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诺的妈妈泪如泉涌：“不，艾迪，你找到了。”她紧紧地搂着艾迪，“德诺一生最大的病其实是孤独，而你给了他快乐，给了他友情，他一直为有你这个朋友而满足……”
三天后，德诺静静地躺在了长满青草的地下，双手抱着艾迪穿过的那只球鞋。
友谊的内涵看似十分清晰，但其实它的外延很大。朋友可以是良师，可以是益友，还可以是照亮心灵的一盏灯。而对于德诺来说，艾迪则是他借以延续生命的药方。
月露之台
文/佚名
真的，只有今天上了火车之后，我才去想为什么站台也叫月台？
是月露之台吗？月华之台吗？或者就是月之仙台？是哪一个诗人在送别之时给这正在残缺又正在圆满的人们的站台，起了这样一个诗意的名字？并不是只有月饼、月亮门儿……这类状如满月的东西才能在名词前加个“月”字，你看，这月台只是多么窄的一条“小月牙”呀。
站在北京站台上的我，在焦热的太阳底下，汗水满面地为你提着行囊，当然，最沉重的，你已自管自拎着了。
“在几车厢？”我问。
“17车厢。”你答。
“有那么长的车吗？把你的车次说成车厢了吧？”
你放下包儿，就那么弯着腰，笑着给我看那票上的字。
真的，17车厢！我可从来没有坐过17节车厢的车。
“真长啊。”我也笑了。
走着走着，真没有一点儿在月露之台上的凉爽感觉，只好在一个通风口处站住。
“歇一会儿吧！”人们熙熙攘攘从我们身边走过去，而车上的人们正在车窗和玻璃里边显现他们放包、穿行、觅座的身影。
“真热！”我又掏出手绢儿来。“四儿妈！”又听见远处飘来这么久违的声音，脸更红了吧？啊，我为什么要为别人脸红？天像是更热了！
这条手绢儿是浅蓝色的，两个角上各织有一只深蓝色的蝴蝶和一朵深蓝色牡丹。不知为什么，在百货大楼的货架上，我只看中了这条手绢儿。
自己擦完了，又不知道该不该送给你。只好这样问：“你不擦擦汗？”却并不递过手绢儿去。你一边把手伸到自己的裤袋里去，一边说：“我的手绢可脏。”
你掏出来的手绢儿是绛红色的，确是灰不涂涂，好像多少天都没洗过。
“你擦吧！”我这才把自己的递给你。好像这样做，自己也在心理上找到平衡感似的。
再拎起包裹，再快步地绕过人群，从9、10、11、12……那车厢头上一块一块白底红字的搪瓷牌儿前走过去。
啊哈，17是最后一节车厢。可为什么在车厢后还挂着一节火车头似的东西呢？也许这17才是第一？这不是已无关紧要了吗？紧要的是上车后还会不会有空着的行李架？
“但愿那边儿空着的行李架正在等着我们！”我边说着，边去看车座上的号码。
这么巧，这空着的行李架下正是你的25号！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忘了刚才自责的话了，“怪我，我老歇！”
一刻也没有在车上停，我下车去，但这不是遵循什么列车员的指示，我只一如既往，遵循着永远也不会给你画出来的自我轨迹。
我到车下的时候，绕过一辆行李车，寻找着该有你座位的那一扇车窗，却不见你的影子。也许你是给人挡住了？
好久好久，才发现你已默默地站在我身后。
“怎么下来了？我正在找你。”我还说，“我走了，你上车吧，我不等车开了。”
你转过身去，像要上车。我却反复着自己的话又走了两步，只不过想对你说一声“再见”，似乎也得到你的“再见”之后，我才能安心离去。
为什么你不回过头来？为什么连“再见”也没说就想要走？我追上前去。我看见的却是一张再也喊不出“再见”来的泪脸。
喊不出“再见”的脸就是今天的月台。
我沉默了，似乎再也不能以任何一句寒暄来亵渎这没有月华、也没有露水十分纯洁的所在。我的心出奇地宁静，它正像一片洒满月华、凝结露水的圆月之台。啊，我从来还没有在平凡的生活中意识到人们在残缺的当儿会有什么正圆满起来。
车确是以这17车厢为第一车厢的。风吹着我的裙摆，把我送到你的视野里去。但这只是一小会儿，月台正弯出弓一样的形状，我是站在月尖儿上，而缓缓驶过月尖儿的列车自有它的轨道。
啊！只有在意识到这一点的一刻，才发觉泪水已那么快地涌上我的眼眶。
我知道我又走过了一段人生历程，它就像缺月之台所连接的那一段走向成熟的历程，我知道我眼眶也贮满了花露月华，它就是这满月之台托举着的“地久天长”的美好友情。
人们的分别似乎总是与月亮有关，古人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现代人则把送别朋友的地方称作“月台”。莫不是因为月亮那朦胧的美丽激发了人们的想像力？
笔友
文/佚名
有一天上午，我在一本销行很广的孟买杂志某页上看到世界各地征求印度笔友的年轻人的姓名和通信地址，我见过我班上男女同学收到未曾晤面的人寄来厚厚的航空信，当时很流行与笔友通信，我何不也试一试？
我挑出一位住在洛杉矶的艾丽斯的地址作为我写信的对象，还买了一本很贵的信纸簿。我班上一个女同学曾告诉我打动女人芳心的秘诀。她说她喜欢看写在粉红色信纸上的信。所以，我想应该用粉红色信纸写信给艾丽斯。
“亲爱的笔友。”我写道，心情紧张得像第一次考试的小学生。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下笔非常缓慢，写完把信投入信箱时，觉得像是面对敌人射来的子弹。不料回信很快就从遥远的加利福尼亚州寄来了。艾丽斯的信上说：“我不知道我的通信地址怎会列入贵国杂志的笔友栏，何况我并没有征求笔友。不过收到从未见过和听过的人的信实属幸事，反正你要以我为笔友，好，我就是了。”
我不知道我把那封短信看了多少次。它充满了生命的美妙音乐，我觉得飘飘如仙！
我写给她的信极为谨慎，决不写唐突那位不相识的美国少女的话。英文是艾丽斯的母语，写来非常自然，对我来说却是外国文，写来颇为费力。我在遣词用字方面颇具感情，并带羞怯，但在我心深处藏有我不敢流露的情意。艾丽斯用端正的笔法写长篇大论的信给我，却很少显露她自己。
从万余公里外寄来的，有大信封装着的书籍和杂志，也有一些小礼物。我相信艾丽斯是个富裕的美国人，也和她寄来的礼品同样美丽。我们的文字友谊颇为成功。
不过我脑中总有个疑团。问少女的年岁是不礼貌的，但如果我问她要张相片，该不会碰钉子吧。所以我提出了这个要求，也终于得到她的答复。艾丽斯只是说她当时没有相片，将来可能寄一张给我。她又说，普通的美国女人都比她漂亮得多。
这是玩躲避的把戏吗？唉，这些女人的花样！
岁月消逝。我和艾丽斯的通信不像当初那样令人兴奋。时断时续，却并未停止。我仍在她生病时寄信去祝她康复，寄圣诞卡片，也偶尔寄一点儿小礼物给她。同时我也渐渐老成，年事较长，有了职业，结了婚，有了子女。我把艾丽斯的信给我妻看，我和家人都一直希望能够见到她。
友情并不在乎空间的距离，只要心灵相通，相距再遥远，心灵也可以离得很近很近。让手中的笔带你穿越千山万水，给遥远的朋友送去一份祝福吧。然后有一天，我收到一个包裹，上面的字是陌生的女人的笔迹。它是从美国艾丽斯的家乡用空邮寄来的。我打开包裹时心中在想，这个新笔友是谁？
包裹中有几本杂志，还有一封短信。“我是你所熟知的艾丽斯的好友。我很难过地告诉你，她在上星期日从教堂出来，买了一些东西后回家时因车祸而身亡。她的年纪大了，一月中旬已是78岁——没有看见疾驶而来的汽车。艾丽斯时常告诉我她很高兴收到你的信。她是个孤独的人，对人极热心，见过面和没见过面的，在远处和近处的人，她都乐于相助。”
写信的人最后请我接受包裹中所附的艾丽斯的相片。艾丽斯说过要在她死后才能寄给我。
相片中是一张美丽而慈祥的脸；是一张纵使我是一个羞怯的大学生，而她已人老时我也会珍爱的脸。
球约
文/佚名
六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夕阳还未褪尽最后的余晖。
操场上，一个10岁的男孩儿在打篮球，由于个头矮力量小，他拼了命地投篮，努力了大半天，还是挨不着篮圈的边儿……
夕阳把一切都镀上了金色，包括他那发红的小脸。慢慢地，操场上聚集了几个男孩儿，1个、2个、3个……一共来了5个，他们谁也不认识谁。不知是对球迷恋，还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牵引他们，6个男孩儿成了好朋友。那年，他们只有10岁，才读四年级。
时间过得真快，男孩儿们已经升上初一。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成了铁哥们儿。他们常常一起打球，但球都是借来的。他们做梦都渴望拥有自己的球。他们知道球一定要买，但他们的家境都不好。于是，6个男孩儿利用所有的假日，去捡破烂、打工。两个星期后，每人手中有一张5元面额的钞票，便一起浩浩荡荡地去了商店。
当售货员告诉他们一个球只要28元时，他们相互望了望，谁也没吱声。
一个男孩儿猛地抬起头来，用响亮的声音说：“阿姨，我们用30元钱买你的球，我们每个5块，刚好30块。”
其他男孩儿也用力地点头，很郑重很严肃。
多用几块钱不算什么。这只是对彼此的友谊、赚钱的辛苦的一种纪念。
售货员呆住了，她从来没遇上这样的顾客——竟要求将物品提价。她被小家伙们的真诚感动了，干脆折价成24元将球卖给了他们。每人4块钱。
从此，课余时间，他们都要在这里打球。每每练完球，他们总要小心地拭去球上面的污迹，同时也将友谊的污点一一拭去。
初中毕业前的最后一夜，男孩儿们来到操场，第二天他们就要各奔前程了。有人将上高中，有人将上中专。大家议论了好久，约定8年之中不见面，不联络。8年之后再在这里相聚，打一场球。然后，他们在球场边挖了一个坑，把篮球放进去，也将几年相聚的快乐时光放进去，再郑重铺平了地面。
然后，6个少年对着万里无云的天空发了誓，洒泪分别。
8年，可以改变很多事，可以把一个满心憧憬的人变得老练、成熟。
8年，不长不短，但如果要一个人忘却过去的约定也是非常容易的。
8年过去了，操场还是那个操场，依旧用它宽厚的胸怀迎接一个个篮球和篮球迷们特别的友谊。
8年过去了，6个杳无音信的少年没来相聚。哦，他们是成年人了，他们都失约了吗？一切深情厚谊也随之不见了？没有人懂得回答。
真正的友谊就像一株植物，当它生根发芽之后，它就不怕暴风雨在不经意间袭来。但就在这一天，一群小孩儿在操场边玩，无意中挖开了那个埋着篮球的坑，发现一个球瘪了，霉了，烂了。他们吓了一跳。
这时，男孩儿们看见一个叔叔在一旁兴奋地流泪。流完泪，他又上球场打了一阵球……最后，坐在地上，独自微笑，笑得很神秘，像回忆着什么。男孩儿们感到奇怪，跑过去问他。
叔叔笑了笑，说：“我在这里等我的伙伴，小时候的伴，我们有个约会，今天见面，可惜他们都来不成了，他们失约了。叔叔们很忙，都在外省工作，有一个还在国外，但我们每星期都要通电话，谈球，谈我们的10岁，我们以前一起买过一个球。现在我们想赚钱建一个篮球场……”
叔叔的话，男孩儿们不懂，不懂他们怎么会失约，却要建一个篮球场。
但叔叔懂，叔叔们隔着千山万水，心灵已约定了，真正的友谊无须誓约。
少年时的朋友是影子
文/佚名
我的少年时期，结交了无数的朋友。有的朋友只跟我玩了一次或只是一天，有的朋友跟我玩了几年。可以说，朋友在少年的长河中，使我狂热快乐地向前流淌。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能没有朋友。
杨是我不能忘怀的朋友。在特殊时期，也就是父亲成为“牛鬼蛇神”的时候，杨依旧每天去我家找我。他进我家门的时候，总是静悄悄地，像一道影子。
杨也是我的影子。
因为父亲被打倒，成为人民的“敌人”，我母亲也受到了牵连。当时组织上分配母亲去喂食堂的猪。十七八头猪是很能吃的。母亲每天要煮三大锅猪食，喂三次猪，每次要挑七八担猪食。母亲很累，但她硬挺着，她要让人知道她自己不仅会当医生，给人看病，她还会吃更多的苦。她不会因为某个人或某件事而躺倒不起。
我挑不动猪食，只能看着母亲受苦而不能帮助她。杨在我身后说，大潜，我们两个可以抬一桶，能抬动。
母亲望着杨说，你长大会有出息的。
我和杨开始抬一桶猪食，然后再抬一桶。抬了七八桶猪食后，我的腰软了，腿也软了。
我说，杨，咱们不抬了，玩去吧。
杨说，问问你妈妈，看她还让不让我们抬猪食了。
我去问母亲，母亲说，快去玩吧，今天你们肯定累了。
这时候，杨在外面喊，大潜，咱们再抬一桶吧，锅里好像只剩一桶了。
我说，可以。
抬最后一桶猪食时，我摔倒了。猪食桶却滑向杨的那一边，一桶猪食全泼在杨身上。
杨从地上爬起来，望着一身猪食，苦笑起来，这怎么办？
我说，打一桶水，把衣服洗一洗。
杨说，洗了也干不了，怎么穿？我说，是呀，怎么穿？
杨说，那也必须洗干净，湿了穿在身上也没什么。
我给杨打了一桶水，把杨的衣服洗了，拧干了，杨就把衣服穿在身上了。杨穿着湿衣服说，好难受。
我想了想，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放在水里泡了泡，拧干，穿在身上。我说，好难受。
杨笑起来，知道难受就好，我一看你穿上湿衣服，我就不觉得难受了。
朋友就是这样吧？
我父亲被揪以后，他走在街上总有人喊打倒他。有一次，我没跟杨在一起玩。杨跟一个叫山的同学在路上走，迎面碰上干完活回家的我父亲。山就扬一下手臂，喊打倒常青。常青是我父亲的名字。
杨没喊。他一次都没喊过。就是开批判我父亲的大会，有人喊口号打倒我父亲，杨都不举手。老师问杨，大家都喊口号，你为什么不喊？大家都举拳头，你为什么不举？
杨不回答。
山喊完打倒常青之后，以为没事了。没想到，杨在山的后面抱住山，把山狠狠摔在地上。
山喊起来，你摔我干什么？
杨不回答，用脚踹山。
山喊，你踹我干什么？
杨不回答，回身抱了一块石头，举过头顶。
山喊，你想砸死我？我怎么啦？
杨不回答，扔了石头走了。
这事是山告诉我的。
朋友就是这样吧？
杨最怕打针，他一看见针头，头就发晕。但那次他病得很厉害，必须打针了。但他坚决不打，他父母亲劝他不行，说他也不行，打一顿更不行，他母亲急哭了，说，儿子，你说怎么办？ 杨不回答。
我去找杨时，医生正举着针头说，我没见过这么不听话的孩子，再不打针，这针头就会被细菌感染了。
杨的眼睛因为发烧显得很红。
我脱下裤子说，我替杨打针吧。
医生说，胡闹，给你打一百针，杨该烧还是烧。
杨的父亲说，大港，你把裤子提上。
我说，让我陪着杨打针吧。
这时，杨笑了。他有病以后，这是他第一次笑，杨同意打针了，但必须让我脱下裤子，让他看着。
给杨打针时，他一直盯着我的屁股看，开心地笑了。
朋友就是这样吧？
其实，朋友并不会总是在身边，但是你的心中，一定要给他留一个位置。哪怕他在海角天涯，却总感觉近在咫尺。
打弹珠的朋友
文/佚名
1987年，是我生命中的第10个秋天。那一年，父亲被派往郑州筹备单位的办事处，我们的家也从北京迁往郑州。那一年，也是我生命里至关重要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