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队长让苏铁化装成乞丐执行秘密任务。
苏铁在执行任务中发现乞丐要钱很容易，他提出辞呈要当乞丐。
哪料到，他正中了队长的计谋。
某国秘密故事
头发的故事
——［中国］鲁迅
双十节这天，Ｎ先生来到我家，与我说起关于剪辫子的种种情形，见我没有说什么，便戴上帽子留下最后一句话离去了。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看了又看说：
“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Ｎ，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
“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
这位Ｎ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他说：“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Ｎ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
“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
“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髠，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Ｎ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已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等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历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撅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
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
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条辫子，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但我没有到乡间去。”
Ｎ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Ｎ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
我说，“回去么？”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
“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田寡妇看瓜
——［中国］赵树理
土地改革前，田寡妇为防秋生偷瓜要整日看守瓜园，土地改革后，秋生反要田寡妇随便去他地里取。
南坡庄上穷人多，地里的南瓜豆荚常常有人偷，雇着看庄稼的也不抵事，各人的东西还得各人操心。最爱偷的人叫秋生，因为自己没有地，孩子老婆五六口，全凭吃野菜过日子，偷南瓜、摘豆荚不过是顺路捎带。最怕人偷的是田寡妇，因为她园地里的南瓜豆荚结得早——南坡庄不过三四十家人，有园地的只是王先生和田寡妇两家。王先生有十来亩，可是势头大，没人敢偷；田寡妇虽说只有半亩，可是既然没人敢偷王先生的，就该她一家倒霉，因此她每年夏秋两季总要到园里去看守。
1946年春天，南坡庄经过土地改革，王先生是地主，十来亩园地给穷人分了；田寡妇是中农，半亩园地自然仍是自己的。到了夏天，园地里的南瓜豆荚又早早结了果，田寡妇仍然每天到地里看守。孩子们告诉她说：“今年不用看了，大家都有了。”她不信，因为她只到过自己园里，王先生的园在哪里她都不知道。
也难怪她不信孩子们的话，她有她的经验：前几年秋生他们一伙人，好像专门跟她开玩笑——她一离开园子就能丢了东西。有一次，她回家去端了一碗饭，转来了，秋生正走到她的园地边，秋生向她哀求：“嫂！你给我个小南瓜吧！孩子们饿得慌！”田寡妇没好气，故意说：“哪里还有？都给贼偷走了！”秋生明知道是说自己，也还不得口，仍然哀求下去，田寡妇怕他偷，也不敢深得罪他。看看自己的嫩南瓜，哪一个也不舍得摘，挑了半天，给他摘了拳头大一个，嘴里还说：“可惜了，正长哩。”她才把秋生打发走，王先生恰巧摇着扇子走过来。王先生远远指着秋生的脊背跟她说：“大害大害！庄上出了他们这一伙子，叫人一辈子也不得放心！”说着连步也没停就走过去了。这话正投了她的心事，她一辈子也忘不了，因此孩子们说“今年不用看了”，她总听不进去。不管她信不信，事实总是事实。有一天，她中了暑，在家养了三天病，园子里没丢一点东西。后来病好了虽说还去看，可是家里忙了，隔三五天不去也没事，隔十来天不去也没事，最后她把留做种子的南瓜上都刻了些十字作为记号，就决定不再去看守。
快收完秋的时候，有一天，她到秋生院里去，见秋生院里放着十来个老南瓜，有两个上边刻着十字，跟她刻的那十字一样，她又犯了疑。她有心问一问，又没有确实把握，怕闹出事来，才又决定先到园里看看。她连家也没回就往园里跑，跑到半路恰巧碰上秋生赶着个牛车拉了一车南瓜。她问：“秋生！这是谁的南瓜？怎么这么多？”秋生说：“我的！种得太多了！”“你为什么种那么多？”“往年孩子们见了南瓜馋得很，今年分了半亩园地，我说都把它种成南瓜吧！谁知道这种粗笨东西多了就多得没有样子，要这么多哪吃得了？种成粮食多合算！”“吃不了不能卖？”“卖？今年谁还缺这个？上哪里卖去？园里还有！你要吃就打发孩子们去担一些，往年光叫我吃你的啦！”他说着赶着车走了，田寡妇也无心再去看她的南瓜了。
陈小手
——［中国］汪曾祺
被男性产科医生陈小手接到世上的婴儿不计其数，他在为团长的老婆顺利接生后，不但没领到钱， 却被满肚子委屈的团长一枪打死。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手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生。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时，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了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马走，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了产房。过了一会儿（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铃哗铃……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寺，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似地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寺。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见了陈小手，说：
“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精疲力竭。他迤里歪斜地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
“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龇牙笑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盅。团长拿出二十块现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
“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寺，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
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
团长觉得怪委屈的。
善狗与恶狗
——［中国］王蒙
两条狗，顾德与拜德，一性善，一性恶，善狗未得善终，恶狗也未得善终。
保斯喂养着两只狗，一名顾德，一名拜德。顾德性善，见了人就欢叫起舞，摇尾吐舌，令人愉快；拜德性恶，见了人就龇牙吠咬，咬住就不撒嘴，不在被咬者的骨头上留下清清楚楚的牙印决不罢休。保斯几次给拜德讲看清楚对象再咬的道理，拜德就是不听，它只知道咬，有咬无类。保斯怒，将拜德关入后院，准备向动物保护协会申请特准：以人类公敌罪给拜德静脉注射空气，送它上天。
孰料，那天晚上闹飞贼，顾德见贼人从房顶飞跃而下，道是贵客，便欢呼踊跃，跳蹦绕圈，发出昵喃声音，去舐贼人的皮鞋帮，被贼人飞起一脚踢到了狗鞭。顾德惨叫卧地，不能起立。贼人由于不熟悉地形，误开了后院关得严严的门。拜德一声狼嗥，狗毛耸立，不分青红皂白，见贼就咬，咬上就不撒嘴，咬倒了还在咬，一直咬到众家丁前来将贼抓获。
主人喜，决定每月给拜德额外奖赏生牛肉２０公斤，羊排骨２０公斤，猪头肉２０公斤，并在拜德脖子上系了一根红丝带。对顾德则十分失望，饥一顿饱一顿，有一搭没一搭，扔给它一点残渣剩饭，平常根本不用正眼看它。顾德由于被踢中了要害，从此无精打采，耷耳垂尾，偶尔叫几声，发发怀善不遇的牢骚。
拜德自恃功高，见人就咬，见人就叫，见肉就夺，不可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