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日本组织了一个政闻社，发表一篇宣言，列出政闻社的四大纲：第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第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第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第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虽然康梁也开倡立宪了，但是一者由于西太后对康梁的仇视；二者由于袁世凯、张之洞等大员对康梁不断攻击他们的耿耿于怀；三者由于康梁曾经的“保皇帝不保太后，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主张；四者由于太后改革也得我来改、尔们算什么东西的脾性。总之，从西太后到汉族大员再到满洲亲贵，都拿康梁当最大的敌人。典型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不知道若按了康梁的路走，这大清还能维持下去。更滑稽的是，革命党也拿康梁当敌人。王笛：《街头政治》，选自《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8页。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八（1907年7月17日），政闻社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革命党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人居然带着四百个打手前去打架了。害得梁启超跳楼逃跑，甚至有革命党人拿草鞋掷到了梁启超脸颊上。革命党人的意思是，中国应该速行革命，还立什么狗屁宪。革命党人的意思也许是对的，但是再对，也不能用武斗的方式强迫其他党派认同，何况你的意思根本不对呢？立宪党认为：“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08页。
梁启超挨了革命党的鞋子却并不气馁。不管如何吧，他要继续工作，派社员回国活动，联络国内立宪派，组织演说与请愿，起劲地忽悠立宪。
革命党呢，直接认为清政府的立宪根本就是愚民，心中自有自己的计划。光绪三十二年（1906），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共同拟制了指导各地举行反清起义的文件《革命方略》，明确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思路，那就是组织国民军，推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至于建国程序，分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一句话，逐步从军政过渡到宪政。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革命党起事如下，可谓是屡仆屡起：萍浏之役、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之役、安庆之役、钦廉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及申河口之役，总计七次。
一边是立宪派的起哄，一边是革命党的炮轰，清政府招架不住了，终于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可是看了大纲内容与立宪日程表，有些人表示失望。
一者，立宪预备期太长。九年，黄花菜都凉了。革命党叫唤要速速革命呢，你改个革却要九年的启动期（其实革命党的《建国方略》里也规定了从军政到宪政的过渡，一口吃个胖子一步走向共和那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后来做总统，要的是总统制，待老袁接了任，却逼人家内阁制）。九年当然是老太后的意思，而且这九年还是大家逼出来的，否则她想拖得更长呢。老太后搞改革，本身就是被逼的嘛，既然是被逼的，改起革来便能拖就拖，能装就装。老太后不傻，小学数学学得不懒，算计过呢，她现在已七十四岁了，九年之后，她就八十三岁了。民间俗语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到那时，自己一蹬玉腿儿上天了，你们随便折腾吧。不过老佛爷算得再妙，也没有算出，两个月后她就要蹬腿儿了，时间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1908年11月15日）。
二者，那立宪内容不够过瘾。关于君权，有这么一大堆：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敬；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经君上诏令批准者不能施行；君上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君上有高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议院不得干预；君上有统帅海陆军、调遣常备军、制定常备兵额及一切军事权，议院不得干预；君上有宣战、讲和、订立条约、派遣使臣、认受使臣等所有外事之权，议院不得干预；君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君上有赏爵及恩赦之权；君上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以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之；君上有命令权，唯已定之法律，不得以命令更改或废止；议院闭会时，遇紧急事，得以诏令代行之，至次年会期，再交国会妥议；皇室经费，由君上制定常额，由国库提支，议会不得置议；皇室大典，由君上督率皇族大臣与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看看这内容，这哪里是立宪限制君权嘛，干脆是立宪巩固君权了。当然君权也不是没一点限制，至少君上金口玉言、出口成法的无限制的绝对专制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是若与日英比较起来，那就差得老鼻子了。日本的天皇，仅是名义上的神圣；英国的国王呢，仅是精神上的尊严。关于民权，也有一堆：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自由；臣民非按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害；臣民按照法律规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臣民规定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臣民皆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仔细考量这些内容，要是能真正实现也算不错。问题是老佛爷活到头了。历史给了她诸多机会，她却不给大清任何机会。她死的当口，把光绪也给拉走了，具体来讲，是在死前把光绪打发上路了，时间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1908年11月14日）。直到今天，光绪的死依然有不些不明不白，有说他是自然死亡，就他那病秧子，再加上终身受老佛爷虐待，能活多长呢？有说他是被袁世凯害死的；有说他是李莲英害死的；当然，更多的人相信，他是被老佛爷害死的。据起居注官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载：皇帝体气健实，并没什么病。有小人跟老佛爷汇报说，皇上听说太后数天拉肚子不停，“有喜色”，于是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92页。于是皇帝就死了。第二天，太后才心满意足地死去。
太后临死前，又把爪子伸到了自己妹妹家。上次要的光绪是妹妹的儿子，这回要的是妹妹的孙子——光绪之弟载沣的儿子溥仪，年号宣统。溥仪做皇帝，他爹做监国摄政。立宪派闻而窃喜，载沣肯定会继承哥哥的遗志，把改革深入下去；还会给哥哥报仇，弄死那袁世凯。结果，载沣没有弄死袁世凯，以足疾为由让他开缺回籍了。有说是心太软，有说是没那胆。心太软是可能的，没那胆也是可能的，因为北洋六镇的骨干全是袁世凯的北洋系，他们要是也起事，就不好收摊了，于是袁世凯好好地回家了。袁世凯一回家，立宪派就伸着脖子掂着脚跟，巴望着载沣在立宪路上步子再大一点，速度再快一点，比如给戊戌变法平反，补恤维新烈士，重新起用维新党人什么的。康有为上书摄政王，在神童弟子梁启超的教唆下，不惜继续说假话（光绪死前康有为不承认围园密谋还可以解释为保全皇上，皇上太后都死了，就没有否认的必要了，但是梁启超认为假话还得说下去，康听了徒弟的），解释前怨，瞻望未来。问题是，摄政王虽然是光绪的亲弟弟，但更是老佛爷的政治接班人，血缘亲情与伦理政治，他都没法触动，所以他不搭理立宪派。更要命的是，他所谓的立宪，比老佛爷还唬弄人。立宪派像多情女人对摄政王张望的当口，革命党继续起事，从宣统继位到武昌起义前，又革命几次：熊成基安庆发难；广州新军叛乱；汪精卫谋刺载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
一边是致命的多情，一边是致命的夺情，两边夹攻之下，载沣的立宪动作启动了：
之一：下旨，谕旨由军机大臣署名，仿照立宪国总理负责制。
之二：下旨，宣示决行立宪，成立资政院，并各省成立咨议局，各省城及通商口岸成立审判厅。
之三：开缺一个奏阻宪政的陕甘总督升允和一个玩误宪政筹备的甘肃布政使毛庆蕃。
之四：由自家人总揽所有军权：编禁卫军，由摄政王载沣亲统，由载沣七弟载涛等人专司训练大臣；派肃亲王善耆、振国公载泽、自己的六弟载洵等人筹备海军，载洵做海军大臣；设立军咨府（相当于日本的参谋部），以载涛为军咨大臣（相当于参谋总长）。一家三兄弟，一个摄政王兼摄大元帅亲统禁卫军，一个海军总长，一个参谋总长。别怪他们，这应该是正常而明智的选择：一则，这是德国那边教的，军权要握在自己手中；二则，中国的历史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三则，袁世凯之后中国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就是军权不专的后果！
与此同时，梁启超挥动自己的笔杆子，给政府立宪出谋划策。同时，立宪党人的线下活动一浪高过一浪，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全国大请愿，请政府早开国会，早立责任政府，从速立宪。请愿的结果，政府下诏缩短了立宪筹备期，准备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国会召开前，先厘定官制，设立内阁。宣统三年（1911），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名单如下：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度支大臣镇国公载泽；学部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法部大臣绍昌；农工商大臣溥伦；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
立宪党人一看名单，傻眼，皇家明摆着是逗你玩嘛，十三位国务大臣，汉四满八蒙一。满八中，皇族又占了五个，这分明是皇族内阁嘛，于是立宪党人又开始鼓噪了：皇族内阁不符君主立宪国公例，要另组内阁云云。可惜历史老人的耐心已到了尽头，武昌起义要爆发了，爱新觉罗家就要谢幕了……老太后泉下有知，不知如何评论她们家的这三次改革？
改来改去，改没了。原因何在哉？
改革诚意不够？是的。清政府何时有过诚意？
改革内容有限？是的。用杨小凯先生的术语概括：后发劣势。放着现成的经验你不学，放着现成的阳光大道你不走，非要大清特色，非要下河摸石头，不摸空才怪呢！
改革时机有误？是的。常言说：不见棺材不落泪，可晚清的统治者见了棺材还不落泪，因为他们的智商决定了他们不知道棺材是啥样，棺材来了也看不到！
人多民傻？是的。既缺少理性精神，还缺少妥协意识（西方哲人言，妥协是政治的灵魂），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跟饿死鬼转世似的，具有强烈的饥饿后遗症，妄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一步登天。否则梁启超也用不着“全国皆我敌”，“挑战四万万群盲”了。更要命的是，挑战的结果，不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导向，不是精英文化在人民大众中的普及与提高，而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导向，人民大众对精英人物的糟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