殃民奸险之徒。
无论哪个领导，可能都需要使用对自己百依百顺，说奉承话的人。如果你是一个上司，那么就要注意了，用人重要的是要用他的才能而不是他的谗媚。这一点就连北洋军阀张作霖也十分清楚。他在用人问题上，有时也能认真听取部下的意见。
当文人王永江当初投奔张作霖时，张作霖认为文人无用，“故斥之使去”。事后，张的“智囊”袁金铠向他密陈：“永江天下才，幕F诸君无出其右者，将军宜释小嫌而就大业。”张作霖采纳了袁金铠的建议，启用了王永江。
最初，王永江因张作霖不重用他，曾以历史上刘备慢待庞统的典故，作诗表示自己的不满：士元意以酒糊涂，大耳如何慢风雏；才得荆辽宁满志，英雄通病是轻儒。
此诗后来传人张作霖耳中，张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更加重视知识分子了。后来，王永江为张作霖称霸东北出了很大力气。
张作霖显赫以后，部下都升了官，他的秘书长却被撤了职。几个朋友替他去说情：“大帅待人一向厚道，秘书长撤职后，未派其他差使，生活都成了问题。”
张作霖说：“我对他并没有什么，不过他作了八年秘书长，没有给我提过一个意见或建议，难道八年之中，我都没有做错一件事吗？只是奉承我，这样的秘书长，又有何益？”众人只得作罢。
张作霖评定人才优劣，忠诚固然是第一标准，但也不是以善于逢迎为标准，而是以谁肯为其卖命，谁出力大，为衡量人的标准。
正是张作霖大力招揽人才，才使奉系队伍迅速壮大，并增强了战斗力。善于理财的王永江又为张作霖聚财打下经济基础，奉军才能三度人关，两度控制北京政府，称霸北中国，使张作霖成为“东北王”。这正是用人的唯贤，土匪也有道。
任人唯亲不可取
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党一贯坚持“任人唯贤”，坚决反对“任人唯亲”。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了张国焘的“任人唯亲”的路线，强调在于部政策问题上要反对不正派、不公道的作风。
在中国这个封建主义传统非常浓厚的国度里，“任人唯亲”又往往同重用亲朋好友连在一起。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反对“任人唯亲”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建国前后，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应当说是最坚决最明智的。
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们许多革命“功臣”的亲戚和朋友们欣喜万分，纷纷给他们写信，希望给安排一个好工作。在这里，我们重点谈一下毛泽东在反对任人唯亲方面的表率作用。38年前与毛泽东在辛亥革命中共过事、曾任湖南新军辎重营文书的毛煦生来信希望进京做事。其后，毛泽东的表兄弟也来信或是要求推荐参加工作，或是介绍别人进京。而毛泽东的至亲即他夫人的哥哥杨开智，则要准备动身进京了。
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能不能安排自己的亲朋故友？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国官场历来如此行事。我们党考虑，要避免“任人唯亲”，必须采取超出“常情”的措施。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也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是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介绍也就参加工作了。”毛泽东却说，别人的亲朋可以来，他的不能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共产党的主席，他要树立一种风范，毛泽东对秘书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这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的。”他对秘书田家英说，处理亲友一般来信的原则是：“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他这“四不”的基本精神，就是反对“任人唯亲”。
一般来信是这样，特殊的怎么办？杨开智的父亲杨昌济是毛泽东的恩师，这且不说。更重要的是，杨家是支持革命的。在开慧被捕后，他们曾设法营救。开慧牺牲后，他们又冒着风险收殓月体，以后又营救毛岸英兄弟。杨开智自己的女儿也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了。对于这样的至亲，当他提出要来京工作时怎么办？毛泽东毫不含糊，坚持“四不”原则照章办事。他向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发出指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致电杨开智说：“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适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则办事。”后来，杨开智听从了他的劝告。
毛泽东非常珍重故友、学友之间的感情。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又一起进太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两人关系很好。解放后，毛泽东曾三次亲笔给毛森品写信，并从自己的工资里三次周济毛森品，可谓关怀备至。但当毛森品提出请毛泽东推荐工作时，毛泽东很委婉地说明：“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向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他念旧但决不为旧谋私。毛泽东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在新的条件下坚持了反对“任人唯亲”。
在中国这个封建传统习惯势力影响深厚的国家里，“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两条用人路线的对立和斗争，一直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我们党一贯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毛泽东同志作为开国领袖，深知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自己如何对待亲朋故友，更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风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建社会的裙带关系，在我们共产党人这里必须杜绝。毛泽东的“四不”原则对我们的领导者来说是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不管以往恩情如何，绝不能以官位回、赠来报答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能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毛泽东的观点是：只要有工作能力，群众相信，必然会脱颖而出，根本不用我推荐。句句字字都让我们感到了伟人的明智与宽阔的胸怀。
“任人唯亲”的风气，在我们今天的领导用人中仍然大量存在，并演变出多种形式。一是表现为非亲不选，非亲不用。在一些单位，个别领导为培植个人势力，把三亲六眷、七姑八姨都放在了重要部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关系网络，左右着整个组织，影响极坏；二是用人只愿挑选老同学和老熟人，不管标准够不够，都进行提拔，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因为不属于“嫡系”而得不到重用；三是主观主义，以领导者个人的好恶来决定用人，只要是对自己有用，能顺从自己的，即使不符合条件也作为任用对象。这不仅压制了人才，也为那些投机钻营的人提供了市场。
现代许多民营企业，由于搞家族管理，企业倒闭的也屡见不鲜了。“任人唯亲”束缚了领导选人的视野，是非无标准，极容易导致徇私舞弊等腐败现象。在今天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我们的领导在使用人才时一定要防止家族式的关系链，要建立科学完善的用人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干部队伍的素质问题。
庸俗者不可重用
曾国藩指出，衡量人才的高低，要看他们的志向和趣味。志向趣味卑下的人安于流俗庸陋的陈规，并日益肮脏下贱，志向趣味高尚的人仰慕圣贤兴盛时期的业绩，并日益崇高明智。贤明与否是智是愚，都是由志向趣味这一点来区分。
胸怀广大，必须从平淡二字上下功夫。他人与自己之间的事，必须能看得持平；功利名誉方面的事，必须要看得淡泊，这才能使胸怀越来越宽阔博大。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有好的老师、好的朋友、好的榜样。
君子有超脱世俗的独立志向，但却不会让人轻易地察觉。他有藐视万部战车屏退三路敌军的气概，但却不会轻易流露。
古人在艰难忧患的时候，正是德望功业发展长进的时候，其功成在于胸怀坦荡，其效显在于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能成佛，关键都在于当受到困苦折磨的时候，必能心态串和，养得心通灵犀，有活泼泼的心胸，有坦荡荡的意境，即使躯体外有些感染，决不会使身心内部受到损伤。
应该看到，“庸俗者勿用”是历代兵家、思想家与政治家的一贯主张，曾国藩在用人中也十分注意这一点，他强调用人要用德才兼备者，对不服从领导，不听从指挥的人，即思想上、政治上不合格的人，坚决不用，因为只有一心为公的人才能有一分才就尽一分用。“小人误国，小人误事”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曾有不少商家因用错了人而遭到失败，他们或者被手下人出卖商业机密，或在紧要关头被背叛，或者被背后砍一刀，等等。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在选用人才时，曾一再强调：庸俗者不用，而且古人曾说，“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这就是说，不了解人，不识人就不能很好地使用人。没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没有了解人，识别人。若不能识人，势必不能用人，进一步证明知人才能善任。所谓“知人”，就是考察、选准人才；所谓“善任”，就是正确地使用人。“知人”与“善任”之间是辩证的关系，“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和基础，“善任”是“知人”的延伸和深化。“苟能识之，何患无人？”这就说明了如果能识别人才，哪儿用得着担心没有人才呢？
但是，古往今来的圣明君主，又都无不感叹“知人不易”，为什么“知人不易”？因为“人心难测”。人心何以难测？心是指人的思想，思想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它隐藏在人的脑海里；且思想又非固定的，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要摸透人的思想是不易的，故说人心是难测的。
照理说，思想指导人们的言行，人的思想必然在他的言行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人的思想和他的言行应该是一致的。可是，各人表现不同，有一致的，有不一致的。其人所想与其言行一致的，这种人易知；如果其人所想的与他的言行不一致，或者他说的是一套。他要做的又另是一套，这种人就难知。
人们常说，知人难，知人心者更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嘴里说的不是心里想的；心里想的又不是嘴里所说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汉光武帝刘秀知错庞萌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之一。庞萌在刘秀面前。表现得很，恭敬、谨慎、谦虚、顺从，刘秀便认为庞萌是对己忠心耿耿的人，公开对人赞誉庞萌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其实，庞萌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明向刘秀表忠，暗里伺机而动，当军权一到手，便勾结敌人，将跟他一起奉命攻击敌军的盖延兵团消灭了。最赏识的人叛变了自己，这对于刘秀是当头一棒，使他气得发疯，后来他虽将庞萌消灭了，但他由于知错人而遭到的巨大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刘秀之失，失在静中看人，他被庞萌的假表忠所迷惑了，竟认为他是“忠贞死节”的“社稷之臣”。而来自敌营的庞萌归附刘秀不久，尚未有何贡献足以证明他的忠心，刘秀竟对他如此信任，是毫无根据的。
刘秀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他推诚待人，知人善用，不少人因他赏识而成为东汉一代英才。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他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时，也就必然犯了以静止看人的错误。
古人云，事之至难，莫如知人。辨人才最为难，盖事有似是而非者：刚直开朗似刻薄，柔媚罢软似忠厚，廉价有宋似偏隘，言纳识明似无能，辨博无实者似有材。迟钝无学者似渊深，攻忤谤讪者似端直，掩恶扬善者似阿比；一一较之，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人材优劣真伪，每混淆莫之能辨也。这就是说，世上最难的事没有比识人更难了。辨别人材为什么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呢？这是因为事物有似是而非的，刚直开朗貌似刻薄；柔媚罢软貌似忠厚；表面看上去十分廉洁而实际并非如此；口出狂言能言明识明，而实际上却是无能之辈；海阔天空，天南海北地胡侃一通表面看来似博学而实际上是空话连篇无真材实学。反应迟钝没有实际学问却似知识渊博；攻击诽谤别人的人却看似正派正直的人；掩饰其恶的一面而将善的一面大肆宣扬者看上去好似刚正不阿的人；将这些一个一个地加以对照比较，就不难发现都存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现象，人材的优秀良才与劣等的人材，真材实学的人才与滥竽充数的冒牌货，这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都混在一起实在难以真正地区分、识别得一清二楚。说像是的而又不是的，像不是的而又是的，人材的优秀与低下，真与假，混淆在一起时，真是难以辨别了。
尤其是在无名的人中发现贤才，在拉车的骡马中间相出骏马；在深渊里捡出含珠大蚌，在石头堆里找出藏光的珍宝，这是何等地不易啊！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识良莠之难了。
在识人的发展史上。常常能听到许许多多的人经常讲这么一句共同的话，即“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人之所以不易识别，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下列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