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终极理想，可能是帝王师。
但是这老师头脑一片混乱。变法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被他弟弟康广仁评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我们可以看看他如何忽悠光绪的：“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总之，康有为也有些大跃进的意思。当然，喜欢大跃进者，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人。变法前王照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康的回答是：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而且他认为“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一反掌间，而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辛亥前严复劝孙中山先办教育，孙的回答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他也等不及，而且要“毕其功于一役”，不但搞资产阶级革命，还想捎带着连社会主义的命一块儿革了，扬言革命后建设十年可以与欧美“并驾齐驱”。
中国的悲剧也许就出在文人涉政上？文人容易上天入地，说好听是高度的浪漫主义精神，说不好听是巫婆神棍作法，自己都不知道要干啥。光绪遇到康有为这样一个半路杀出来的半吊子帝师，不知道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反正这帝师看不到他的帝无有实权，看不到宫廷里的运作套路，缺少基本的政治常识，也跟孙中山似的，拿出了赌徒精神。结果人仰马翻，自己流窜了，光绪囚禁了，帝国搁浅了，战友没命了。
流窜海外时，除了口舌之能，宣传鼓动，康有为也曾想起兵勤王来着。1900年初，设总局，制订了“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的战略计划。他以自已的门生为骨干，内以财源茂盛招诱会党入伙，外以勤王军威运动华侨捐款。两边来回吹，直吹得国内的会党以为华侨就不差钱，国外的华侨以为胜利就在眼前。会党狮子大开口，满心想着捞大钱，忠君爱国什么的，根本不在他们头脑意识之内。华侨以为光绪马上就能复出，强国富民为时不远了。搞得两边都很亢奋。说实话，中山先生的大炮精神，老佛爷不高兴下篇放下大菩萨塑渺小之目标康有为也不是没有。而且这种大炮作风，连他的高徒梁启超都看不惯了，给师傅写信批评曰：“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弟子每思此，辄觉无地自容。”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还有信曰：“西报中屡传先生有电报入内地，云在外得金几何，拥兵几何云云，弟子在疑信之间。先生或故出此手段亦未可知。然弟子甚不以为然。常作大言，与行者何异（康、梁把孙中山称作行者），徒使人见轻耳。弟子以为权术不可不用，然不可多用也。非开心见诚，不能得豪杰必矣。”同上，第205页。有意思的是，虽然弟子批评师傅，但弟子也犯同样的毛病，跟同人交代说，捐款聚众两事，不妨往大里说。只不过同人们给他汇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他会自己先往打折里估算罢了：“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同上，第239页。
与弟子比起来，康有为自己倒是没有这等不安与估量。圣人做事，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何况救皇上事小，他还想救天下苍生呢。
康有为最宏大的理想，是大同。不过宏大得他自己都害怕，一直秘而不宣，以致直到今天我们还弄不清他这思想的起始与渊源。当然，大略地说，其名称来自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其内容除了《礼记》之大同精神，还有中国传统的均平观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他的大同社会里，国都不存在了，全世界在一个公政府统治下，没有贵贱，没有贫富，没有家庭，没有夫妇（男女同居一年就得换人），没有坏蛋，没有司狱，没有私产私企，没有污吏专制，没有外交，没有军备，没有危险，没有战争……总之，人类所能想到的好事，他都想到了，而人类所能做到的坏事，却不在他考虑范围。
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事实上，这种寻找很具有历史的吊诡。严复寻找到了真正的真理，但是英伦求学归来，每有“局外人”之感，尤其对自己“仕途之不达”深感沮丧，甚至留下“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诗句。与伊藤博文都是留英的，伊成了日本名相，明治维新的元勋；严复则啥也不是，只能做些翻译工作，把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一古脑地翻译出来供奉给国人，好歹成为中国代近第一位启蒙大师。但是这位大师在义和团时代，则成了义和团名单上的特大汉奸，必欲杀之而后快。最后在大刀王五的掩护下跑到租界，才算保住了小命。启蒙大师成为启蒙对象眼里的特大汉奸，也只有中国这样神奇的土地才能出产此类荒诞故事，更恐怖的是，这并不是最后的故事。
民国时期，严复搞起了孔教会。不过，严复历来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他认为，一日民智未开则一日民主共和不可行。老实说，君主立宪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多民傻的老大难国家来讲，当然是历史的一种飞跃，跃上，站稳，就是巨大的成功。可惜晚清没弄成，袁世凯想弄，却被喜欢一夜跑进共和的激进国人认作不要脸从而彻底翻盘。严复给袁世凯做过宪法起草员，做过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称帝，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对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表示不满。社会经验挺丰富。有人说，严复晚年消极了，保守了。要我说，搞孔教，可算是保守；支持君主立宪绝对不能算保守，他一百年前就搞，绝对算激进。再说了，即使消极保守，那也是被逼的。人多民傻，自己玩了一辈子都玩不转他们，不消极不保守行吗？我一直认为，激进从来就不是好东西。
孙中山本是走的英美之路，武昌起义后他在巴黎明确向外国记者宣布：“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孙中山：《在巴黎的谈话》，选自《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3页。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把他的英美共和给轰走了，原先说的话也忘了，一头扑向了俄国那边。
洪秀全寻找到了上帝，弄出的却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其族弟洪仁玕鼓捣出一个《资政新篇》，与洪秀全政府的实际运作风马牛不相及，就连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是半吊子东西。理论上是均贫富等贵贱，实际上却是分贫富划贵贱；表面上是反封建主义，实质上比他要推翻的王朝还要封建。
历史没有给康有为机会，如果给他了，我担心他是不是洪氏第二。当然了，也可能是康氏第一。谁知道他能玩出什么呢？说不定共产共妻啦，比洪秀全跑得还要远。因为康有为也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所以他的救天下苍生，站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祸害苍生了。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之时，梁启超并不希望公开明办，因为他怕清廷迫害会员在内地的亲属，康有为的答复是：“非如此，不大不固。”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页。也许，清廷越迫害会员家属，康圣人越兴奋——你看看，我说慈禧太后不是东西，果真不是东西吧？至于同党内部，不听他话的，不愿意拿出大量家财供党和他个人使用的，他也会想些绝招甚至暗杀的手段去对付他们！
手段不正义，结果如何正义？
用惯了不正义的手段，上台后可能比前任还要不正义！
民国建立，针对康有为人头十万的通缉令自然失效，于是他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国内，定居上海，以大清忠臣身份开始了自己的保皇事业，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忠孔复辟，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忠于大清也就罢了，政治上的这种坚贞也值得我们尊敬，但是拜托不要忘记自己原本是干啥吃的，本是打着孔子的小旗出来忽悠维新的，可是忽悠来忽悠去，先把自己忽悠了，走火入魔，把小旗本身当作了目标，开始维旧了。帝制都被推翻了，他还倡议定孔教为国教并写入宪法呢，搞孔教也就罢了，大启蒙家严复也搞上了，信仰自由，只是入宪就有些过了。西方近代化标志之一，首先是政教分家。孔儒本就被中国政府“强奸”两千年了，搞得中国臣民都像阉人，再入了宪，中华民国只能称中华阉国了。最让人生气的是，他对共和以来免除跪拜大礼极表不满，说：免除跪拜大礼，不敬天，不敬教主，则中国人“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宋青蓝：《康有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
看康圣人的意思，中国人装孙子的时间还不够长，大家还得继续装下去。中国人的膝盖，天生就是用来下跪的，不跪，留着嘛用？做圣人做到这种程度，真是天生一个大贱人！
康有为的大同没法在全球实现，倒是在其家里先试验上了。相对于他的高徒梁启超的娶一而终，我们的康圣人则是人贱人爱，娶妻纳妾，忙得不亦悦乎：年轻时娶元配夫人张云珠；不惑时纳十八岁的广东姑娘梁阿觉；半百时在美国纳十七岁的华侨姑娘何旃理；知天命后先纳十八岁的日本姑娘鹤子，后纳廖定征；耳顺后纳西湖一船女阿翠，大名张光芳……
圣人“妾意”昂然！
晚年的康有为，在青岛购房居住，又迷上了风水占卜，要给自己和康家找风水宝地。最后选中的地方叫凤凰山，又叫象耳山、枣棘山。他将自己的墓地选在了“凤凰”头部“凤穴”的最佳位置。他切算，这象耳山因西边的山峰很像大象的耳朵而得名，自己是一粒“糠”，墓穴必须躲进天下无敌的大象耳朵里才能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