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否定或收回早期发现是一回事，而将这些发现吸纳、整合到新的发现之中又是另一回事。在性欲节制中，在性欲兴奋过程的不当干预中，或者性欲兴奋被转移而不能在精神上加以解决时，焦虑都直接产生于力比多；或换句话说，当面临因需要而产生的某种过度紧张时，诸如在出生情境中那样，自我便被迫处于一种无助状态（a state of helplessness），其时焦虑就产生了，这依然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产生焦虑的过程中寻求释放途径的，可能正是过量的没有得到利用的力比多，尽管这一问题不甚重要。正如我们所知，在“现实的”神经症基础上尤其易于产生精神神经症。这看起来就像是自我努力从焦虑中拯救自己，关于焦虑，它已经学会让它存在一段时间，然后使之与症状形成相结合。对创伤性战争神经症（traumatic war neuroses）——顺便指出，这个术语涵盖了多种不同的障碍——的分析当能揭示，他们之大多数都拥有“现实的”神经症的某些特征。［参见第129页。］
各种危险情境均由它们的原型即出生活动演化而来。在对这一演化过程的说明中，我无意断言，焦虑的每一后期阶段的决定因素，都使前此阶段的决定因素完全归于无效。虽然随着自我的发展，早期的危险情境确实倾向于失去它们的力量并被搁置一旁，乃至于我们可以说，个体生命的每一阶段都有它相应的焦虑的决定因素。所以，在个体自我尚未成熟时的合适决定因素是心理无助感，在个体仍需依赖于别人的婴儿早期，其适当的危险是对象失却。同样，性器欲期的危险是阉割，而潜伏期的恐惧对象是个体自己的超我。但是，所有这些危险情境的焦虑决定因素，都可以并列地持续存在，并引起自我在对合适因素做出反应一段时间后，以焦虑对它们做出反应；或者它们之中若干因素同时共同起作用。不仅如此，在起作用的危险性情境和随后神经症所采取的形式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在本文前面的一个部分，当我们发现在多种神经症疾病中，阉割恐惧都具有重大意义时，我们并没有过高估计这一因素，因为对女性而言，这不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女性无疑比男性更易于患神经症。［见第123页］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完全可以把阉割焦虑视为导致神经症的防御过程的唯一动机力量，这是没有危险的。在别处我已阐明，在她们的发展过程中，女孩如何受到她们的阉割情结的引导而做出一种柔情的对象贯注。在妇女当中，似乎正是对象失却的危险情境才依然是最有作用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对我们关于她们的焦虑决定因素的描述稍做修改，因为它不再是缺少什么东西的感受，也不是真实地失去对象本身，而是失却对象之爱。毫无疑问，癔症与女性之间具有一种强烈的亲和力，就像强迫性神经症对男性具有特别强烈的亲和力一样，所以，作为焦虑的决定因素之一，爱的失却在癔症中所起的作用，很可能和阉割的威胁在恐怖症中以及对超我的恐惧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
（第九章）
我们剩下所要考察的，是症状形成和焦虑产生之间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广为流传的意见，其一认为焦虑本身就是神经症的症状之一；其二是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密切得多。依第二种意见看，症状形成只是为了避免焦虑：它们将除此之外必将以焦虑形式加以释放的精神能量结合起来。因此，焦虑应该是神经症的基本现象，也是神经症的主要问题。
若干实例表明，这后一种意见至少是部分正确的。如果一个广场恐怖症患者在别人的陪同下走进街市，然后又被单独留在街上，那他自然会产生一次焦虑发作。或者如果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接触过某种东西之后被阻止而不让洗手，那他肯定会成为一次无法忍受的焦虑发作的牺牲品。因此很明显，由别人陪伴才能上街的强制条件以及强迫性洗手动作的目的和结果，就是为了排除这种焦虑的发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我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第一种抑制，都可以看成是一种症状。
既然我们已经将焦虑的产生回溯到某种危险性情境，我们将把症状的创设说成是为了使自我远离某一危险性情境。如果症状形成受阻，那么危险将会在事实上得到实现。也就是说，某种与出生相类似的情境必将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境中，面对不断增强的本能要求，自我是无助的，而这种本能要求的持续增长正是焦虑最早、最原始的决定因素。因此，在我们看来，焦虑与症状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想象得那么紧密，因为我们在二者之间插入了危险性情境这一因素。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焦虑的产生促成了症状的形成，而且确定是构成症状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如果自我不通过产生焦虑来唤醒快乐—不快乐动因，那么它就无从获得力量以捕获产生于本我之中的过程，正是这些过程才构成危险的威胁。在全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将焦虑的量限制在最低水平，仅用之作为一个信号而已；因为否则的话，结果将只能是在另一个位置感到由本能过程威胁要产生的不快乐，从快乐原则的立场来说，这就是一次失败，虽然它在神经症中经常出现。
由此可见，症状形成确实能够终止危险性情境。它具有两个方面：其一隐而不现地在本我中造成某种变化，自我正凭借这种变化才得以避开危险；其二表现于外，显示了代替受到影响的本能过程而产生的是什么——那就是替代性形成（substitutive formation）。
然而，如果我们把刚才所说的症状形成归因于防御过程，并且把症状形成用作替代形成的同义词，那样会更准确一些。因此很清楚，防御过程类似于自我用以排除外源性危险的逃离手段，它就是一种逃离本能的危险的企图。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对这一比较中的某些弱点进行检验。
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和毒蛇猛兽构成人的外部危险一样，失却对象（或失去对象方面的爱）及阉割威胁也是来源于外部的危险，而不是本能的危险。然而，这两种情况却不是一回事。就一只狼而言，不管我们对它采取何种行为，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发动攻击；但是，如果我们不在内心持有某种情感和意向，被我们爱的人却不可能终止对我们的爱。因此，这些本能冲动就构成外部危险的决定因素，并因而自身也变成是危险的；而且，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对内部危险采取某些措施而战胜外部危险。在对动物的恐怖症中，患者依然觉得危险完全是外部的，就像危险通过外向移置而形成症状一样。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危险大多是内化了的。在有关超我的焦虑中，构成社会焦虑的那一部分仍然表征着对某一外部危险的内部替代，而其他部分——道德焦虑——则已经完全内化了。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在一个人试图逃离即将发生的外部危险时，他只需增加他自己与危险对象之间的距离即可，而不需对它防卫自己或试图改变它，如他可以用棍棒打击狼或用枪射击狼的情况。然而，防御过程似乎远不止于试图逃离，它还包含某些与有威胁的本能过程有关的措施，并通过某些方式对之加以压抑或者使之偏离其目的，从而使之变得无害。这种反对意见看似无可怀疑，但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我想，可能有些防御过程真的与逃离企图十分相像，但也有一些防御过程，其中自我采取更主动的自我保护并创造出强有力的对抗措施。但是，有一个事实可能要使在防御与逃离之间的这种类比整个地归于无效，即自我及本我中的本能都是同一组织中的不同部分，而不是像狼和孩子之间那样是分离的实体，因此，自我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同时引起本能过程的某种变化。
关于焦虑决定因素的这一研究，揭示了自我的防御行为依理性的方式发生的变化，如其本来面目那样。每一危险情境都与生命的某一特殊阶段或心理机构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相对应，并显得对这一发展阶段而言是合理的。在早期婴儿阶段，对于不管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的大量兴奋，个体都没有发展出某种装备对之加以精神的控制。在其生命发展的某一阶段上，他的主要兴趣就在于，他所依赖的人不应该撤回对他的照料。后来在他的童年期，当他感觉在与他母亲的关系上，他父亲是他强大的竞争对手，并意识到他对父亲的攻击倾向和对母亲的性意向时，他确实很正当地处于害怕父亲的境况；而且，他对遭受父亲惩罚的恐惧通过阉割恐惧中的心因性强化而能够寻求表达。最后，当他进入社会关系时，他确实有必要害怕他的超我，害怕拥有一颗良心，而这一因素的缺失必将引起严重的冲突、危险等。
然而，这最后的一个论点又引起一个新的问题。撇开焦虑情感不谈，让我们暂时谈论另一种情感，如痛苦。对于一个4岁的女孩来说，如果她的玩具摔坏了；或者对于一个6岁的女孩来说，如果她的家庭教师责骂她；或者对于一个16岁的姑娘来说，如果她遭到男朋友的轻视；又或者对一个25岁的少妇来说，如果她自己的小孩死了，那么，她们都会痛苦地哭泣，这似乎是完全正常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痛苦的每一个决定因素都相应地具有它自己的合适时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会消逝，唯有最后而确定的因素才会保持终生。对于同一个女孩来说，在她长大成人、婚嫁生子之后，如果因某种毫无价值的饰物之毁坏而哭泣不已，那我们一定会认为是不可理解的。然而，这正是神经症患者的行为方式。虽然在她的心理机构中，控制刺激的各种能力早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发展，而且，虽然他已完全成熟，能够自己满足自己的绝大多数需要，并早已知道阉割已不再作为一种惩罚而加以实践，但他的行为方式好像各种旧的危险情境依然存在，并保持着焦虑的全部早期决定因素。
为什么会如此？这需要一个篇幅相当长的回答。首先，我们必须对事实加以筛选。在大多数情况下，焦虑的旧有决定因素在完成了神经症反应（eurotic reactions）后确实会消失。非常年幼的婴儿的恐怖症，如对独处、黑暗或与陌生人在一起的恐惧——这些恐怖症几乎完全可以被认为是正常的——通常都会在日后消失；就像我们通常谈论婴儿期其他某些障碍时说的那样，婴儿就是“从它们当中长大”。经常出现的动物恐怖症的发展过程亦如此，而早年的许多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于日后的生活中亦不再持续。仪式化的动作在潜伏期极为常见，但这些动作很少会在后来发展成为全面的强迫性神经症。总之，就我们对城镇中依据相当高的文化标准来生活的白人家庭的儿童的观察而言，童年期神经症在本质上都是有规律地在儿童发展的某些阶段上出现，虽然直到目前还很少有人对此加以注意。儿童神经症的各种表现，毫无例外地都可以在成年人的各种神经症中观察到；但绝不是所有显示出这些表现的儿童后来都变成神经症患者。所以，随着个体的逐渐成熟，焦虑的某些决定因素必然消失，某些危险性情境也必然失去其意义。不仅如此，虽然某些危险性情境持续到后来的阶段，但必须改变它们的焦虑决定因素以符合时间的要求。例如，一个成年男人在知道了习惯上不再因人们沉湎于性事而阉割他们，但另一方面又知道了某些严重的疾病会染上那些以性事的方式来释放其本能的人之后，他可以在梅毒恐怖（syphilidophobia）的伪装下保持着阉割恐惧。焦虑的另外一些决定因素，如对超我的恐惧，注定永远不会消失而终生伴随着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会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对有关危险的反应异常强烈。最后，对于阻止原初的创伤性焦虑情境的回归，成熟因素并不能提供万无一失的保证。对每个人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极限，一旦超出这一极限，他的心理机构就不能发挥作用，并因而不能控制需要释放的兴奋的量。
这些细微的纠正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此处所讨论的事实，即许多人在针对危险的行为表现中依旧保持着幼稚性，而且不能克服已经过时了的焦虑决定因素。否认这一事实就等于否认神经症的存在，因为我们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指的正是这些人。但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当个体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时前一阶段的神经症不能全部终止呢？在对危险的反应中的持续成分从何而来呢？在激起变态的、并通过其不适当性而与生命运动相对立的各种反应方面，为什么唯有焦虑情感拥有对其他所有情感的优越性呢？换句话说，我们无意中又碰到了那个我们经常碰到的难题：即神经症从何而来——它自己所特有的终极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虽然已有精神分析几十年的研究，我们依然和刚开始时一样一无所知。
（第十章）
焦虑是对危险的反应。然而，关于焦虑情感在心理结构中拥有一个独特地位的原因是否与危险的核心本质具有什么牵连，我们不禁产生疑虑。而危险又是人性的一个普遍命运，它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同样的。我们需要指出但又不能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因素，它们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使焦虑情感服从于心灵的正常作用，虽然焦虑有其独特的性质；或者说它们决定了哪些人在这一过程中注定要经受巨大的痛苦。在寻求这种因素方面，有人已经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努力，而且，这些努力自然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因为它们将有助于处理一种痛苦的需要。这两种努力是相互补偿的，分别从对立的两极来研究同一个问题。第一种努力是阿德勒在十多年前做出的。从根本上讲，他的观点是，凡在执行由危险赋予他们的任务时经受痛苦的人，都是那些因具有某种器官卑劣（organic inferiority）而严重受阻的人。如果说简洁性是真理的标准这句话是正确的，那我们当可将此视为最终的解决。然而，相反，我们近十年来的批判性研究有效地证明了这种解释的严重不足——此外，这种解释还将由精神分析发现的大量材料弃之一边而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