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巨匠档案
全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国别德国
生卒年1864—1920
出生地德国图林根
经典评介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著名古典管理理论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界最有影响的理论大师之一，被尊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与古典管理理论学家法约尔、泰勒并称为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并被尊为管理过程学派的开山鼻祖。
管理巨匠简介
马克斯·韦伯于1864年出生于德国图林根的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韦伯的父亲是法学家，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1869年，韦伯全家迁往柏林居住。韦伯年少时体弱多病，但学习勤奋。在青少年时期，他就阅读过很多名人的著作。1882年韦伯就读于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院，他兴趣广泛，除了专攻本专业还兼修历史、哲学、经济和神学；他受到过三次军事训练，对德国的军事生活和组织制度很了解，这对他以后的组织理论有很大的影响。
1889年韦伯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同年注册为开业律师。其后他发表了有关罗马农业及其法律意义的论文，并通过答辩成为柏林大学的法学讲师；1892年升为副教授，其学术研究中心也转向政治经济学；1894—1896年间先后任弗里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此间，他与德国新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过从甚密并深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韦伯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天赋，他毕生的精力都花在探求对科学、政治和行动之间关系的理解上面。韦伯不相信什么领导天赋，认为一个组织只有遵从规章制度，才能长期地生存下去。韦伯的著述数量甚丰且内容博大精深，从1889年发表第一篇成熟的博士论文《中世纪商业企业史》开始的31年间，韦伯共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和巨著。其代表作《新教各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和《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在现代经济领域影响深远。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Model）的理论（即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有人甚至将他与杜克汉姆、马克思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韦伯行政组织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正是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韦伯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等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他在管理理论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理论方面，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官僚组织结构理论”，或称“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这集中反映在他的代表作《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一书中。
代表著作
1904—1906年，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用作文化科学逻辑性的批判性研究》、《新教各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俄国资产阶级民主形势》；
1907—1910年，发表《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关系》等几篇农业社会学论文；
1911—1913年，著《论广义社会学的某些范畴》一书；
1918年，发表《论社会和经济学中价值哲学中立性的意义》以及战后德国形势的多篇论文；
1919年，著有：《作为职业的学术》、《作为职业的政治》；
1920年，著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3卷本）、《城市社会学研究》；
1920年韦伯去世后出版的著作有：《经济与社会》、《音乐理性及社会的基础》、《政治论文集》、《科学论文集》、《经济通史》、《社会学和社会政策文集》、《国家社会学》。
管理智慧
法定权力解说
对于韦伯理论而言，社会和政府的突出特点在于以官僚制取代家长制或世袭制，即所谓的“理性的”、“合法的”权威取代传统权威。“合理性”和“合法性”是韦伯官僚制理论中的两个基本的概念，或者说是先设的前提，一切有关官僚制的讨论都将围绕这两个概念展开。
韦伯认为社会上有三种权力：传统权力（Traditional Authority）：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超凡权力（Charisma 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法定权力（Legal Authority）：理性——法律或制度规定的权力。
对于传统权力，韦伯认为：人们对其服从是因为领袖人物占据着传统所支持的权力地位，同时，领袖人物也受着传统的制约。但是，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并不是以与个人无关的秩序为依据，而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而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他必须以不断的奇迹和英雄之举赢得追随者。超凡权力过于带有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的启示。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韦伯认为，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慎重的公正。原因在于：管理的连续性使管理活动必须有秩序地进行。为以“能”为本的择人方式提供了理性基础。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无限，应受到约束。对经济组织而言，应以合理合法权力为基础，才能保障组织连续和持久的经营目标。而规章制度是组织得以良性运作的保证，是组织中合法权力的基础。那么，法定权利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韦伯对此给出了极其详尽的标准，认为法定权利应该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个按规则行使正式职能的持续性组织，有明确的权力领域。按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行使权力的单位就叫做行政机关，这种意义上的行政机关既存在于大型的私营企业中，也存在于军队、政府中。行政机关按等级系列原则来组织，即每一个下级机关在上一级的机关的监督之下，由下到上，有申诉和表示不满的权利。
指导一个机关的行为准则，可以是一些技术规则，也可以是一些准则。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为了充分合理地运用它们，都要进行专门的训练。所以，一般来说，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才有资格担任这项工作。在一个合乎理性的组织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管理者必须同生产资料分离，这些管理者本身并没有个人的生产资料，他们只是在组织中工作，拿到应有的报酬，他们并没有企业的所有权。
在合乎理性的组织中，任职者不能滥用他们的正式的权力，只能用于从事官方的客观而独立的行动。管理行为、决定和规则以书面形式加以规定和记载，即使这些规则是经过口头讨论过的，也要用书面的形式加以记载。
合法权利能以不同的方式来行使：
官僚组织。有了适合于行政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Ideal Type）。其具有下列特征：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的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合法程序制定组织，这个组织应有其明确目标，并有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管理并规范成员的行为，用有效的方式追求组织的目标。组织的结构是一种层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的关系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个职位都有一定的任职要求，要在社会上公开的考试，筛选合适的人来担任，务求人尽其才。
专业分工与技术训练。对成员进行合理分工并明确每人的工作范围及权责，然后通过技术培训来提高工作效率。
成员的工资及升迁。按职位和员工的贡献支付薪金，并建立奖惩与升迁制度，使成员安心工作，培养他们的事业心。
韦伯的结论是，最有效的组织是机械式的，这个组织合理又无情地向前运行，它精确、快速、明确、谨慎、统一、具有持续性和较低的成本。他把这种理想化的组织形式称为合理合法型，以区别于传统的组织类型。韦伯认为，如果一个组织具有上述6项特征，那么这个组织就可以表现出高度的理性化，其成员的工作行为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韦伯对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的描绘，为行政组织指明了一条制度化的组织准则，这是他在管理思想上的最大贡献。
“官僚组织结构理论”的核心是组织活动要通过职务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地位来管理。韦伯也认识到个人魅力对领导作用发挥的重要性。他所讲的“理想的”，不是指最合乎需要，而是指现代社会最有效和最合理的组织形式。之所以是“理想的”，因为它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明确的分工。每个职位的权力和义务都应有明确的规定，员工按职业专业化进行分工。
自上而下的等级系统。组织内的各个职位，按照等级原则进行法定安排，形成自上而下的等级系统。
人员的任用。人员的任用要完全根据职务的要求，通过正式考试和训练来实行。
薪金和升迁制度。职业管理人员有固定的薪金和明文规定的升迁制度，是一种职业管理人员。
遵守规则和纪律。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规定的规则和纪律以及办事程序。
人员的关系。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只是职位关系而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
这种公正不倚的态度，不仅适用于组织内部，而且适用于组织与外界关系。
韦伯的“官僚组织结构理论”主要是针对当时德国社会的企业大多是一些家族式企业而提出来的。他们之所以能担任企业的管理人员，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担任该职务所需要的能力，而仅仅是他们与企业的所有者具有这种关系。他不是按照理性、制度和规范来进行管理，而是凭个人的知识和爱好。因此，他们的管理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这就造成企业的效率低下。这种管理情况不能适应德国社会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韦伯提出了官僚组织结构理论，这是一种理想的管理形式。
韦伯所说的合法性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不具有任何的价值判断。他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具有合法性基础，这是因为权力总会通过某种方式为自己的统治寻求合法性基础。这种本身的需要使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所构成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得到维系，而正是这种“命令—服从”关系的存在使得统治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合法性。进一步说，合法性来源于正当性的信念，也就是说，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某个人的权威抑或价值、宗教的信仰，只要它形成于正当的程序，它就是合法的。
但是，韦伯强调，实质合理性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在韦伯看来，以形式合理性为方向的运动，是历史过程本身的运动，它是以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征。在现代社会形式中形式合理性占了主导地位，它是以形式本身作为目的，是不对任何事物的合理性。现代经济社会在本质上就是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它并非在于提供需求的满足，而是在于经济活动本身的合理化。也就是说，满足需求不仅不是经济活动的目的，相反，需求及其主体都只是满足经济活动合理化要求的必要手段和要素。从而韦伯提出，按照目的合理性的角度，价值合理性总是不理性的。
正是对“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这种认识，韦伯对于官僚制理想模型的设计也就成为了对于形式合理性的追求。
韦伯认为，这种高度结构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行政组织体系是人们进行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是达到目标、提高效率的最有效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都优于其他组织形式，能适用于所有的各种管理工作及当时日益增多的各种大型组织，如教会、国家机构、军队、政党、经济企业和各种团体。官僚制作为一种久已存在的社会制度，在以往世纪中的所有发展都是一个不自觉的自然过程，只是到了20世纪，它的发展才成为一个自觉的进程。在《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一文中，韦伯一方面认为，所谓的迈向资本主义的进步是经济现代化唯一的尺度，而迈向官僚体制的官员制度的进步则是国家现代化的同样的明确无误的尺度；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官僚制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就是一只“铁笼”。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的悖论，韦伯也早就看穿了这点，因而在他批判现代文明反文化、反人道特征的时候，又竭力强调作为现代人的命运即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韦伯在设计官僚制的时候也就包含了这一悖论。
韦伯关于理想的行政组织的构想，与泰勒的想法是很相似的。他们两个都认为，管理就意味着以知识进行控制，领导者应该在能力上胜任，应该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和事实来进行管理和领导。对于官僚组织结构，韦伯认为，官僚组织结构之所以能带来高效率，是因为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官僚制强调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正式化和权力集中化，它在组织中消除了个人的情感的影响。因此，它能使组织内人们的行为理性化，具有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韦伯的组织理论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但是在他迫切提出他的理论的时候，当时社会的文化和形势还没有形成对组织理论的要求，因此它的理论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当时代发展到四五十年代的时候，生产力又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组织变得日益复杂，组织结构变得更加精细，社会上各种组织结构不断地扩大，人们才开始重视组织理论的作用，才发现韦伯的理论是多么的有价值。
在今天，各种各样的组织，不管是工厂、学校、机关、医院或是军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官僚集权组织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是有利于提高组织的效率。但是，今天人们也经常批评官僚组织结构理论，人们把官僚制度、官僚主义、官僚作风作为组织效率低下的代名词。然而，现今社会行政组织的过分低效，并不是“官僚制”本身的错误，而是由于官僚行政组织内部机制障碍所致。
对官僚制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