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跳到台子上，去咬那块排骨。但是女工人发现了我，用扫帚狠狠地在我的脊梁上打了一下。我丢下肉，一边逃走，一边发出狠狠的咒骂。
“‘难道你是个乡巴佬？’老雄猫对我说，‘放在台子上的肉是供你我远远地望着的，食物应该到垃圾堆里去找。’
“我对这个回答迷惑不解，但那时已无暇顾及，因为我的肚子越来越饿了。叫人伤心的是，老雄猫对我说要等到夜里，那时我们可以从房顶下去到街上的垃圾堆里去寻找。等到夜里！他说这句话时平静得像个冷酷无情的哲学家。我呢，只是想到挨饿的时间还得延长下去，就感觉好像天要塌下来了。
“那个黑夜来得特别迟，而且异常寒冷，最可恨的是还下着冷雨，在一阵阵狂风的鞭打下，这蒙蒙细雨一直湿透了我们的皮毛。我们从楼梯上装了玻璃的窗洞下去。街道此时在我看来是多么丑陋啊！没有了温暖，没有了大太阳，没有了我们在上面如此舒服地打滚、被阳光照成一片白色的房顶。我的爪子在泥泞的路面上打滑。这时我不由得记起了我的三层厚厚的毯子和我的羽绒垫子。
“走了没多久，老雄猫突然之间瑟瑟发抖，一副害怕的样子。他把身子偷偷地贴着房子朝前溜，并且叫我紧跟着他。等到他遇到一座能通车辆的大门，便立刻躲到里面，此时他才发出满意的呼噜呼噜的叫声。我问他为什么要逃，他反问我一句：
“‘您看见那个背着一个背篓，拿着一个钩子的人吗？’
“‘啊！对，是有这么一个人！’
“‘嗯！如果他看见我们，就会打死我们，穿在铁钎上烤着吃！’
“‘穿在铁钎上烤着吃！’我惊叫起来，‘你的意思是说街道属于他们而不属于我们？我们非但没有吃的，反而要被吃掉？’
“然而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一切只有填饱了肚子再说。我怀着绝望的心情在垃圾堆里搜寻。我找到了两三块沾满了灰、没有肉的骨头。这时候我才知道新鲜的肉有多么鲜美。我的朋友老雄猫像位艺术大师那样扒拉着垃圾。他镇静自若，领着我一直跑到早上，把每一条街都转到了。我被雨淋了将近十个钟头，冻得浑身直打颤。丑陋的街道，饥饿的自由，那时我是那么想念我那失去的监狱啊！
“天亮以后，老雄猫看见我走起路来踉踉跄跄，便用一种奇怪的口气问我：
“‘你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吧？’
“‘啊！的确，我受够了。’我回答。
“‘你想回家吗？’
“‘当然，不过我已找不到我的那所房子了。’
“‘来，昨天早上看见你出来的时候，我就明白一只像你这样的胖猫是不配享受自由带来的充满苦难的快乐的。我认识你的家，还是让我把您送回去吧！’
“这只可敬的老雄猫，直截了当地对我这么说。不久，我们回到了您姑母家。
“‘再见。’他对我说，没有一点激动的表示。
“‘不，’我叫了起来，‘我们不能就这样分开。您跟我一起去。我们分享同一张床、同一块肉。我的女主人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停吧！’他粗暴地说，‘你这个没有骨气的家伙！那样的生活会使我忧郁而死。您的优裕生活只适合那些杂种猫。自由的猫决不会用监狱作为代价来换取肉和羽绒垫子……再见。’
“他欢快地跳上房顶。我看见他又高又瘦的侧影在初升太阳的抚摸下舒服地抖动着。
“我回到家里以后，您的姑母拿起掸衣鞭揍了我一顿，我心甘情愿地接受这顿打。我没有任何怨言，甚至还在想挨打之后的美食。”
“您从中得到了什么？”我问。我的猫在舒服地伸长了身体后，下结论说：“真正的幸福天堂，我亲爱的主人，就是关在一间有肉吃的屋子里挨打。”
屠杀不朽的人
——［法国］让·雷维奇
年轻的杜波瓦萨，是个成功的作家，但是出书已经提升不了他的快乐了。 于是他准备加入法兰西学院。为此，他雇请杀手杀死十名院士，但他最后却落选了。
我叫杰罗姆·杜波瓦萨。我年轻时那段时间过得又穷困又悲惨；但是在我发表我的第一部小说《一座坟墓的探求》之后，也就是在我获得龚古尔奖金的那一天，我的命运发生了转变。我当时二十五岁，干的是六年级教师这行可憎的行当。在我的成功公布一个钟头以后，我的名字传遍了法国的大街小巷。在我的出版商的客厅里，有上百个新闻记者问我：“您比较喜欢哪些作家？……您是不是受了福克纳的影响？……”摄影记者喊着：“杜波瓦萨先生，头朝这边！”他们好像用身体形成一道屏障，把我跟客厅里挤满的人群分开了。最后我终于挤到了这群人中间。我认识了许多文人，他们握着我的手，说：“我非常喜欢您的书。”我常常听见“才能”这个字眼，这个字眼是文学的本钱。这种以我为中心的热闹场面，我并不觉得讨厌，我发觉光荣带来的第一个感觉是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但是，我对这个文学世界还是很中意的。据别人告诉我，那一天，我的态度“自然”得令人诧异；我自由自在地谈话、微笑、行吻手礼。其实，一个人要想在交际场中应付自如，只要把自己当作是在许多影子中间就行了。庆祝一直到夜里很晚很晚才结束，我真巴望它永远延长下去。
写一本书其实很简单，每一个大学生都办得到。课程表的目标就是把平庸的学生培养成一个作家，或者说得正确一点，培养成一个批评家。在得到龚古尔奖金以前，我的作品没有人注意；这个成功带来了上百篇的文章，我只记住一篇：“二十五岁的杜波瓦萨得到了龚古尔奖金。没有一个人反对嘉永广场的评判员的裁决，但是一个这样辉煌的成功预示着他将来不会有任何好结果。我们可以打赌，杜波瓦萨将来一定是个只有一本书的人。”成功不久，我离开了教育界；六个月后我又出版了《在一个城市里散步》。这本书受到的批评非常严厉：“杜波瓦萨未免太急躁了一些，在他的第二部文体极不统一的书中，无法再找到他头一部书里受到别人那么称赞的坚实思想。”但是，公众并不同意这个看法，我的才能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可。从今以后，法国又多了一位作家。
十年里出了八部小说，四本论文，三个剧本。我对光荣和财运已经习惯了；我因为写人不免一死的情况写得太多，所以已经失去了虚荣心。
在我那个时代，有才能的人相当稀少。但是，我也并不是惟一的一个出名的人，弗特隆也胜过他同时代的人百倍。况且公众认为我们俩的才能不相上下。我呢，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一个无神论者：我的作品观察人生，在两个虚无（它出来的那个和它回去的那个）之间来考察它。弗特隆是基督教文学的作家，这种文学虽然并不新奇，但是好像给他革新了，他这个家伙把那些宗教上的伟大主题——罪恶啦，通奸啦，爱情上的赎罪啦——变得有声有色，甚至就好像生活中真有其事一样。我们在朝着荣耀上升的过程中互相监视着。我相信尽管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这也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毫无相似之处。
当然，我很早就想到学院了。但是一个手上握着剑，头上戴着尖角帽的三十五岁的人是不可能跨进学院的门的。那些院士我都认识，没有一个写得像我那么多；但是我们必须听他们的。在文学方面，多谈比多写更能使人成功。我根本没有耐心等待七八个年头。说到这儿，我还得承认我的弱点：我的每一本书，跟头一本一样，写的时候都不知道最后会受到怎样的批评，但是都得到了成功。然而每一次成功，都不像头一次胜利那样，给我带来甜蜜的陶醉之感。现在，我常常想，要想获得同等的快乐，只有进入学院。真正的光荣，就是龚古尔奖金和法兰西学院。
在一场疯狂的梦中，瑞普兰这个名字来到我的心里。这个梦想越来越明确，而且到了最后我认为它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瑞普兰以杀人为职业。近二十年来，杀人的行当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下层社会去找凶手的时代也早已过去，杀人的买卖掌握在巴黎和外省的五六家企业手里。瑞普兰领导的企业是其中的佼佼者，常常替银行、教会，甚至替政府办事。我要求瑞普兰谋杀十个院士，他回答我：“不简单。”接着他双手捧着头，考虑了很久。最后，尽管他认为事情很棘手，但还是满足了我的要求。一个礼拜以后，他交给我一张名单。我同意了这张名单，因为牺牲这个院士或者牺牲那个院士关系都不大，只有院士的席位才是重要的。
在四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的那个夜晚，屠杀成为现实。十个遭难的人，有的是鳏夫，有的是光棍。都在半夜到早上五点中间这段时间里被闷死在他们的枕头上了：显然，这是一个凶手干的事。这件案子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表示哀悼的、而且在危险中的学院由警察守卫着。三十个活着的院士由暗探保护。不久，怀疑集中到有给文学家写信的怪病的人身上。三十个人给抓起来了；有三个自动承认，可是后来又否认了。我看到一份专事敲诈的刊物上登了这样一篇报导：“难道不应该在这次犯罪行为对他们有利的那些人中间去寻找罪犯吗？”但是我对此毫不担心。经过两个月的徒劳的搜索，警察局也好像厌倦了。我造就了一些幸运的人；大伙儿已经在谈论着后继的人选了。出殡的那天，我在教堂前面挂着黑布的空场上遇到了弗特隆。我们握了握手，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不相信他会疑心到我，但是他的忧郁却比以前少了很多。
一直哀悼了一年，我心平气和地等待着。选举的时候终于到了，我放过了前面的八名；这是个很好的策略，弗特隆也这么做。等到选到倒数第二个空缺的时候，我认为时机已到，于是递上了申请书——这无疑是我的作品中最成功的杰作。弗特隆也模仿我，他打算弄到最后一个空缺。他也跟我一样，不肯去拜客。一个公众认可的作家可不能降低身分去做这种事。十年以前，在得到龚古尔奖金之前，我去拜过客吗？等到选举以后，我当然要去道谢的。
可不久，我就后悔了，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没有当选。比起我来，别人更喜欢一位海军上将；弗特隆也被一位主教打败了。可是他的失败一点也不能减轻我的苦恼。
在那段日子里，是我一生中最阴暗的时期。我不写文章了，一心痛悔着自己有责任、而让别人得到好处的、徒劳无益的屠杀。有一天晚上，不过也只有一天晚上，我甚至真的感到了良心的责备。我还要等多少时候才能等到一次自然的死亡让出一个空缺来呢？
瑞普兰知道结果以后，对于我的失败他也很伤心。有一天他来按我的门铃。
“我想为您再做点事，”他对我说，“但是，我请求您下一次利用一切机会，出去拜拜客！”
我俯下头，答应了。他接着说下去：
“最近几个月来防备当然要松多了，但是这些先生们还是不很放心。到他们家去杀人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大街上行事。我要杀死比阿托瓦。在弄死人以前，在大街上跟踪他们，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甚至得到了与观察野兽的自然学家和打猎的人得到的相同结论：每一天它们在回到巢穴以前，都要走过相同的路线，穿过相同的沟渠，停在相同的树丛里。人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每天在同一时刻离开他们的家，沿着同一条街走，走进相同的铺子，连一举一动都是一样的。人的一生就这样反反复复地过着。多么美丽的一个小说题材啊……比阿托瓦应该是一个诗人，每天夜里都要在河边游荡好几个钟头，而且路线从来不变。这给我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比阿托瓦就在河边被人打死了。我连忙去向杀人者致谢，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瑞普兰却已经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对我说：“你谢错了人！”接着他告诉我：“那天晚上，我隔着一段距离跟着我要猎取的对象。时间已经很晚很晚，河岸几乎连一个人也没有。很显然，这是下手的最好时间和地点。于是我向比阿托瓦走去。可是在我还没有走出我的藏身之处之前，有一个人从黑地里窜出来，用棍子照准院士的脑袋上狠狠地打了三下，这三下连一头牛也可以打死。
“看见他打，我决不会相信他是个新手，当时我离得相当近，所以认出了这个凶手。”
瑞普兰笑笑，我也笑起来了。
“弗特隆！”
这个名字从我的嘴里漏了出来。
接下来的事情恐怕大家都可以猜到。在我的隐名埋姓的告发下，弗特隆第二天就给抓起来了；他当时就承认自己谋杀了比阿托瓦；但是他却不承认那十个人也是他谋杀的。尽管如此，我的良心还是得到了平安。文学界的一场大屠杀就这样结束了。弗特隆被认为是疯子，他将要在一个疯人院里了结他的一生。
在角逐这个院士空缺时，我去拜客了；我的当选当然没有问题了。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不久以后，我还要尝到手握雕花的剑柄，走进黑暗的坟墓的那种快乐。
报复
——［日本］都筑道夫
“侦探”告诉刚返回家的柴田，昨晚有个贼潜入他家把他刺伤。 柴田不由得对妻子产生了怀疑，而这正中了对方的圈套。
“您的意思是说那个叫竹内五郎的把我给杀了？竹内五郎，二十二、三岁，好像不认识，是这样吗？”柴田愕然注视着侦探。
“嗯，他今天下午到警察署自首了。我们即刻进行了调查，却发现没有此事，但又有点放心不下，才来问一声。这类事情是常见的：说是杀了人或是干了什么来自首的。”黑肤色的侦探苦笑着说，“这多是些神经有问题的人，但由于这个叫竹内五郎的人把经过讲得十分具体，我来看过以后越发不放心了。从房子外部看得见的地方和他说的一模一样，这倒可以理解。问题是正门的样子和这间客厅的样子都和他说的毫无二致。竹内五郎也许是个假名。把他带来看看怎么样？”
“他交待是昨天夜里把我杀死的吗？……他跟我有什么冤仇吗？”
“他交待，他是准备进来偷东西的。他从客厅忘记关上的窗户进来的时候，日本式的里屋还没熄灯，因此他想上二楼去偷。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里屋有声音，他以为自己的行迹暴露了，就急速冲进了里屋，对慌忙起身的男人捅了一刀，因为女人发出了惊叫，他不敢再拿任何东西，急忙夺路逃走。但是他还记得在拉窗上溅上了血迹。他说还记得从厨房逃出去的时候打碎了一块玻璃。他手上还带着伤，据说是那时候被玻璃碎片划破的。他还说——”说到这里，侦探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那位夫人嘛，衣服很是凌乱。”
“对了，他还说那位夫人胸前有两颗黑痣，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有交待，他是个高大健壮、头发浓厚……”
“没有印象！”柴田不高兴地说。
侦探虽然点着头却还是不放心的样子：“也许他根本没有杀人，而仅仅是划伤了那个男人，他交待好像只是在胳臂上捅了一刀……”
“我并没有受伤啊！先不用说其他的，我做生意在外，是今天下午才回来的。知道我家里的样子的，有建筑公司的人啦，看电表水表的啦，各种人都有嘛。”
“当然，当然。给您添麻烦了。一则是情况搞清楚了；二则是作为警察，既然是所谓强盗杀人案件，总得调查一番嘛。我们想，若左邻右舍打听起来，反而会成为谈资，所以才贸然登门拜访，请不要介意。”
“这我理解，但这件事确实不能排除有坏人在从中作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