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被皇帝起复的曾遭张居正打压的不得志官员何其多，自己会试时排名靠后，按常例不是留在京师做言官就是外放地方做县令，能在地方上混成个布政使、巡抚也就到头了，不曾想二次起复后仕途却异常顺利，竟跳出言官系统，转到了实权衙门。而这些，多是拜申时行所赐。
万历十五年，高启愚案发，石星身为右副都御史，理智地选择站在申时行一边，反对属下言官的无理取闹。那次的表现赢得了申时行的好感。当年，正逢京察，工部尚书何起鸣新官上任一月就遭言官弹劾，激愤之下迁怒于左都御史辛自修，上疏反击，引发朝局混乱。最后，皇帝不得不各大五十大板，让何、辛二人双双致仕。申时行投桃报李，向皇帝推荐石星顶了工部尚书的缺。当时，皇帝的陵墓已在京郊天寿山开工三年，替君上修陵墓既是重任，又是美差，办好事也就简在帝心了。何起鸣是个干吏，陵墓大格局已定，并没什么大问题需要担心，石星接手后顺风顺水，工部其余事务，譬如治水这般大事，自有潘季驯这样的大才代劳。
万历十八年，修陵工程进入尾声。石星因表现出色深得圣眷，改任户部尚书，历一年再调兵部。入仕三十载，一路多崎岖，唯有最近五年算得上时来运转，对申时行少不得感恩戴德之心，否则，在都察院就算做到左都御史，终究还是个得罪人的言官头子，而皇帝本人最腻烦的正是言官。
这几年，石星在立储问题上无所作为，固然是不想开罪皇帝，未尝没有以消极姿态支持申时行的意味。自古君王不喜臣子抱团结党，石星不想被人视作元辅的党羽，但与作为文官首领的内阁首辅保持公务上的良好关系还是必要的。
如今，许国去位，申时行人心尽丧，除了附骥其后，以相对体面一些的方式收场，再无他途。剩下两位阁辅，王锡爵心胸狭仄，报复心强；王家屏倒是一心为公，但性子鲁直，凡事不给人留情面。无论谁继任首辅，都不是易与之辈。内阁四去其二，谁将补入？石星一想起内阁补缺，脑海中立马会浮现出于慎行那张严肃刻板的白脸。
重要职位出缺，依制须九卿廷推，一个职位通常会有两到三名候选人，内阁一下空出两个位子，则候选人须有四至六人。由于入选内阁莫不是翰林出身，再以目前硕果仅存的王家屏的资历为参照，候选人无须费什么脑筋就呼之欲出了。
将资历较轻、缺乏实务经验的陈于陛、沈一贯，及长期外放地方的黄凤翔、李维祯等人排除，剩下五个人选竟无一例外来自六部排名最前的吏、礼二部---吏部左侍郎赵志皋、吏部右侍郎张位、礼部尚书于慎行、礼部左侍郎李长春和礼部右侍郎韩世能。
五选二，石星想了许多方案，又一一否定，但无论如何否定，有一条原则不变，那就是吏、礼二部各出一人，不可能出现政出一系的局面。这也是大明朝立国起国家权力架构中最基本的制衡原则。
在石星看来，廷推的最终结果极可能选择年高资深的赵志皋和力强望高的于慎行。考虑到皇帝讨厌于慎行，极可能拒绝，最后廷推只能妥协，退而求其次，让李长春顶替于慎行。
不管谁上位，对石星都没多大区别，因为自己与他们扯不上多少交情。一个嘉靖三十八年的进士和一帮隆庆二年的进士之间的巨大鸿沟绝不是靠几场推杯换盏的宴乐或几次貌合神离的交谈就可以抹平的。不过，只要内阁没有于慎行，那就是莫大的福祉。只要一想起于慎行那帮人强行代申时行署名的恶劣行径，石星胸口据毫无来由地发悸。既然敢挖这么大个坑强推内阁首辅下去，还有什么同僚是他们不敢坑害的？
岳丈突然提起申时行的去留，石星大感意外，一时不好作答。说是吧，倒显得自己巴不得元辅早去；说不是吧，这又是板上钉钉，回天乏术的事。
“岳丈想是在坊间听到什么传闻了吧？”石星岔开了话题。
“都还没醒过神来呢，许阁老就走了，这会儿怕是都在谈论谁会顶许阁老的缺呢。”
石星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德荣得不到回应，也猜不出石星的心思，只得略略踌躇，盘算着该如何引出正题，好把沈先生所教的那些话告知女婿。二人各存心思，书房里陡然出现了令人难堪的沉默。
最后自然还是德荣打破了沉默：“听说这阁老出缺，要六部尚书会同大理寺卿、通政使、都御史九卿廷推选出，不知贤婿可有定计？”
德荣憋了半天，一开口又说错了话。朝廷大计岂是一介布衣小民能问的？况且，石星一向严谨治身，严禁家人干预政事，德荣此问却是犯了大忌讳。
石星念他性子一向愚鲁，又是关心则乱，所以无意计较，他清了清嗓子，端了端架子，然后便保持沉默了。
要照往常，看到这情形，德荣早就讪笑两声，再识趣地闭嘴噤声。可今日他却宛如鬼迷了心窍，竟对石星的脸色不管不顾，继续侃侃而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