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的同胞们曾经发出感慨：戴高乐以坚忍不拔的意志为法国赢得的独立和“地位”还剩下些什么呢？11年间，对外政策都由他一个人制定和执行。除了他，任何其他法国人都不可能使法国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么勇敢和这么威风。对“双重霸权”的不断挑战、壮观的创举和灵活的外交随着他的离去而停止了。今后，法国应当更加明智。“……在戴高乐将军之后无人能用他那种权威（更确切地说，是非凡的胆量）的口气讲话，蓬皮杜只是在他当总统的后期在外文部长米歇尔·若贝尔的推动下，才同美国面对面地展开斗争。”
戴高乐在美国人眼中是一个好挑衅的疯子，或者是苏联的不自觉的代理人。然而美国总统尼克松却与他有着颇多的共同语言。戴高乐对尼克松当选总统特别高兴。他曾多次在爱丽舍宫会见过尼克松，并在他的部长们面前高度赞扬过尼克松。戴高乐在他的《希望回忆录》中关于1960年他同尼克松的会晤写道：“我认为，如果他有朝一日大任在身，他将是一位可与之共商大事的坦率而坚定的人物。”1969年4月公民投票后，美国总统给戴高乐写过一封信，对他的离职表示十分遗憾，戴高乐回信说：“我有充分理由向你表达最崇高和最诚挚的敬意、信任和友谊。”
在外交巨人基辛格眼里，他也像尼克松一样，让戴高乐将军给迷住了。基辛格曾经说过：“历史将证明，他的观点，不论风格如何，高于大多数批评他的人。”“同他交谈是有些困难，但我们务必不要忘记，他通过使法国克服内部分裂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而对西方的普遍利益做出了贡献。”
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戴高乐将军正是以他特有的风格，赢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赞誉和尊重。这其中有朋友，也有敌手。同样，即使是在国内，他也让他的政敌不得不为之折服。
戴高乐身材高大，身高近两米。他身上有明显的三大：大手、大脚、大鼻子。少年时笨拙的举止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变得十分威武庄重。他的身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形象：私生活中的戴高乐和公众生活中的戴高乐。
在私生活中，戴高乐十分慈祥快乐，好开玩笑，喜欢到乡间去散步消遣，爱同全家人聚在一起。他喜好读书，勤于笔耕。无论是政治家的著作，还是文学家、史学家的著作他都爱看；而他的著作《剑刃》，《建立正规军》以及他的《战争回忆录》也都成了不朽的传世名著。他记忆力惊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古典作品，因此，每次对公众讲话，他都能够以其惊人的记忆力对听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其他风云人物相比，他没有特殊的爱好，既不爱斯大林的大烟斗也不爱丘吉尔的大雪茄，更没有罗斯福的集邮雅兴。
公众生活中的戴高乐却十分严厉，他的坚强意志、气宇轩昂的爱国热忱和始终不渝的坚定信念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他在青年时代就深信自己将会吉星高照。还是在军校期间，他的一位校友，未来的将军沙文，有一天走过戴高乐身边时对他说：“我感到你交上的运气将会特别好。”戴高乐听后用一种缓慢的声音说：“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
50年代末，戴高乐就任法国总统，他进入爱丽舍宫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主管礼宾事务的官员关照：“我跟你们约法三章，今后你们至多只能安排我的孩子们参加两次招待会。”主管礼宾的官员对此大惑不解，戴高乐则耐心地对他作了解释：“这样做可以避免搞特殊化，对孩子的成长有利。”
在戴高乐执政的11年间，他的家庭成员从未由于他的缘故而得到过任何例外的提升，他的亲属子女也从未有一个人被安排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谋取利益。戴高乐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不准他们抛头露面，搞特殊化。
有一次，戴高乐的孙子们要参加一次冬季运动会，由于路途遥远，请求爷爷帮助解决交通和住宿问题。这对戴高乐来说，只是举手之劳的事，但是他没有应允，耐心地与孩子讲了公与私的关系，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戴高乐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不准他们搞特殊化的做法是英明的，他鼓励自己的子女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而不是依靠父亲去取得特权。如若孩子从小就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观念，那么一旦大树倒了，他就无所适从，这样反而会害了他的一生。
戴高乐过惯了戎马生活，出任总统后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他十分守时，每天早晨7点起床，边吃早饭边读当天的晨报，9时30分进自己的办公室。在看过一天的日程表后，他便翻阅外交电报，处理日常文件。然后秘书将来访者的名片一一递给总统，他便开始接见，每个来访者同他谈话的时间不得超过半个小时，谁要是轮到自己而不在，那就不再有资格进入总统办公室。下午1点前是戴高乐吃午饭的时候，他并不挑食，多年始终健康如初。如果下午没有客人，他便同夫人一起在花园里散步片刻。3点钟他又回到办公室。每天傍晚前，戴高乐总要接见他的秘书长、办公室主任、非洲事务秘书长、特别参谋长等人。他通常在11点睡觉。
离开政坛后，戴高乐回到了上马恩省的拉布瓦塞里私宅，即科隆贝教堂。他每天8时30分起床，早饭以后就去办公室一直工作到中午。他同夫人一起吃过午饭后，或是在庭前花园赏花，或是继续去办公室工作。晚上7点30分准时吃完晚饭。在科隆贝，戴高乐谈论的话题从不离开他的过去和家庭，很少涉及政局。
1970年11月9日19时l0分，戴高乐坐在桌旁正在做纸牌占卜，突然感到很不舒服，接着便不省人事，他的动脉断裂了。20分钟后，戴高乐躺在客厅的一张垫子上，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时年80岁。
戴高乐对死亡看得很平淡。早在1952年1月16日他就立下了遗嘱：
“我希望在科隆贝教堂为我举行葬礼。如果我在他地去世，应将我的遗体运回我的故里，不举行任何公开仪式。我的墓地应和我女儿安妮的墓地在一起，我妻子有一天也要安葬在那里。我的墓碑上只刻下面的几个字：（1890～）夏尔·戴高乐。别的什么都不写。葬仪将由我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在我的办公室的协助下进行安排，务必使之极其简单。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需要在任总统、部长、议会办公室人员和立法团参加葬仪。我唯一的愿望是法国军队能正式出席旗葬仪式，但参加的人数应该很少。不用哀乐，可奏军乐，也不要有教堂的钟声。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其他地方，不要为我致悼词。在葬仪上，除了我的家属，我的战友、科隆贝议会外，不要任何人参加。法兰西的男女公民们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男人和女人们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送我到我的归宿处，以此作为对我的纪念。但是，我希望在安静的气氛中把我的遗体送到我的墓地。我要提前在此声明：我拒绝法国或外国给我的一切荣誉、勋位、嘉奖和奖章。无论授予我什么，都是违背我的遗愿的。”
遵照他的愿望，他被殓放在价值72美元的一具普通橡木棺材里，由他的几位同乡——一个肉店伙计，一个干酪铺掌柜和一个农场工人——抬到墓地，安葬在他爱女安妮的墓旁。根据戴高乐生前的意愿，墓碑上只铭刻着：夏尔·戴高乐（1890～1970）几个字。
一代伟人，戴高乐将军悄然离去了。
但是，政府却不能满足于让这么一位世纪伟人就这么离去。在整个法国和全世界的呼声中，法国政府于1970年11月12日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举行了大规模的追悼仪式。这一天，云集在巴黎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有63位现任的和前国家元首及政府领导人前来吊唁，他们前来并不仅仅是参加他的葬礼，而是表达对他的深深敬意。
这一天，来自法国各地的千万名男女，自行到他的家乡为他做最后的送行；在巴黎，几十万市民冒着倾盆大雨，在26年前戴高乐将军检阅战胜法西斯军队的凯旋门下，怀着无比庄严的心情，长时间地向他致以真诚的敬意。中国政府惊闻戴高乐去世后，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去唁电，称他是“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独立的不屈战士”；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亲自到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并委派黄镇大使为特使参加法国政府为戴高乐举行的悼念仪式；北京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以示哀悼；法国科隆贝戴高乐墓地上，摆放着两个写有中文字的大花圈，他们寄托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戴高乐将军深深的哀悼。
戴高乐领导力的谜底就是魅力品格
戴高乐之所以享有如此崇高的国际威望，不仅仅因为他在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国独立的斗争中立下的功勋，更重要的是他非凡的领袖魅力和修养，所有这些最集中的体现于他的不朽著作特别是《剑刃》一书中。
戴高乐认为，一个领袖人物不仅必须正确决定该做什么，而且还应该说服别人去行动。为此，一个领袖必须能够在他手下的那些人的心目中树立威信，他必须能够确定他的权威。权威来自名望，而名望“大体上是一种感觉、暗示和印象等等，它首先取决于具有基本的天赋。而天赋是一种无法分析的天生的颖悟。”
除此之外，戴高乐认为，一个领袖人物还必须具备三种具体的品质：神秘、性格和庄严。他写道：“没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名望。”因为亲近滋长轻视。所有的宗教都有它们的神宝，任何人在他的贴身侍仆眼里都成不了什么英雄。”因此，领导者在他的计划和举止中，必须永远有些东西使别人感到高深莫测，这些东西使其他人迷惑、冲动，而又能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这种特征体现在戴高乐身上，就是一种孤独。他这样说过：“孤独就是我的愿望。它成了我的朋友。人同历史打交道，还有什么别的愿望能令人感到满足呢？”他不仅要品味孤独，而且还选择最奇特的方式迷恋于这种孤独。
作为一个国家要人，戴高乐始终吸引着一帮赤胆忠心的支持者。但他与他们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这反映了他的名言：“没有名望就没有权威；而不保持一定距离，也就不可能有名望；”戴高乐从不参与闲聊。对重大事件所做的决定都是他独自做出的；对于一个问题，他常常首先把各种材料要来，凭着他那无限深入细节的能力，把应该知道的东西都弄清楚。然后打发走顾问，独自深思，做出结论。
除了孤僻外，戴高乐认为寡言和少做手势，举止和动作方面要审慎，这样才能使你显得神秘。他写道：“没有什么比沉默更能增加权威的了。”但是只有在沉默是以掩盖意志和决心为目的时，才会产生效果。“正是由于内心的激动和外表的控制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才能占上风。就像一个赌徒的风度在于他能够在加大赌注时，比平时更加冷静。又像一个演员最大的演出效果取决于当他牢牢控制自己时，能否熟练地表现出感情色彩。”
戴高乐在文章里经常以第三者自称，他认为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发现在别人的心目中存在着一个名叫戴高乐的人，而那个戴高乐实际上是一个与我无关的独立的人”，“我必须和这个人，这位戴高乐将军作比较，我几乎成了他的俘虏。在我作一次讲话或是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之前，我总得问我自己，戴高乐会同意这个吗？这就是人民期待的戴高乐的行动吗？这是否符合戴高乐和他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有许多事我本来很想做但却不能做，因为那些事是不符合戴高乐将军的身份的。”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这一点。戴高乐到了晚年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不借助于厚厚的眼镜片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他认为戴高乐将军的形象不允许他在公开场合戴上眼镜。因此，有一次他同蓬皮杜一同乘车穿过欢迎群众的行列时，他问蓬皮杜，在群众中是否有人向他挥手示意。他根本看不见他们。
戴高乐认为，神秘可以诱惑人但是不能吸引人。为此，领袖人物需要有独特的性格。对于领袖的品格，他认为是强烈的愿望和发挥自己意志的内在力量。他说：“面对事端，性格刚强的人总是依靠自己，用自己的性格左右事态，勇于承担义务，并视之为己任。”但是神秘的孤僻，独立自主的性格和超然的庄严，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戴高乐写道，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在声望和幸福之间进行选择。因为伟大和“含糊的忧郁感”是不可分割的。
“像天才能给艺术作品打上具有独特含义和表现力的印记一样，性格能给整个行动打上自己的活动印记，从而使行动具有个人的性质。就像天才在艺术领域里能给题材以生命一样，性格刚强的人在精神上能给行动以活力和生命。这种能使事业生机勃勃的特有能力，需要毅力保证，才能实现。性格刚强的人总是迎难而上，因为只有在同困难搏斗中，他才有用武之地。”有这种性格的人辐射出一种磁力。对追随他们的人来说，他们是取得最后胜利的象征和希望的化身。“具有性格的人，首先不是博取他上级的欢心，而是极力忠于职守。”
戴高乐一生的经历和坎坷说明，他对领袖性格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下意识地描述他自己。
戴高乐认为，一个有性格的人还需要有威严才能成为有效率的领导人。“他必须目标崇高，有见解，做事有气魄，从而能在那些平庸的一般人中建立权威”。如果他满足于平凡的事物，他将被认为是一个好的奴仆，但“绝不是一个能够肩负起人类信念和理想的主人”。
戴高乐的事业是法兰西，他的目标便是法兰西的强大。他写道：“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这是从情感和理智两方面产生出来的。情感的那一面使我把法国想像成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献身给一个崇高而神圣的使命。我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它完成圆满的功业，就会让它遭受惩戒性的灾难。假如在这种情形下，它竟在行为和事业上仍然表现为一个庸才，那我就会认为是一种可悲的变态，其过失在于法国人，而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天赋。但我理智的一面又使我确信，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惟有丰功伟业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以当前的我国与当前的其他国家相处，如果没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和正直的胸怀，就会遭到致命的危险。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
正如尼克松总统指出的那样，戴高乐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极端无私的人。他想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法国。”他想要恢复自己国家的伟大，愿为它献出个人的一切，而且确实也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