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不是不知道尉迟敬德有很大嫌疑，但他能排除众议，与尉迟敬德心掏心的肺腑之言，给他盘缠让他远走高飞，这些在别人看来是惊人之举，然而在唐太宗看来，却是自然不过，他钦佩尉迟敬德的大将风范，欣赏他的敢作敢为，更爱惜他这一身武艺，既不忍杀他，又不能强求他，干脆还他自由，让他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去吧。可以说，唐太宗的爱才已经超越了敌友、门派、政治界限，在对待尉迟敬德身上体现了一代帝王洒脱、宏伟的境界与气魄。
当今领导者对待人才也要借鉴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择才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如果实在没有缘分，虽然惋惜，但那份对人才的知己之交还是长存的，既视为知己，就来不得虚情假意，装出求才若渴的样子，背地里却过河拆桥、妒贤嫉能，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择才者倘若有了知己般的爱才心境，真心换真心，又何患没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刎颈之交呢？
唐太宗重才偏德用义府
唐朝贞观八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出巡。途中，发现一人才学出众，一贯爱才的李大亮立刻将此人荐举给朝廷，很快诏下，补为门下省典仪。此人便是李义府。
唐太宗想试试李义府才学深浅。一日，召见他，令他当场以“咏乌”为题，赋诗一首。题目一出，李义府脱口吟道：
日里扬朝彩，琴中闻夜啼。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此诗流露出李义府渴求朝官的急切心情。太宗听后倍感满意，便说：“与卿全树，何止一枝。”当场授予他监察御史，并侍晋王李治。时李治为太子，旋被授为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因其颇有文采，与太子司议郎来济被时人并称为“来李”。
李义府很有才华，而且有时看起来根本不像奸佞之徒。他曾写《承华箴》奉上，文中规劝太子“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又说，“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此言有文有质，以此看，他很可能会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结果却堕落为奸臣，莫非官场乃一大染缸，要不多久皆清黑一色？
太子李治将《承华箴》上奏父皇，太宗览毕大喜，称：“朕得一栋梁也。”下诏赐予李义府帛４０匹，并令其参与撰写《晋书》。永徽元年，太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李义府升为中书舍人。第二年，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土。李义府的青云直上，颇引朝臣注目。特别是他也曾由黄门侍郎刘泊、侍御史马周的引荐，又与许敬宗等相联结，虚美隐恶，曲意逢迎。
李义府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表面上，他总是一副谦和温顺的样子，与人说话也总是面带微笑，显得和蔼可亲；而内心则阴险狡诈，褊狭阴毒，动不动就拉下脸来。人称他是笑里藏刀，柔而害物的“人猫”。李义府仰仗武后的恩宠，晋爵为侯，更加胆大妄为。洛阳有一女子淳于氏因有罪，关押在大理寺。李义府听说这女子貌美，淫心顿起，密令大理丞毕正义削免其罪，纳为自己的小妾。大理卿段宝玄听说此事，告到朝廷。高宗令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审理此案。李义府十分害怕，惟恐事情败露，便逼迫毕正义自缢，杀人灭口。高宗听到后，也想息事宁人，便不再追究，不了了之。
侍御史王义方将调查情况向高宗如实作了汇报：“义府于辇毂之下，擅杀六品寺丞；正义自杀，亦由畏义府威，杀身以灭口。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渐不可长，请更加勘当。”他还当廷陈述李义府的罪恶：“附下罔上，圣主之所宜诛；心狠貌恭，明时之所必罚。”李义府顾盼左右，若无其事，见高宗毫无阻拦之意，只好退出。王义方义愤填膺，继续廷劾李义府的罪恶行径，指出“此儿可恕，孰不可容”。要求清除君侧。高宗见他愈说愈激动，而事涉于己，大声喝止，反说王义方当廷诽谤，，出口不逊，将其贬到莱州做司马，而不问李义府的罪。
公元６５７年，李义府代替崔敦礼为中书令，兼检校御史大夫，监修国史，弘文馆学士如故，并加太子宾客，封为河间郡公。他秉承武后意旨，与许敬宗一起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图谋不轨。结果二人都被贬外，终身不得朝觐。原吏部尚书柳爽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后被诬与褚遂良等朋党为奸而被杀。
唐高宗对李义府的胡作非为不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还屡屡加以纵容，无非就是因为在他眼里，李是个很有才华的“干才”，而且又那么善解人意。孰不知如此有才无德的奸贼，其才愈高，其害愈烈。用人点拨德与才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选人用人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自古以来，凡是偏废德才标准，或重德轻才，或重才轻德，最终都将带来无穷的后患。李义府就是重才轻德的教训。他貌似忠厚，实际毒辣；貌似正直，实际狡诈。而这些全部都掩盖在才的光环中，唐太宗对其是欣赏有加，唐高宗更是“情迷双眼”，对于李义府的两面三刀、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全部视而不见，可知“才”的毒害之深了。
李义府有才无德可称作“小人”，小人得志，往往又是宠臣，依仗权势，飞扬跋扈，这样的人总是心口不一，不妨称作“依拟”之才。依拟就是指貌似忠贞，实质奸妄，也是最难以辨识洞察的小人。择才中倘若混进几个依拟分子，可谓害群之马，后患无穷。李义府的猖狂再次敲响了人才选拔中重才轻德的警钟，在德的指南针中，才用得好，可谓锦上添花，才用得邪，就是罂粟之花，虽然鲜艳，却是鸦片。
李纬改任唐太宗虽然基本上做到了知人善任，但也有不妥之时，不过，他能及时纠正，这在封建帝王中也是难能可贵的。
李纬改任说的就是一个唐太宗知错就改的佳话。
唐代著名宰相房玄龄知人善任，是唐太宗信任的股肱之臣，且素有“闻人有善，若己有之”的良好品德，唐太宗在选任官吏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
贞观二十一年夏天，太宗因为身体不适，赴终南山静养。京师则由宰相房玄龄。太宗在静养期间，下令司农卿李纬，升任民部尚书。
这是一项重大的人事升迁，关系到国家利益，唐太宗非常慎重，自己远离京师，身边无一重臣参考，自己心里很是忐忑不安。因此人事命令发布之后，正巧有官员自京师谨见太宗。太宗问他，房玄龄对这件人事案有何看法？
这位官员回答：“房相公只说，李纬的胡须长得不错。此外并无他语。”
房玄龄说了这样一句不着边际的话，让唐太宗听了很是纳闷。他想是不是我做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李纬这个人有夸大之辞，虚大于实，抑或是我仗着他是皇亲国戚，就以为他的才能当得尚书，或者李纬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当尚书的料，而分明是我夸大其词。总之前前后后猜度，房玄龄最会知人善任，何以他说出这样不着边际的话，暗地里岂不是讽刺我择人不慎吗？不行，这事太蹊跷，一定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唐太宗左思右想，左想右思，再联系李纬平时的言行举止，感觉他的才能是做基层管理的料，而不是做统筹规划的料，如果把基层管理夸大为统筹规划，看起来是升迁，实际上只会坏事。好比说有些人是可以大材小用，但是若偏偏相反，非要小材大用，那就是适得其反了。
当然房玄龄说李纬一把胡子生得好，也不是说李纬一无是处，恐怕还是讽刺我讽刺得多吧。
唐太宗这样想着，心中渐渐地明亮起来，，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不久就调动李纬，改任洛州刺史。用人点拨唐太宗是封建帝王，按理说，他用什么人、给什么职务，自己足以定夺。而且，在任命李纬的十年前，他就表明刺史以上的重要职务都要亲自挑选。但是，他任命李纬却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在李纬尚未到任之前注意倾听朝野的意见、官员的反应，尤其看重房玄龄的反应。因为房玄龄是他信任的股肱之臣，李纬的德才如果出类拔萃，足以担当尚书之职，那么房玄龄一定发出太宗用人得当的评价，而不至于“顾此而言他”。房玄龄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改变了太宗任用李纬的初衷。
透过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一个封建帝王对用人的慎重选择和民主之风。唐太宗深知用好一个人与错用一个人的利弊：“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用人弥须慎择。”他十分关注官员的行为和在百姓中的影响。正是政治上的任贤纳谏、励精图治，才使唐太宗创造了“贞观之治”。“李纬改任”这件事在今天仍不失为选人上注重倾听群众呼声、社会反映的一个典范，对我们今天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不以一眼废双眼
古代皇帝选拔人才，用的是科举制度，由主考官出考题，学子们在主考官的监督下进行应试，如果文章写得好，就会被主考官进行面试，面试过后再定夺，最后要经过殿试，也就是皇帝亲自出题，在大殿上考试，然后排定最终名次。若连主考官都过不了，那就只有等到下一次应试了。
一次，学子皮日休应试，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但是他的长相实在有点不敢恭维，因为他有一只眼睛非常的不雅观。担任主考的官员叫郑愚，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喜好以貌取人。众学子考试完毕，把试卷都交上去，便回驿馆休息去了，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成绩能够早日出来，看看自己能否金榜题名。
郑愚把考生们的试卷一一批阅了一遍，发现皮日休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十分欣赏，他认定皮日休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是不可以漏过的，于是就把皮日休找来进行面试。郑愚本来满心想好好提拔提拔这个出口成章的皮日休，可是，当皮日休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郑愚不禁大失所望，原来皮日休的左眼是下塌的。郑愚刚才的欣喜之情一下子全被皮日休的眼睛给冲跑了，他心想：此人如此有才华，怎么长了这么个丑陋的相貌呢，真是可惜啊可惜！
郑愚于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对皮日休说：“年轻人，你的才华很好啊，我非常欣赏你的文章，本来是想好好录用你、提拔你的，将来你的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可是为什么你的一只眼睛会是这么个样子呢？”
皮日休也是满心欢喜来应试的，因为他听说了自己的考卷受到主考官的重视与欣赏，心想，这次我可高中了，面试过后一定好好的庆祝一番，给家里的父母亲人争口气，也不枉我这么多年的苦读啊。可是见到主考官之后，他从对方的眼神和表情中已经看出些许端倪来了，原来主考官大人喜欢以貌取人啊。
当他听到郑愚说自己的眼睛的时候，皮日休并未感到有任何的尴尬和难堪，他一边揣摩郑愚的心理，一边机智地回答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主考官大人，我来参加考试，凭借的是自己的脑子和多年苦读积累的学问，而朝廷也是需要我的学问来治理国家的啊。听说您对小人的考卷颇为欣赏，假若您是由于我的相貌而埋没了人才，那您的一世英明不就全毁了吗。别人会认为您选材不力呀。我想主考官大人您不会因为我的一只眼睛而毁掉自己的两只眼睛吧。”
郑愚听到皮日休如此解释，心中顿时对其产生了好感，态度也完全转变过来了，于是当机立断，判定了皮日休金榜题名。用人点拨古代的科举，有一个奇怪的取向，就是“状元郎还要好相貌”，皇上看谁长得仪表堂堂，就选谁做状元，文章就靠边了。这大概是因为状元、探花、榜眼这些耀眼的头衔乃是帝国的形象代言人，如果长得一副潘安貌，则恐怕就是状元的幸运儿了。
虽然不公平，平心而论，科举中的“以貌取人”还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若是“以貌取人”拿来作为科举的一条必要标准，则是大大的有害了，它大大折损了科举选拔的公正性和真实性，伤害了有真才实学的考生，皮日休就是一个例子。面对主考官的“以貌取人”，他表现得不卑不亢、慷慨激昂，一番话说得主考官哑口无言、惭愧有加；而主考官郑愚也算是颇有度量，立刻认识到了自己以貌取人的狭隘和偏见，认定皮日休是个人才，果断地录取，要知道皮日休尽管有才，他的长相却有严重的缺陷，郑愚能够排除世俗偏见，将皮日休列为榜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勇气和挑战，打击了那些“以貌取士”的坏风气和虚荣心。
现代的民主社会，大学的校门已经开始向残疾人开放，而不再因为“貌不雅”就剥夺残疾人上大学的权利，这是一种好风尚，但是仍旧有不少单位、学校秉持着“以貌取人”的选才标准，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若隐若晦地渗透在选才的各个环节中，尽管选拔中个人的主观好恶无法避免，但是也应该提倡郑愚那样知错就改，雷厉风行的选士态度，尽量做到客观选士。
武则天惜失人才
武则天是中国第一个也是惟一的女皇帝，公元６９０—７０５年在位。她在大唐王朝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一个女人所起的作用与应有的能量。武则天小时候因人长，被唐太宗召入宫为才人。太宗死后为尼姑，后被高宗李治召为昭仪。永徽六年立为皇后。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她才智过人，辅国政数十年，故受到大唐王朝两代皇帝的重用和欣赏；她足智多谋善用心机，并且极为重视选拔人才，最终成功地做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干了一番大事业。
唐高宗死后，中宗即位，武后临朝称制。她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睿宗。但是让他居住在别殿里，不得干预政事。与此同时，又迁庐陵王于房州，严厉惩治反对者，冤死无数，宗室诸王也相继被杀殆尽。
她的所作所为日益引起唐朝旧臣的愤怒。柳州司马———徐敬业起兵谋反，几天之内，响应反武则天的就有十几万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也包括在内。骆宾王是浙江义乌人。尤其精于五言诗。七岁时就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唐高宗的时候，他因人栽赃，仕途不顺，遂辞官而去。当徐敬业造反之时，便邀请他参加，他欣然同意，并作了著名的《讨武箜檄》。徐敬业传檄至京师，历数武则天罪恶：“虫螅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赋之宗盟，委之以重任。……”檄文气势磅礴，文辞犀利，数其罪行，揭其隐私，淋漓尽致。
尽管檄文把武则天骂得如此凶恶，可是当她看了以后，不仅不怒，反而微笑。在她看到“一寸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意指高宗新死，中宗即被废黜幽禁），“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时，竟然拍手称赞，连声说道：“真是好文章啊！”接着便问道：“这是何人所作的？”左右回答说：“这是反贼骆宾王做的。”武则天感慨地说：“这样的人才，怎能使之流为叛逆！这是宰相的过错啊！”武则天责备宰相不用此人，足见她把人才看得比自己的声誉还重要。骆宾王死后，武则天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使之“盛传于世”。骆宾王曾在任侍御史时入狱，写过《在狱咏蝉》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没想到他死后，“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敌人！
武则天的度量，真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