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谈判时，咸丰还是对英法所要求的公使驻京和亲递国书两条特别不满。虽然这些都是国际惯例了，但是咸丰不管那么多，大清就是国际，大清的规则那才叫国际惯例。听说英法坚执这两条，他就摆出不惜与英法重新开战的优美姿态，僧王看形势不妙，密奏咸丰帝说“战既不胜，惟有早避”文廷式：《闻尘偶记》，选自《文廷式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48页。，皇帝“巡幸木兰”吧。所谓的巡幸木兰，就是咸丰巡幸河北承德的皇家避暑山庄。国难当头，巡什么幸呢？一者是皇帝走到哪里哪里亮，哪里就得了大幸抽了巨奖；二者，皇帝逃跑不能叫逃跑，只能找个好听的词代理。咸丰也知道这样搞很不要脸，遂下诏说，他要御驾亲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当然对咸丰来讲，御驾亲征是不可能的，他既没那个胆儿，也没那个才，无非是意思意思罢了，然后王公大臣们都劝他巡幸木兰，他就好意思了，所以诏书最后有一句：着王大臣们对此讨论一下。我们村里有个小娘们，智商情商应该也不低于咸丰。小娘们跟公公婆婆生气，欲跳井唬人，演出了如下片场：坐在井沿上，两腿耷拉在井里，边哭边对着村内喊：快来人呵，有人跳井了！于是村民们就都来了，虽然发现她坐的姿势再安全没有了，根本没有跳的意思，但是劝说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咸丰的王大臣们，跟这些村民一样，都来了。虽然知道自己的领导没意思，但大家还是认真的讨论了。讨论的结果是：
第一，亲征是不行的。地异澶渊，时无寇准啊。
前半句不论，后半句说得极是。真宗年间，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御驾亲征，挥军南下，真宗吓坏了，大臣们都说跑吧，只有寇准说不能跑，皇上得跟我亲征。皇上说，那我去后宫交代一下。寇准心想，皇上一去就被后妃们搂住回不来了，遂拉着真宗袖子不放，直接把他弄到了澶州城下，结果宋军士气大振，打了胜仗，并乘胜签订了城下之盟。问题是文字狱盛行、君主绝对专制到极点的大清王朝比优待士大夫的大宋王朝差远了，纪晓岚那样的文人都成了统治者眼里的倡优，只剩三陪般的娱乐功能了，哪里能出产寇准这样的大臣呢？
第二，巡幸也是不行的。北京都守不住的话，一马平川的热河行宫又怎么守得住？
说得更是了，幸亏英法联军没有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否则大清王朝真的就完了。洋枪队第二任首领白齐文投降太平天国后倒是有过这个意思，曾找机会跟洋枪队的第三任首领戈登商量过，两人合伙，弄一支两万人的部队，先拿下苏州，然后进入北京，建立一个王国。这美国流氓，在中国待的时间长了，汉化了，居然做起了刘邦、项羽般的美梦。戈登没有答应白齐文的建议，这事就黄了。戈登虽然不同意白齐文做中国的皇帝，但是他却相中了李鸿章。中俄伊犁之战时，李鸿章征询前来拜访的戈登意见，这家伙冲口而出：“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大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老天爷不帮忙，也不知道打个雷，像帮刘备那样，帮鸿章把手中的筷子打落地上，搞得鸿章“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鸿章没有贼胆，否则国父这帽子就落不到“孙行者”（康党对孙中山的蔑称）头上了。
第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唐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往四川跑，他儿子李亨就被人劝进了，玄宗一下子被抬举成了太上皇！大明英宗亲征瓦剌，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被蒙古人绑架，英宗弟弟朱祁钰也被人劝进了，英宗别说当太上皇，北京干脆不往回赎他了，您老就在外国政治避难吧！
可以说，第三点才是最可怕的！问题是此时的咸丰非常怕夷人，说：我就是要巡幸，咋了？不让我跑，那你们说说看，谁能给我保证京师安全？随后，王大臣们开会，讨论京师是否能保住，大家也不傻，没一个敢担保的。咸丰一听，理直气壮地下谕说：“即将巡幸之预备，作为亲征之举。”齐思和，林树惠，田汝康等：《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66页。这话矛盾得看不出他是要亲征，还是要亲逃，他自己的解释是：通州若开仗了，我就坐镇京北，鼓舞士气！
战场在京南，咸丰“亲征”却奔京北！可怜的爱新觉罗家，择优择出这么个无能加无耻的接班人！局势让他这么一搅和，北京先就乱了。恭亲王老六搂着皇哥哥的两只脚哭得眼泪哗哗的；惇亲王奕誴甚至赌气说要到祖陵上撞死自己；其他没资格皇陵前自杀、脚底下搂脚脖子的大臣说：非得杀了端华、肃顺不可，就是他俩一直教唆皇上跑呢。至于京城的百姓，毕竟是皇城根儿的，先富起来的家伙不少，所以大家卷卷黄金细软，开跑了。没有黄金细软的，也怕自己的破烂铺盖被人卷走，人心惶惶、手足无措。再加上政府征调车马的指令，搞得京城出租车陡然涨价，连前门的烧饼也尽被买去。看这苗头，英法没有打过来呢，大清自己先就崩盘了。大家的劝阻下，咸丰谕告：巡幸木兰，那是谣言。朕是天下人主，国难当头，哪有时间去打猎秋游？即使要去，也会明白宣示的。至于征调车马，那是军需。为了平息谣言安定人心，征调的车马一律发还。
00明白了吧？政府所谓的“谣言”，恰恰就是事实与真相！大清政府就这样被咸丰搅和得丧失了最后的公信力，当然了，公信这玩艺儿本来就没有多少。只能说，骗术越来越低劣了，更多的是骗自己。咸丰发神经的当口，英法联军开向了通州，咸丰一看拦不住了，遂撤掉天津谈判大臣桂良的钦差使命，另换上怡亲王载垣前往拦截。通州当然也谈不拢，还是那些条款——公使驻京，亲递国书，鞠躬如仪！简直是要咸丰的小命，堂堂天朝皇帝怎么丢得起那人？于是怡亲王按照咸丰之前的指示，扣押了巴夏礼为首的谈判使团。巴夏礼被扣，谈判崩盘，英法联军在张家湾开火，紧跟着是八里桥大战，被咸丰倚作长城的僧格林沁领导的蒙古骑兵大败。消息传来，咸丰傻了，他所有能想到的对策就是：找点理由，找些保镖，领着妻儿，往北边逃吧！
值得一提的是，身为老婆之一的懿贵妃反对领导先跑。她进言说：“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踏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吴可读：《罔极编》，选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由此可以看出，懿贵妃身为女人，比老公素质高了那么一截。只可惜，也仅是年轻时候的灵光一闪，或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年老的时候，她可是大清的最高领导，八国联军进中国时，她“亲征”西安比她老公“亲征”承德还要跑得快，“辱莫甚焉”之类的，她就顾不上想了。
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再跌倒
面对完全陌生的异质文明，反省可能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时半会儿、更不是一个人所能搞定的。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大清从上到下基本就没什么反省。臣民们不反省也就罢了，领导也不反省，所以历史就只好重演了。黑格尔说中国历史没有进步，只有重复。他说得对，但他更多的意思，是指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只有改朝换代没有本质性进步。有人说这是历史周期率，我说这是路径依赖。历史的铁轨延伸了两千年，所有的司机只想到了顺轨开车，有些虽然装模作样的下来修轨了，但是修来修去，不是修得比原先还窄，就是修得一塌糊涂。大清呢，面临异质文明的叩关，也算是难得的进步机会，但是，正如周宁所言，制度会使机会变成灾难。大清的制度，导致这艘破船根本无法转身。别说华丽的转身了，笨拙的转身都完不成。
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没有反省，咸丰也没有反省，结果引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一个地方跌倒不说，还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而且第二次跌得远远比第一次严重。跌倒之后，没有新的应对办法，至少用传统办法吧，比如学学勾践，卧个薪啊尝个胆什么的。咸丰没有。刚上任那几年，倒是下过两个罪己诏。第一次下罪己诏，是在咸丰二年（1852），原因是天灾人祸不断。大的天灾，一是道光三十年（1850）夏天四川发生七点五级强震，地裂冒水，山体滑坡，房屋倒塌，死伤无数；二是咸丰元年（1851）夏天，黄河在江苏丰县决口，以致丰县和沛县成了泽国，邻近山东各县也被殃及，遍地饿殍，饥民骚动。大的人祸，不外是洪秀全那个“高考落榜生”咸丰元年搞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很黄很暴力”，弄得咸丰“心神不宁”。情急之下，咸丰下了个罪己诏，向全国人民道歉。在诏里，咸丰说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因循疲玩”，“法令废弛”；一个是自己“薄德”，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云云。但解决办法，惟有“自省愆尤”与“倍深刻责”。尹福庭：《清史编年·第9卷·咸丰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说来说去，就是个绿头文件（现在都是红头文件，万恶的旧社会只好称绿了，以示改天换地之别），也不济事的。第二次下罪己诏，是咸丰三年（1853）南京被太平军攻下之后，咸丰再次向全国人民道歉。在这个罪己诏里，咸丰态度比原先更诚恳了一些，除了说自己“薄德”之外，还说了句“深惭治理乖方”，王先谦：《东华录·东华续录·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18页。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治国无术。问题是，态度再诚恳，也无济于事。大清的问题，是文化与制度长期积累、交互影响下的路径依赖问题，已处于锁定状态，内部根本无法突破。大清的臣民们更是麻木到了牛马不如的境地，皇上的罪己，既挑动不起百姓的同情，更激发不起大臣们的天良！爱谁谁！
这两个罪己诏是咸丰在即位之初的头几年颁下的，之后，也许是发现罪己顶个了，他就不再玩这个把戏了。而且，初登宝座的奋发向上也没有了，开始了纵情声色，并且把主意打到了汉家女儿身上。清代家法是极严的，入关之初，顺治帝之母孝庄怕福临被汉家女儿所诱，专门在宫门外竖二块铁牌，上书“敢以小脚女子入此门者斩”坐观老人，许指严：《清代野记·十叶野闻》，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也不知他们是怕小脚，还是怕汉女，总之，小脚的汉家女人成了满族皇帝的禁果。既是禁果，便分外甜了。前辈们就是乾隆也仅是在南巡的时候在外面偷偷吃个野食，没承想咸丰敢于在这方面进行改革与突破，当然，主意还是由大臣们出的，说什么天下多事，圆明园地在郊外，内侍不够用，亲近左右也不能周全，不如雇些民间妇女入内打更，巡逻寝室四周，更番为役，皇帝就安全了。咸丰一听，妙极，马上弄进几十个汉家女子，每晚抽三位轮值寝宫之外，人手一梆铃，专供敲更。天知道她们是如何敲的，敲着敲着，可能就与皇帝敲上了。敲来敲去，咸丰本来就病病歪歪的身子就更病歪了。于是就吃春药。吃春药吃坏了，御医建议他饮鹿血，借以补阳。于是圆明园里又养上了百只小鹿，专供领导喝血补精备敲更。
咸丰北上抗夷的时候，没来得及带上这些鹿，身体就更差了。国事更是不堪，咸丰就有些破罐破摔。唱戏听曲，打猎泡妞，吃喝玩乐，甚至抽大烟，一样都不少。更不堪的是，这主子自此之后再也不敢回北京了，甚至恭亲王有可能取而代之他也不怕了。他就怕：回到北京后，夷人还来找我麻烦咋办？还想公使驻京、亲递国书并且不叩头咋办？
那根正骂咸丰：“祖宗的脸面都让他丢尽了！”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慈禧曾孙口述实录》，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骂得不对。咸丰要的就是脸面啊。只不过，要得过分了，在后人眼里，竟有不要脸之嫌了。因为，祖宗的脸面无所谓，祖宗的江山才是正理。有江山在，就有脸面在；没了江山，别说脸面，屁股都没地儿放了。中国的潜规则，从来都是屁股决定脸面！问题是咸丰的脸和屁股撞车了：明面上，夷人拒绝三跪九叩，让咸丰感觉丢脸；潜底下，夷人打进了北京，让咸丰屁股发烧。最后，脸打败了屁股，咸丰要了脸，屁股没地儿放了，只好到阴间找地儿去了。
“我大清尚有人耶”
肃顺（1816—1861），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雨亭，又字豫亭、裕亭。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的七世孙。父亲和硕郑亲王乌尔恭额是济尔哈朗的第十二代王爵继承人。乌尔恭额有正老婆（嫡福晋）一人，副老婆（侧福晋）两人，副副老婆（庶福晋）五人。八个老婆共生八子。正老婆无子，副老婆各有一子，但只有排行老三的端华长大成人，所以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是为郑亲王。肃顺是副副老婆生的，排行老六，妾婢之子，只落个闲散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