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道路
老舍（1899一1966），现代小说家、剧作家、通俗文艺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原籍北京，满族正红旗人。1899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老舍出生在北京一个满族贫民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一个保卫皇城的护军，在老舍不到两岁时，死于八国联军的炮火，此后，全家的生计主要靠母亲勤苦劳作维持。因家贫，老舍在亲友周济下读完小学。14岁时考入免费膳宿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后即被派任小学校长，后调任京师学务局劝学所劝学员。以后，曾任北京教育会文书及天津南开学校语文教员等职。1924年，他应聘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历时五年，此间，创作了《老张的哲学》等三部小说。从1930年春天起，老舍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此后七年间，他一面教书，一面发表了《骆驼样子》等六七部长篇、几十篇短篇小说以及许多散文、杂文、小品。抗战爆发后，他辗转至武汉、重庆等地，在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的同时，还写下了话剧《残雾》、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以及数以百计的通俗文艺作品、短篇小说、诗歌、杂文和论文等。1946年3月，老舍应邀赴美国讲学，于1949年底回国。不久，他的名作《龙须沟》《茶馆》等剧本陆续问世，他本人荣获“人民艺术家”称号。新中国成立后，老舍还曾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老舍惨遭迫害，因不堪受辱，于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投湖自尽，终年67岁。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作家，老舍对于多种文艺体裁都进行过广泛实践。除小说外，还写过杂文、鼓词、新诗、旧剧、民歌。50年代以话剧蜚声文坛。老舍是多产作家，一生共写了一千多篇（部）作品，约七八百万字。他的创作道路大体分三个时期：1899年一1929年为创作的原始积累时期和前期艺术创作的探索时期；1930年～1949年为创作中期，也是繁荣时期；1950年一1966年为创作后期，是曲折发展的时期。
老舍在北京西城的贫民区中长大，自小受到贫寒的煎熬，熟悉市民群众尤其是城市底层劳苦者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他的母亲是一位勤劳、坚韧、热情、厚道、善良的劳动妇女，不仅在生活上给老舍以温暖，而且也在精神上哺育老舍：“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贫寒的家境也使老舍从小饱尝了世态炎凉，潜在地决定了老舍的创作个性，在创作十年之际，他曾这样总结分析：“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老舍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不是自外到内的观察了解，而是共同的生活境遇建立起的感情和命运的联系；所以他能深切细致地体会到下层社会的痛苦。他从母亲那里继承到了“一种崇尚打抱不平、重义气”的心里传统，从“本有一个悠久而丰厚的传奇传统”的“以市民文学为主体的俗文学中”获得了侠义、刚烈的风骨。这些心理文化方面的基因加上他自己的切身经历，逐渐磨炼出看似随和实则刚烈的外圆内方的性格。这些，都给他创作的选材和命意，他的创作风格的形成并成为人民艺术家打下坚实基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老舍虽然没有置身于其中，但这次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还是给他以极大影响：他说“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他自述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五四”给了他一双新的眼睛，使他觉醒，他开始以新的眼光观察历史和现实，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和感情”。第二，“五四”给了他灵感，一个献身于文艺写作的灵感。“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对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第三，“五四”给了他一个新的文学语言。和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人一样，他拼命地练习写白话文和新诗，花费了许多心血。可以说，老舍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作家，首先应归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滋养和教育，作为一个追求光明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时刻关心运动的发展，注意研究运动提出的新思想、新问题，鲁迅等人的作品也给他树立了榜样。总之，新的文学，新的书籍，在他的生命中注入了新的活力。1922年5月老舍发表了处女作《她的失败》，次年初，又在他任教的天津南开学校的《南开季刊》上发表了《小铃儿》（短篇小说），以及论文《儿童主学和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老舍真正开始文学创作，是1924年赴英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以后。此间，他涉猎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外国文学不仅吸引老舍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而且还拓展了他的文学视野，丰富了他的文学修养，使他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和借鉴，也使他的创作日臻成熟。到1929年夏返国之前，他在英国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6）、《赵子日》（1927）、《二马》（1929），并先后连载于《小说月报》，这在20年代中国文坛曾引起不小反响，也初步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26年，由许地山介绍，老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
从北京到伦敦，老舍跨越的不仅是万里海途，而且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贫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到了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两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生活习俗、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老舍以强烈的刺激。在强烈’的资本主义意识冲击下，老舍的第一个反应是对民族性的反思，实际上是对中国当时落后、愚昧、保守的封建意识的批判，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铲除像大烟瘾一样有毒的文化”。随着对英国社会风土人情有了进一步较深入的了解，英国人那种独立务实的精神使他感叹，那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偏见却严重地伤害了他的感情。弱国游子的屈辱感增强了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他为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担忧。因此，从《二马》开始，他不再耽于对过去生活经验和灰色人生的回忆，不再伸出笑骂的手揭露老国民的癞疮疤和新人物的痒痒肉；而是有意识地在创作中比较中英两个民族的不同；在中英两个国家人民的民族性比较中，探索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和振兴中华的出路。老舍的思想就是沿着这个爱国的主线向前发展的。另一方面，“老舍从十七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形成贯穿他一生的特定意义上的‘悲观者’亦即‘幽默者’的人格心态结构，一种对世界对人生独特的价值取向和观照视角，此后在他毕生的创作生涯中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20年代，他正是怀着这种初步形成的、尚处于朦胧的潜在状态的幽默者心态，涉人天性幽默的英国人‘无所不在’的幽默文化氛围中，他对英国文学的强烈兴趣可以说是一种双向的共振——一种在艺术感觉及人生态度上的无意识顺化和认同。”
1929年，老舍从英国回国，途中在新加坡逗留数月，在一个中学教书，同时写作了长篇《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幻想与写实夹杂在一起”的小说，主要特点在于，以儿童的眼光观察表现新加坡，借儿童的感情表达东方弱小民族联合起来的良好愿望。此后，老舍的创作以1937年抗战爆发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从1930年回国后到抗战爆发前，老舍执教于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曾开过《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小说作法》等课，编著了《文学概论讲义》。在此期间，创作了六部长篇，即《猫城记》（1932）、《离婚》（1933）、《牛天赐传》（1934）、《骆驼祥子》（1936）、《文博士》（1936—1937），另有写于1930年一1931年间的《大明湖》，原稿被战火所焚，未能出版；一部中篇《新时代的旧悲剧》（1935）及三个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同时，既撰写了不少文艺理论文章，也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散文、诗歌和杂文；显示出旺盛的创作力，是老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重大收获的第一个高峰期。从抗战爆发到全国解放，这十几年，是老舍创作的又一阶段。这一时期他主要作品有长篇《火葬》（1947）、《四世同堂》（1944—1948）、《鼓书艺人》（1949），中篇《我这一辈子》（1947）、中篇小说集《月牙集》、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东海巴山集》《微神集》和话剧《残雾》《张自忠》《面子问题》等以及相当数量的通俗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内容广泛，风格各异，显示出老舍艺术创造的雄厚功力。
老舍的理论思考的触角较多伸向域外及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传统，但其基点则不离中国社会现实，其作用则主要对自我创作的省察、反思，1937年4月他将自己一系列谈创作经验的文章结集为《老牛破车》出版，同时期还发表了《论创作》《谈巴金的<电>》《臧克家的<烙印>》及《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的创造者——我所最爱的作家康拉德》等论文和部分评述论文及序文等。老舍文学思想的核心是现实主义，不过，作为实践的艺术家的理论，其可贵不在于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更为重要的是，他从自己的创作感受出发，具体阐述了怎样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问题。主要的观点是，伟大的作品在于伟大的艺术性而不在于问题的严重性，像孔子、柏拉图们那样把文学当成政治道德的工具，像普罗文学那样因主义而轻视艺术，是有碍于文学发展的。这种认识加强了主体意识和文学个性的追求，也带来了理论和实践的飞跃。老舍知道，伟大的作品要有伟大的思想内容，但理论主张是一回事，具体创作又是一回事，困难在于，伟大的思想性和伟大的艺术性应该统一但在实际创作中常常顾此失彼，不能兼顾。他极力寻找一条通往伟大永久的路，这是融深刻思想内涵于精湛的艺术形式之中的路。1936年春，老舍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骆驼祥子》，这是老舍创作的一个高峰。经过十年的跋涉和艰难的探索，他终于攀登上文学创作的高峰。
从“九一一八”到“七·七”事变，老舍写了许多政论性的短诗短文，如《日本兵撤了》（1931）、《国葬》（1932）、《红叶》（1932）、《为被拒迁入使馆区八百余人上外交总长文》（1933）、《长期抵抗》（1933）、《天下太平》（1933）、《半汉奸》（1937）等等。这些政论、短诗，皆直抒胸臆，表达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对中国当局安内攘外不抵抗主义的愤慨；深情地歌颂了为抵抗而牺牲的将士们，对他们的英魂表示沉痛的哀悼1
1937年底，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老舍走出宁静的校园书斋，只身离开济南来到武汉，怀着极大的热情置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中。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并主编《抗战文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为国内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生活环境和生活道路的变化促进了社会思想的变化，也促进了文学思想的变化。此前，老舍虽然忧国忧民，对生活的阴暗面进行尖锐抨击，但他主要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涉世；虽然也曾因公民的责任感抑制文学的个性追求，但基本思想是尊崇艺术。他曾说：把文艺当作宣传工具，“不管所宣传的是什么和好与不好，多少是叫文艺受损失的”，“文艺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乎它有艺术的价值没有，它内容上的含蕴是次要的”。这时的老舍虽然也注意作品的艺术性，极尽作家的责任，以作家的身心感受社会，反映现实，影响社会，但是，他主要是以一个国民的身份参与民族解放运动。他说：“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敌”。在国民与作家中，他所注重的是前者。他明确表示，“抗战第一”，艺术，自己的文名都在其次。他认为，“一篇足以使文人淑女满意的巨制，还不及使一位伤兵能减少一些苦痛寂寞的小曲”。为了适应抗战需要，为了便于向群众宣传抗日，老舍停止了已经写了十万字的两个长篇，开始大胆试验各种文体，他写了一些杂文，鼓词，坠子，相声，数来宝，戏曲，这些东西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对宣传抗战，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发挥了“实际的功用与效果”。沿着这条路，他跨进了以前不敢涉足的戏剧创作，因为“戏剧在抗战宣传上有突出的功效”。踏着困难荆棘，他奋力开拓，先后写出《残雾》等九个剧本。这些剧作，取材广泛，表现深切，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也显示了老舍创作道路的重大变化：他不再远离现实描写被时代洪流遗忘的角落，而是站在时代潮头，表现时代风云。创作与时代同步前进。这一文学价值的追求，在建国后得到重大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老舍此时并没有因宣传而完全忽视艺术。在服务于抗战的前提下，他注意调整善和美的关系，力求通过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紧迫的抗战主题。以收到更强烈的艺术效果。随着对抗战生活的逐渐适应，感情开始沉淀，他也开始反思抗战文艺的历史，也反思自己的文学道路。反思使一度被压抑的文学个性意识逐渐恢复发展。他说：“抗战文艺的主流，便应跟着抗战的艰苦，生活的困难，而更加深刻，定非几句空洞的口号所能支持的了”，“抗战的持久必加强了文艺的深度。”于是，他不再简单地反映战争，而是把抗战纳入主体意识之中，用个性和理智的双翼拥抱战争，他不仅想喊出粗壮的声音，而且要表现深刻的思考。要在战争中检讨民族文化，要通过对历史、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思考，探索战争的根源，寻求胜利的途径，寻求民族的出路和未来。从创作道路上看，这是《二马》《猫城记》主题的继续和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这部百万字的鸿篇巨制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突出最深刻之处无疑是对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历史的全面的理性审视，完满地实现了在战争中检讨中国文化的目的。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文学主题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