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梦中的焦虑与神经症焦虑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我们在讨论前者时不可能不涉及后者。我在论焦虑性神经症（1895b）时，认为神经症焦虑来源于性生活，相当于一种离开自身目的而又无所适从的力比多。自那时以来，这一论断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现在我们可以由此推论，焦虑梦是带有性内容的梦，原属于性内容的力比多已转变为焦虑。在以后分析到几例神经症患者的梦时，还将再次论及这一思想。我在进一步探索梦的理论的过程中，还将再次讨论焦虑梦的决定因素，并阐明它们同愿望满足这一梦理论的一致性关系。
（第五章）梦的材料与来源
我们在分析伊尔玛打针的梦例时，知道梦可能是一种愿望的满足。于是，我们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是否已找到了梦的普遍特征，而压抑了在分析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对其他科学问题的好奇心。在沿着一条路达到目的之后，我们现在将踏着来时的脚印寻找一个新的起始点去看看其他关于梦生活的问题。所以我们暂时把梦是愿望满足这一问题放到一边，尽管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尚未敢言已穷其究竟。
既然对释梦过程的应用已使我们发现梦的隐意远比其显意更为重要，那么我们当务之急是要对梦所提出的问题重新一一进行审视，是否已能对从显意中获得似乎难以解决的难题和矛盾，达到可以满意解决的程度。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详细列举了一些权威关于梦与清醒生活之间关系问题［第一节］，以及关于梦材料的来源问题［第三节］的论述。毫无疑问，读者也不会忘记梦中记忆的三个特点［参看第二节］，当时虽多次提到，但尚未解释：
（1）梦总是偏重于选择最近几天的印象。参见罗伯特［1886，第46页］、斯图吕贝尔［1877，第39页］、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11页］以及哈勒姆和韦德［1896，第410页以下］。
（2）梦依据与清醒记忆不同的原则选择材料，因为它忆起的不是本质且重要的事，而是次要且不受注意的琐事［18页以下］。
（3）梦总是为我们童年时期最初的印象所左右，甚至在那时一些琐碎小事，以及在清醒时根本想不起来的事情也时时入梦［15页以下］。
关于梦在材料选择方面的这些特征，早期作者虽已研究过，但都是联系它们的显意进行的。
一、梦的近期和无关紧要的材料
以我个人的经验观察梦内容中的各种元素的起源，我立刻就可以断言，它们在做梦前一天的经验中一定能找到接触点。这已被我所调查过的每一个梦所证实，无论是我自己的梦还是别人的梦。有时，只要记住这一点，我就可以通过考察做梦前一天的事件开始进行解释工作。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都是最简便的方法。我在前几章详细分析的两个梦（一个是伊尔玛打针的梦，另一个是我的叔叔长着黄胡须的梦），其内容与前一天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几乎无须多做评论。但是为了论证这种规律的可遵循性，我将通过自己的梦并给出例证，我只需引用能够说明我们所寻找的来源即可，不必是全梦。
（1）我去拜访一个不愿接待我的家庭，我不得不令一位女士一直等候着。
来源：就在头一天晚上，我曾和一位女亲戚谈话，我告诉她，她所要购买的东西必须等到……等等。
（2）我已写完一本关于某种（不很明确的）植物的专著。
来源：那天早晨，我在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樱草属植物的专著［参见下文第169页以下］。
（3）我在街上看到两位妇女，她们是母女，女儿是我的病人。
来源：头一天晚上，我的一位患者向我解释说，她母亲不让她在我这儿继续治疗。
（4）我在SR书店订了一种期刊，订费是每年20费洛林。
来源：做梦前一天，我妻子提醒我，我还欠她20费洛林的每周家庭开支。
（5）我收到一封社会民主委员会的来信，似乎把我当作会员看待。
来源：我几乎同时收到自由选举委员会和人权同盟理事会的来信，我是后一个组织的正式成员。
（6）一个人站在海上突起的一个悬崖上，样子很像柏克林。
来源：《妖岛上的德赖弗斯》以及我同时听到英国亲戚所说的消息。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与梦相关的接触点，究竟是做梦前一天的事件，还是可以追溯到近期一段时间内的印象呢？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理论的重要性。但我还是倾向于把它定在做梦的前一天，我称这一天为“梦日”（dream—day）。每当梦的来源乍看似乎是两三天前的印象时，细一观察，我们就会明白，是在前一天又回忆起了几天前的事件，从而形成印象的再现。这种再现就发生在做梦前一天，它夹在事件与梦之间，而且它还能够指出导致前一天回忆起以前印象的偶然事件是什么。
另一方面，我不相信在激起白天印象和在梦中再现之间存在着什么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固定时间间隔（斯沃博达1904年的著作曾说过，这方面的时间间隔不超过18个小时［这一段为1909年所增补］）。
哈夫洛克·霭理士（1911，第24页）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但他说尽管曾努力寻找这类周期性也还是没有发现。他曾记录了自己的一个梦，梦见在西班牙，想去一个叫达劳斯、瓦劳斯或者是扎劳斯的地方。可醒来以后就根本想不起这些名字来，于是就把这个梦放到了一边。几个月后，他发现果然有扎劳斯这个地名，它是从圣塞瓦斯蒂安到毕尔巴鄂沿线的一个车站名，在做此梦的250天以前他曾途经于此。
因此，我相信每个梦的刺激因素都可以在尚未“睡着”前的经验中找到。所以一个梦的内容与最近印象的关系（做梦当天是唯一的例外）与任何遥远时间的关系并没有区别。只要思想链能把梦日（最近的印象）经验与早年的经验连结起来，梦就可以从梦者一生中的任一时期提取材料。
但是，为什么梦更偏爱于从最近的印象中选择材料呢？如果我们对刚才提及的一系列梦中的任何一个做更细致的分析，我们就会形成一些概念。为此我选择了：
植物学专著的梦
我曾写过一本关于某种植物的专著。书摆在我的面前，这时我正翻一页折叠的彩色插图，书的每一页都有一个干了的植物标本，就如同从植物标本册中取出的一样。
分析——那天上午，我在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新书，上面写着《樱草科植物》的书名，显然是这类植物的一本专著。
我记得樱草是我妻子最喜爱的花，我常常责备自己总忘记给妻子带回一些她所喜爱的花。——“带回花”这一题目令我想起了常向朋友们讲的一件轶闻趣事，同时也用来说明我的理论：遗忘是常常受潜意识目的支配的，它可以使我们推测到遗忘者内心中的意图。一个少妇已习惯于在她生日那天收到她丈夫送来的一束花。一年，这种情感的象征物没有出现，她哭了起来。丈夫回来后不明白她为什么哭，这时她告诉他说今天是她生日。他拍了一下头说：“真对不起，我全忘了，我马上就去给你买花。”但是她并没有感到一丝安慰，因为她意识到，丈夫忘记这件事，证明她如今已不再在他心目中占据着从前那样的位置了。这位少妇即L夫人就在做梦两天前来看我的妻子，说她现在好多了，并向我问候。几年前她曾接受过我的治疗。
我现在谈一个新的线索。我想起来，我真的写过一本关于一种植物的专著性质的东西，也就是关于古柯植物的文章，是我的毕业论文［弗洛伊德，1884e］。它引起了卡尔·科勒对古柯碱（即可卡因）麻醉性质的注意。我在文章中已提到生物碱的这方面作用，但是我未能深入阐述。这让我想起做梦的次晨（因当时没有时间去分析，所以直到傍晚才进行分析），我就像做白日梦一样想到古柯碱。我想，如果我得了青光眼，我就去柏林动手术，但不暴露我的身份，去我的朋友弗利斯的家，让他给我找一位外科医生。这位动手术的医生也不知我是谁，准会向我吹嘘自从用了古柯碱麻醉之后，手术进行得多么容易，而我心里想这个发现也有我的一份功劳，但表面上我却不露声色。这种幻想又使我想到，不管怎么说，让人知道一位医生请一位医学界同行为自己治疗又是一件多令人尴尬的事。这位柏林的外科医生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也将像其他病人一样付给他医疗费。直到我想起这一白日梦时，我才意识到梦后所隐藏的对这一特殊事件的记忆。在科勒（Koller）的发现之后不久，我父亲真的患了青光眼，我的一位眼科医生朋友柯尼希斯坦为他做了手术。当时科勒负责古柯碱麻醉，而且评论了这件事，说这一病例把三个曾对古柯碱有贡献的人联系到一块儿了。
接着，我又想到我上一次想到古柯碱是在什么时候。那是在几天前，我正看一本学生出于感谢而编写的纪念他们的老师和实验室主任工作50周年的一本《纪念文集》。在文集列举的与实验室有关的杰出人物中，我注意到其中提及科勒在发现古柯碱的麻醉性能的事。我突然想到我的梦与前一天的一件事还有联系。当时我正和柯尼希斯坦教授一起回家，我们谈论着一个每次提起都会令我兴奋的话题。当我们走到门厅时，加特勒教授和他的年轻妻子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不禁说了几句称赞他们动人容貌的话。加特勒教授是刚才我提到的文集的编者之一，这可能是使我想到文集的原因之一。另外L夫人，就是那个生日发生不愉快的女士，在谈话中也被提到了。虽然只提了一下，但没有错，又使我有了另一种联系。
我还试图再探讨一下梦内容的其他一些决定因素。在专著中还夹着一些干的植物标本就如同从植物标本册中取出的一样。这又让我想起了中学时的一段往事。一次校长把学校植物标本册交给一些高年级学生，让他们检查清理一下并除去灰尘。一些小虫子（蛀虫）已钻了进去，他对我的工作似乎不放心，因为他只给我几页。我记得其中包括几种十字花科植物。我对植物学从没有亲切感。在植物学的一次考试中，给我的题目就是辨别十字花科植物，结果我没有认出。如果不是我的理论知识部分答得好，我真不敢想象成绩会如何。从十字花科我又想到菊科植物。我记得法国百合就是菊科植物，而且我十分喜爱这种花，我妻子比我大方，她常从市场上给我买回这种花。
我看到专著放在我面前。这也令我想起了一些事情。我在前一天接到弗利斯从柏林来的一封信，信中他向我述说他的想象能力：我对你关于梦的这本书十分着迷，我看到它已写完就放在我面前，而且我自己一页一页地翻着。我是多么羡慕他这种预言家的天赋，如果我要能看到我的书已写好，就放在我面前该多好啊！
折叠的彩色插页。我还在医学院读书时，就对专著十分着迷，常常有一种冲动。尽管我当时囊中羞涩，但我还是订了不少医学期刊，并为其中的彩色插图所吸引，也颇为我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而自豪。当我自己也开始发表文章时，我不得不为自己的论文作些插图。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插图画得很糟糕，遭到同事们的嘲笑。后来又不知怎么想起了幼年时的一段经历。一次我父亲递给我和妹妹一本有彩色插图的一本书（波斯旅行记），让我和妹妹撕着玩，这令他很开心。作为教育方式，这说不上是一种有益的方法。那时我只有5岁，妹妹才3岁。我们撕碎的书（一片一片的，就如法国百合的花瓣。我似乎自言自语地说）的景象是我当时一段不十分清晰的记忆。后来我上学了，养成收藏书的癖好，就有点类似我对专著研究的喜爱。（“喜爱”这个联想到樱花科植物和法国百合时已浮现了。）我又成了书虫，自从我第一次想到自己时，我就已认识到这个童年景象记忆是我后来爱书成癖的“屏蔽记忆”。而也是在很早我就发现，当然，这种癖好会导致悲伤。当我17岁时，我已欠了书商一大笔钱，而且无力偿还。我的父亲也不因为我爱书而原谅我花了这么多的钱。后来我到了青年时期，回忆这段往事又使我想起同格尼希斯坦的谈话。因为我们的谈话又谈到了我过分沉溺于购书而受责备的老话题。
因为与我们无关，我将不再深入解释此梦，但须指出它的方向。在释梦的过程中，我想起了与格尼希斯坦的谈话，而且不仅从一个方向谈起。当我考虑到谈话的一些主题时，对梦的意义也就显得明显了。所有由梦出发的思想链——当想到妻子和我自己喜爱的花，想到古柯碱，又想到同事间求医的尴尬，又联想到我对专著的偏爱以及对某一学科分支如植物学的忽视，等等——所有这些，一旦继续深追，最终将成为我和格尼希斯坦谈话多个支流中的一两项内容。谁知这个梦又将如我们对第一个分析的梦（伊尔玛打针的梦）那样，变成自我辩解的性质，变成一种为自己的权利而申辩。的确，这将会把早先梦中出现的材料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并参照两梦中间所出现的新的材料来讨论，以致使本来与梦显然无关的表达形式也变成有意义的东西了。它所意味的是：“毕竟，我是那篇有价值、有纪念意义的（关于古柯碱）论文的作者。”就如我早些时候的释梦一样，为自己说话：“我是自觉、勤奋的学生。”在两个梦中我坚持的都是：“我容许我做这件事。”这样我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解释下去了，因为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用例子来描述一下梦的内容与前一天引起梦的刺激诱因的关系问题。只要我只注意到显梦，它就显然跟梦日的某一件事有关联，这就可以了。但当分析时，梦的第二个来源就会从同一天的另一个事件中涌现出来。而这两个印象中的与梦相关的第一个印象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是个次要环境；我曾在书店的橱窗中看到一本书，它的题目一时吸引了我的注意，但它的内容几乎不会引起我的兴趣。而第二个经验则更有心理学的重要性；我同我的朋友、那个眼科医生谈了足足一个小时。在谈话过程中我告诉他一些对我们两人都有密切相关的信息，并使我的记忆受到激发，使我注意到我自己心灵中各种各样的内部受重视的内容。而且，谈话尚未结束，又被我们共同的熟人的加入所打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