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丰田汽车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是日本两家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型汽车制造公司，许多年以来，一直是市场竞争中的“冤家对头”，为打败对方，对方都绞尽脑汁，致力于新产品的开发。在新产品上下功夫，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击败对手的有效方式。因此双方都乐此不疲。
当时，丰田和日产两家公司都在研制一种更能适合于普通家庭消费的大众型汽车。“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深入到每个技术人员的心中，为争取早日研制出这种新产品，双方技术人员加班加点，拼命地工作，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日产公司更是急于将这种新产品早日投入市场，抢占“滩头阵地”，以取得领先优势。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日产汽车公司终于开发了这种独步一时的大众型汽车，并将之投入市场。由于这种取名为“SANI”的汽车体积小，重量轻，适应于家庭使用，更由于噪音小，油耗低，比一般汽车节约30%左右，是理想的“环保型”汽车。这种产品刚投放市场，便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普遍欢迎，销售量直线上升，仅在两个月时间内就达近50万台，给日产汽车公司带来了上百万美元的利润。日产汽车公司上下都欢呼雀跃不已，对本公司的成功表示满意，并暗自庆幸确立了对竞争对手丰田汽车公司领先优势。
面对竞争对手的成功，丰田汽车公司也十分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丰田汽车公司也很早就在开发这种类型的轿车产品，而且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他们认为，将这种并不完美的轿车投入市场，有可能取得暂进的领先优势，但最终会被别人赶上，不如耐心地等待一下时机。正巧，日产汽车公司的成功给他们带来了可资借鉴的标本。等日本产公司的产品一上市，他们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对这种产品进行了专项研究，做到心中有数，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日产的汽车的不足，做了改进，又继承了它的优点。很快，一种新型、实用小型轿车“卡露罗”问世了。这种汽车除了具有“SANI”节能、噪音低等优点外，还有效地解决了乘坐空间随车体型号成正比的矛盾，使这种车的体积比一般车小而乘坐空间却跟一般车一样大小，特别适合家庭使用。这种产品一投入市场就大受欢迎，销售额连续翻番，仅这一项就给公司带来了上千万美元的利润。相反，日产公司的“SANI”的市场销售徘徊不前，前景不容乐观。
丰田汽车公司有能力开发出新产品，但却故意慢半拍的做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谁又敢说这不是受到刘备这一指导思想的启发呢？
刘邦巧解荥阳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也应把握好行为界限。其一，目的应该是为了度过难关，克服别人给你制造的麻烦，以免影响你的正事；其二，这种信念所针对的麻烦应是对抗性的矛盾和冲突，而不是对鸡毛蒜皮的事耿耿于怀；其三，着眼于远大目标，致力于成就大事，而不能采取卑鄙的报复行为；第四，这种信念的价值就在于以一时之忍换取一世的不受气。
刘邦就是一个很能忍的人。楚汉相争之初，刘邦势力较弱，常吃败仗。汉高祖四年，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而大将韩信却自领一军北上作战，屡战屡胜，便趁机要挟刘邦封他为“代齐王”。刘邦一听勃然大怒，破口大骂：“他妈的，我坐困荥阳，日夜盼着你韩信来救驾，你不但不来，反要自立为王！你……”正说着，张良踩了一下他的脚，刘邦停止了说话。张良悄声对刘邦说：“现在正当危急时刻，应善待韩信以稳住他，以防韩信与项羽联手。不如趁势正式立他为王，调动他的军队击楚。必须迅速决断，迟则生变！”
刘邦是何等能忍之辈，听了张良的主意，咽了口唾沫改了口，但仍接着刚才的口气骂道：“男子汉大丈夫，要做齐王就做真齐王，做什么代齐王！”
刘邦封韩信为齐王后，解了荥阳之围。后来，刘邦又命韩信、彭越率军合力攻打项羽，但韩信、彭越却没有行动，结果刘邦又一次遭到惨败。张良分析了原因，认为刘邦一没有给他们封地，二没有许诺胜利后共享成果，所以韩信、彭越按兵不动，他建议刘邦先把自阵地以东直至海边的地方都封给韩信，自睢阳以北，直至阿城都封给彭越，然后再许诺将来与他俩共分天下。刘邦也觉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按张良的意见办了。果然在垓下全歼楚军。刘邦在创业时期可以说一忍再忍，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的忍换来的是最后的胜利，一旦大权在握时，他很轻易地收拾了得罪过他的人，真是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我们不赞成刘邦那种反攻倒算的手段，但他那种为了实现高远目标而忍让的处世方法是值得普通人借鉴和学习的。一个人越过重重阻力达到既定目标，未必采取什么报复行动，但也足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报了一箭之仇，因为这种实力和价值才是最让人敬畏的东西。
殷观妙计取益州
在东汉末期三国史中，殷观算不上什么大人物。在刘备代替刘琦为荆州牧时，殷观官任荆州主薄，后来，为刘备取得益州立下了功劳，被升为别驾从事。
刘备任荆州牧后，又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取得了胜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孙权感到了一种威胁，便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以结友好。孙权还认为，统治巴中、汉中的张鲁是与曹操类似的奸贼，张鲁早就垂涎益州。而益州牧刘璋禀性软弱，不能任贤用能，军事实力很差。如果张鲁联合曹操军队夺取了益州，则荆州东吴就会十分危险，反过来，如果同刘备一道夺了益州，就统一了长江以南，这样纵然有十个曹操，我们也不会惧怕了。因此，孙权又派人同刘备协商，共同夺取益州。
益州即现在的四川，盛产粮食，是有名的天府之国，谁不想得到益州呢？刘备当然也想得到益州，不过，他不愿意同孙权共取益州，而是想单独得到益州。这时，刘、孙联盟刚刚形成，怎样才能既不破坏孙、刘联盟，又能单独地得到益州呢？荆州主薄殷观向刘备献策说，如果同意孙权的意见，与孙权共取益州，一旦益州不能得到，刚有的立足点一定会被孙权占去，我们就会处于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境地，这太难堪了！现在你可以对孙权的使者讲，我们新占有荆州、长沙等地，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因此，我们现在不可能出兵益州。为了维护刘、孙联盟，你可以在口头上极力支持孙权单独地攻取益州，然而，在地理位置方面，孙权要攻取益州，必然要经过荆州，如果我们不出兵，孙权必然不敢仅仅凭吴国的力量出兵益州，否则，他们就会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等孙权对攻取益州感到毫无希望和兴趣时，我们再出兵攻占益州不迟。
刘备采纳了殷观的计谋，以新占荆州、长沙等地，事务太繁，就是有吴起、孙武这样的能人帮助，也不能出兵为由，拒绝了孙权提出的共同夺取益州的建议。孙权开始还不知道刘备的计谋，对刘备的话信以为真，派周瑜带领水军到夏口，准备进攻益州。刘备得知后，便在周瑜水军进攻益州的必经要点江陵、秭归、南郡分别派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率兵镇守，刘备自己则亲守江陵。这时，孙权才知道刘备的意图，但却无可奈何，只得将驻夏口的周瑜水军乖乖地撤回东吴。
公元211年，刘备在各方面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仅仅带领几万士兵就一举成功，夺得了益州。
大踏步后退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因为准备内战尚需一些时间，同时为了赢得舆论，伪装和平面孔，三次电邀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企图把不要和平导致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因为考虑个人安危而不来重庆，蒋介石就可以倒打一钯。如果毛泽东来了重庆，在和平谈判中一则想让共产党让步，或者提出让共产党难以接受的方案，使谈判破裂，又可以把内战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同时，在谈判期间，国民党可以加紧做好内战的准备。这在国民党方面来说，此先礼后兵之计，不失为一则两全其美的战略之计。
但是，毛泽东胆略超人，毅然赴重庆谈判。谈判进行了43天，共产党方面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在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原则斗争的同时，也作了很大程度上的妥协，终于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此后不久。蒋介石便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到1946年7月，蒋介石公开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击破了蒋介石企图强加给共产党不要和平的罪名，在蒋介石撕毁协议，发动内战之后，舆论对共产党有利。面对蒋介石军队的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首先采取退让一步的做法，故意放弃了一些地方。开始，许多同志未能看清这步棋的用意，国民党的军事将领也自以攻城略地而得意。毛泽东则指出，“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战争的发展正是这样，我们以有限的空间换取了敌人兵力分散的局势，为人民解放军各个歼敌创造了条件。同时，我军集中兵力，收回拳头，更有利于实行内线中的外线作战。所以，那时把这种有计划地放弃和取得，叫做“大踏步地反退，大踏步地前进”。于是，共产党在经过一段防御之后，转入进攻国民党，从而解放全中国，这是共产党毛泽东后发制人谋略思想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