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革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一方面，国民党政权在忙于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加紧了文化的“围剿”，另一方面，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的土地革命正经历着“农村革命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社会矛盾的加剧，使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大大增强，直接刺激了以叙事为己任的小说。左翼小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适应无产阶级领导的历史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小说，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为指针，站在反映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情感立场上，既承嗣了“五四”文学反帝反封建的传统，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世界范围的“红色的30年代”，肩负起再塑民族灵魂的使命，把“人的解放”的历史要求提升到“阶级解放”的高度，使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被空前强化，以其鲜明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慷慨悲凉的时代精神参与着历史的进程，从幼嫩走向成熟。以“左联”为核心，左翼小说不仅拥有茅盾、丁玲、蒋光慈、柔石等较早开始创作的重要作家，而且经鲁迅、茅盾等文学巨匠的热情扶植，培养了张天翼、沙汀、艾芜、叶紫、吴组缃、魏金枝、蒋牧良、周文、罗淑、萧红、萧军等一批生机勃勃的左翼文学新人。
“左联”成立后，小说领域的新人新作大量涌现，标志着现代文学在创作上真正结束了浪漫化的革命小说的时代，进入一个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叙事时代。后起的左翼青年作家，他们有的是“左联”成员，有的虽没有参加“左联”，但创作倾向上与左翼作家相似，其创作逐渐摆脱了初期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走向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自觉追求政治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的较好结合，努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展现丰富多彩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至此，左翼小说日趋成熟，成为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主潮，以恢宏的气度书写着我们民族血与火的历史。其中，茅盾和丁玲是最具代表性的。
张天翼和蒋牧良继承鲁迅开创的社会讽刺传统，表现出犀利明快的讽刺特色。张天翼是几次率先突破左翼创作僵局的一位青年新人作家，《包氏父子》《笑》《脊背与奶子》等篇，刻画了一系列的“灰色”人物，对势利庸俗人世进行了无情地解剖，其劲捷、豪放和夸张的风格，以及片段性速写体的短篇形式，给左翼文坛吹来一股新风；一度与张天翼齐名的蒋牧良（1903—1972），湖南涟源人，著有短篇集《锑砂》《夜工》和中篇《旱》等。多取材于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展示他们的血泪人生和悲剧命运。《夜工》写女工三姑娘为养活全家被迫卖身，遭到讲究气节而沦为落第秀才的父亲的毒打。以质朴凝实而又细致入微的笔触，写出人的心灵的呻吟和家庭的悲剧，透出难言的苦涩。《懒捐》写县里的“委员”以未种鸦片烟影响收税为由，向农民强征“懒捐”的荒唐闹剧，以戏谑的笔调把讽刺和鞭挞的锋芒直指国民党下层官僚机构，泼辣尖锐。《旱》描写农民在天灾人祸下的深重苦难，也揭批他们身上负载的小生产者褊狭屈从的性格，在社会批判中融入文化的反思。蒋牧良的讽刺小说常常抓住生活片断写出尖锐的社会矛盾，喜剧色彩虽不如张天翼浓烈，但笔触朴实厚重，具有深刻的讽刺力量；“左联”后期青年作家周文（1907—1952）也擅长于社会暴露，短篇集《分》《爱》，中篇《在白森镇》和长篇《烟苗季》，多从他熟稔的川康边地、旧军队及地方当权者取材，揭露军阀的相互倾轧、吏治的腐败及下层的痛苦和反抗，讽刺中掺入了喜剧因素，文笔朴实细致。
艾芜、魏金枝等以异彩纷呈的边陲风光和浓烈郁勃的乡野风，丰富了左翼文学的审美品格。与沙汀齐名的艾芜以一本《南行记》，把旖旎绮丽的南国风光搬上了现代文学的艺术殿堂，刻画出各式各样的被挤出社会生活正常轨道的人们的奇异性格，呈现出清新明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主观抒情性，在左翼小说圈内另辟了浪漫主义抒情小说的一支，开拓了现代小说的表现空间，《山峡中》是其名篇。魏金枝（1900—1972）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走上左翼文坛，《坟亲》对黑暗中国一个旧式农民的苦难人生，给予真诚而深沉的关注。《奶妈》写秘密的女革命者，政治倾向性与艺术个性结合地较为完美，构思巧妙。《白旗手》写士兵的哗变，突出了心理描写，细致绵密。魏金枝的小说风格精细沉实，凝练舒展。
左翼文学之所以成为20世纪30年代文学创作的主潮，是与左翼小说家以其坚实的创作分不开的，他们对小说创作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题材上的突破。他们主张抛去“身边琐事”，抛去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温情和“革命+恋爱”之类的题材，描写“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内”的人物和生活，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中挖掘底蕴。左翼小说家既写出了反映农村破产的乡土小说，又写出了反映城市政治斗争的都市小说，如沙汀潜心于军阀统治下的川西北阴郁沉滞的宗法制社会，艾芜独行于滇缅边境清新朴野的近乎化外之境，张天翼聚焦于小市民的“灰色”人生等。二是艺术个性的多样化追求。左翼作家在共同的政治倾向性下，不少人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个性。如茅盾的史诗气魄和现实政治感，张天翼的犀利明快，萧红的清婉别致等。三是对小说文体的探索。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正格”是社会剖析小说，但其对众多的表现形式有着巨大的包容力，左翼小说在深化中又生出许多变体。如鲁迅的历史小说，丁玲的心理小说，艾芜、萧红的抒情小说，张天翼、沙汀的讽刺小说等，都为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做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实验。四是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和扬弃。左翼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红色30年代”背景中崛起的，小说观念和形式更多的受到俄苏文学的巨大影响，如《子夜》结构布局受托尔斯泰小说的影响，《南行记》对高尔基早期的小说和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借鉴等。但是，左翼作家是以扬弃的态度来对待借鉴外国的同质文学，立足于本民族特色，让自己融人世界进步文学的行列。
总之，左翼小说“不仅在当时推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深刻影响了其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追求历史和文学的整体面貌”。
蒋光慈柔石
蒋光慈（1901一1931），原名蒋如恒，自号侠生（或侠僧），生于安徽霍邱县一个小商人家庭，“五四”时期，他是芜湖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开始以“蒋光赤”的笔名发表作品。1920年，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人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班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归国，执教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并与沈泽民等组织“春雷文学社”。1925年1月，出版第一部诗集《新梦》，他以“东亚革命的歌者”自命，是我国早期革命文学的“开山祖”。另有诗集《哀中国》《哭诉》《战鼓》等。1928年编辑《太阳月刊》，并与钱杏邨、盂超等组织太阳社。嗣后，主编过《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拓荒者》等。1930年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1931年8月病逝于上海。
蒋光慈1925年以后开始小说创作，著有《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田野的风》等小说，开创了中国革命小说派，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并为革命派小说的深入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
蒋光慈以诗歌为文学起步，《新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为十月革命和新生的社会主义放声歌唱的诗集。在《莫斯科吟》中，他热情歌唱：“十月革命／又如通天火柱一般／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这些急进平直的诗句，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的人们起来斗争的士气，“革命”的主旋律从此响彻蒋光慈的创作，但他小说的成就和影响远在诗歌之上。
前期的中篇《少年漂泊者》、短篇《鸭绿江上》和中篇《短裤党》构成了他小说创作的“光赤时代”。大革命失败后，作家在悲愤、失望、矛盾、苦闷心境中，创作了中篇《野祭》《菊芬》和长篇《最后的微笑》。这标志着由“粗暴的叫喊”转向“革命+恋爱”的题材和主题的开掘，创作方向发生了转换。《野祭》通过革命文人陈季侠祭奠革命者加恋人章淑君这一凄婉动人的故事，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大屠杀暴行，表现革命者不屈的斗争精神，展示了在白色恐怖下犹豫彷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分化和人生选择。蒋光慈在《野祭·书前》写道：“这本小书虽然不是什么伟大的著作，但在现在流行的恋爱小说中，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的。”意指从革命的恋爱故事来表现“现今的时代”。后来创作的中篇《菊芬》，也表现了“革命+恋爱”主题，为日后左翼文坛的争相仿效开了先河。这类小说刻画恋爱心理细腻柔婉，颇有特色，而描写革命有时愤火外泄，粗耿直白，加之“突变”式的人物，狂热的情绪，不切实际的幻想，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情趣。
完稿于1930年11月的长篇《咆哮了的土地》（后改名为《田野的风》），是他小说创作中最成熟也是最后的一部优秀之作，标志着他革命小说创作由初期注重情感与群像描写，探索期偏向心理刻画，转向重视形象的塑造与个性的描绘。这部小说从广阔的大革命背景上，较为完整地再现了广大农村剧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反映了党领导下早期农民武装运动的风暴。小说的成功之处首先体现在对工人张进德和革命知识分子李杰形象的刻画上。青年矿工张进德回到家乡，发动群众，成立农会。他既能坚定地领导农民和土豪劣绅作斗争，又冷静稳健地照顾到农民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当农民武装突遭包围时，又能适时地率领他们奔向金刚山，表现了他当机立断的果敢性格及把握全局的宽阔视野。但性格缺乏发展，内心世界的刻画也较少，是个“固定的典型”。而对革命知识分子李杰的描写却深细动人，既写了他的性格特征，又写了他性格的发展，血肉丰满，有立体感。李杰是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由于跟农民姑娘兰姑恋爱受家庭破坏，愤而出走，参加革命。他眼光敏锐，有着较高的理论修养，看到改造农村的“问题不在于将作恶的父亲杀死，而是在于促起农民自身的觉悟”。同时，他身上背着剥削家庭出身给他的沉重的负累，作者把这样一个人物置于时代的大潮下，开展同地主也即自己父亲的斗争，处理与张进德的关系及复杂的爱情纠葛，描绘他思想内部展开的家庭伦理、血亲观念与革命意识的冲突，在斗争和各种错综的关系中揭示他的复杂情感及思想矛盾。李杰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完善自身，终于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小说以细致的客观描绘，取代了过去主观、直白的“叫喊”与“宣传”，生活实感大大增强，在主题开掘、结构安排等方面也匠心独运。这部小说达到了思想与艺术较好的统一，既是作者创作中的一个小突破，又是整个革命现实主义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蒋光慈以高昂的革命激情与不断探索的艺术精神，创造出“力”与“美”结合较圆熟的作品，鼓动了民众，顺应了时代潮流，是激情叙述下的革命言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柔石（1902～1931），原名赵平复，又名少雄，浙江宁海人，“左联”五烈士之一。1923年开始文学创作，早期有短篇集《疯人》、长篇《旧时代之死》和中篇《三姊妹》，这些作品大都以青年的婚姻恋爱为题材，以浪漫的笔致抒写他们的苦闷和挣扎，现实生活的投影比较淡薄。1928年夏到上海以后，在鲁迅的帮助下译介外国进步文学，编辑《语丝》《朝花旬刊》《萌芽月刊》等刊物，思想和艺术都有很大进步。后期创作了中篇《二月》、短篇《为奴隶的母亲》，现实关怀和生活气息较以前作品明显增强，或表现青年知识者的追求，或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的悲苦命运，笔调简洁朴实，情感深沉，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二月》是柔石思想和艺术转变时期的重要作品，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思考和探索的结晶，也是他追求委婉清妙的抒情风格和对人生与心灵深刻的剖析的融合。萧涧秋是从“五四”退潮下来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五四”的新思潮曾沐浴过他的心灵，但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他漂泊多年以后，厌倦了都市生活，来到芙蓉镇寻找抚慰自己困顿灵魂的栖地，希望过一种清静的生活，然而，这个“世外桃源”并非他所想，依旧是凄凉与苦难、浅薄和庸俗。怀着人道主义的思想，他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改变这个现状。他开始援助新寡的文嫂和她可爱的女儿，想使这些善良的人摆脱悲哀的境地。同时，另一位热情如火的少女陶岚纯真的爱又掀起了他感情的波澜。在不长的时间里，他接触了两个生活境遇和个性风格不同的女性，始终以高尚的情操和坦然的态度处之，但各种流言蜚语接踵而来。使他备受困惑。他和陶岚可以采取“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而已”的超然姿态，但孤苦无告的文嫂却被谣言逼上了绝境。萧涧秋竟欲与文嫂结婚让她重新燃起生命的火焰，岂料文嫂选择自杀来成全他与陶岚的美好姻缘，这更使萧涧秋跌入了痛苦的深渊。他既无勇气冲破世俗的樊篱，又不甘心沉溺于生活的“浊浪”而随波逐流，最后只得离开芙蓉镇——孤身而来，又孑然而去。小说不仅从阶级性的角度来反映现实，而且深入到人物心灵的深处，细腻刻画青年知识者彷徨而又“极想有为”的痛苦的精神历程，揭示了在强大的封建主义习惯势力面前，欲以个人奋斗、人道主义理想来改造社会是走不通的。作品还浓郁地透露出“人类是节外生枝，枝外又生节的——永远弄不清楚”的悲剧命运感。在艺术表现上，以清妙细致、略带飘逸洒脱的笔触，着力描摹人物的情感冲突、心理世界和如画江南，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明澈而忧郁的如歌的抒情调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