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到深秋，地里的庄稼大部分都已进家，现在只剩下了红薯。每年要到霜降以后，甚至要到下了苦霜才能把红薯收回家。
今年秋天雨水少气温高，天气比较干燥，庄稼长的并不好。
天明，我就被喊起来，穿好衣服就出了门。在东南门里边等齐了几个伙伴，就一同直奔大杨庒南地窑厂红薯地。这块地是离家最远的一块地。天明起来，赶到地里东方的太阳已是树梢高。由于离家太远，早饭和午饭都不能赶回去吃，只能在地里自己解决。
同来的几个伙伴都是我的邻居，他们的父母都是和我爹一样，种地主二八地的种地户。因为我们自己要在地里解决两顿饭，所以来时都要到打麦场抱一些干柴草来，以备烧烤食物用。
我们把抱来的干柴草放到红薯地头，就开始了准备我们的第一顿饭。前一段地里可吃的东西还很多，可以烧大豆角，煮大豆子，还可以炸焦芝麻。现在不行了，那些庒稼早进了家，现在地里只有红薯，所以我们也只能吃红薯。
今天我们来了四个人，按以往的规矩是合伙烧红薯。这种合伙烧红薯，只是把各人的红薯拿来放在一起烧，但红薯还是各人是各人的，并不能混着吃。这一点是大家都明白并无条件遵守的。
下边就开始了第一项工作，就是扒红薯。这也是有规矩的，那就是各人只能扒自已那块地的红薯，绝对不许扒别人的红薯。
我来到我家那块红薯地，顺着红薯沟寻找地下的红薯。我知道，凡是红薯藤下，地皮被撑裂的地方肯定会有大块的红薯在其下边。因为只有大块的红薯，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才能把其上部的土块撑破。我很快就发现，一块被撑裂并拱起的地块，知道其下边必有大块红薯躲藏。于是就蹲下来，用手把撑裂的土块挖掉，再把那些耕作土掏出来。在不太深处，就发现了一块细长形的大块红薯。再把那块红薯两边的土掏出来，最后就用两手指把那块红薯抠了出来。这个过程全部是用手来完成的，用不着铲子之类的工具。这块红薯很符合烧红薯的条件要求，因为它的个头大，且又是漫长木锤形。这种体型的红薯好搭架，易烤熟且又不易被烤焦煳。
要准备两顿饭的材料，一块红薯肯定不行。就这样我顺着红薯沟继续往前寻找，时间不大就又挖了三块。四块大红薯，两顿饭足够了。
我两手捧着四块红薯回到了地北头。他们三人也各自从自已地里挖回了红薯，也先后回来了。
学文哥用木棍在红薯沟上挖了个圆形的土坑，在一边留有缺口。这个不太深的土坑就是烧红薯的炉膛，留这么个缺口是准备从这里往炉膛内加柴草。看到他俩把大家挖来的红薯，当着大家的面，在表皮上用指甲刻划成不同的记号，以此来区分不同的归主。然后，我们就把这些红薯，在土坑的周围垒成一个空心的宝塔。
至此，第二个程序，把挖来的红薯垒砌成一个空心宝塔，就算完成了。下边要进入第三个程序，也就是生火烧红薯。这也是整个过程的最关键的程序。弄得好，能把这一窑红薯烧得金黄剔透，老远就能闻到香味扑鼻，吃到嘴里软绵可口，又香又甜赛沙糖。
当然，这要先生成火才行。生火在当时也是一个更关键的技术活。当时在乡下的农村，打火机肯定是50年后才有的东西。就连火柴，当时叫洋火，那也是乡下有人只听说过，但绝对没见的东西。那么，人们在生活中，火源是从何而来？我告诉你，说起来确实可怜，他们的取火方法是火镰撞击火石取火。但是，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种取火方法，要比我们的老祖先猿始人钻木取火先进了许多。
就是这种火镰撞击火石取火，也不是任何人都能行的。在我们四个人中，只有那两位当哥的才行，我们两个只能站在一旁看。
孬孩哥取出火镰和火石，还有一个用泡桐棍筒装的草纸媒。只见他左手握紧火石和纸媒，右手握牢火镰。随即就用火镰用力撞击火石，火星四溅，没几下就点燃了那个草纸媒，取得了火种。随即就点燃了宝塔下炉膛中干柴草，浓烟立即就冒了出来。火舌舔着宝塔上的每块红薯。到此，我们的烤红薯才算真正的开始。
按规矩，两位哥是主烧，我们俩是邦办。邦办的责任我俩也明白，主要是到地里捡干柴草和完成哥们吩咐的临时差使。炉火着得很旺，冒出浓浓的黑烟。哥们正在聊着昨夜的农会开会情况，就是划成分，斗地主，分浮财，分土地。他俩聊得很来劲，有时竟然忘记往炉膛里加柴，眼看炉膛就有灭火的危险。我们当邦办的也明白，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炉子灭了火，主烧顾不及，我们邦办上。
于是我们两个就蹲不来，往炉膛里添加更多的干柴草。瞬时间，炉堂里就冒出滚滚浓烟，接着来的就是火势大旺。我俩看到成果显着，很受鼓舞，就不停的往炉内加柴，当然是火势更旺。
哥们正在那聊得起劲，回头一看红薯宝塔上冒出高高的火苗，立刻惊叫：
“你俩干啥？不能烧那么大火！看把红薯烧煳了。把火小点，慢慢烧。”
“好的，好的，火小点，慢慢烧。”俩邦办立即回应主烧。
于是，就减柴，文火慢烧。但总感到小火慢烧不赶劲，像这样，猴年马月才能吃到烧红薯？无形中，火可能又烧大了。
哥们还在那漫无边际的扯着，我们俩就在那尽职尽责的烧着。
“有煳味了！该翻番了！”
只听学文哥叫一声，立即来到红薯宝塔前：
“快停火！你们把红薯烧焦煳了！不让你俩烧那么大的火，你们就是不听！看把红薯烧成啥了？再烧一会就成一堆黒焦灰了！”
停了火，把烧煳了红薯从火堆中扒出来。发现迎火面都烧焦煳了，而背火面则尚是生的，没烧着。
没办法，扒了宝塔，重新再垒起来。不过这次是为了专烧生的那一面。
这一次不敢让我们邦办操作了，就有他们主烧亲自下手烧炉。我们俩邦办就去干我们的正事，去捡干柴草。由于我俩的蛮干，把本来有富余的烧柴已提前烧完。现在红薯还尚未熟，还需要柴。怎么办？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只好去捡柴草来。
最后，把我俩捡来的干柴草也烧完了，这也只好停了火。等消了浓烟，才看清红薯宝塔的真面目。从上到下一团乌黑，几乎分不出红薯的真面目。把塔扒开，立即就能闻到一种焦煳味，很是呛鼻！看来，这窑红薯是真烧过了头！
原来红薯上做的那些标记，早已被烧得无有踪影。当然，也就无法分辩出那个红薯是谁的了。
按理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是很少的。但是，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也不可怕。因为它有一套大家都认可的规矩，可友好解决这个难题。
具体说，就是让长者或非责任人先挑，晚辈或责任人收底。
他们俩虽不是什么长辈，但他们是哥。在弟面前哥总是长者。所以这一堆烧焦煳的红薯就有两位哥们先挑。我们两位弟们，又是责任事故的制造者，理该收底。结果是，他们把那些大的，焦煳得不十分严重的都挑了去。剩下的，我就不用再描述了。不过，你也能想象得到，都是一些啥样的。
这次算我俩倒了霉。第一次烧得有点夹生，第二次又烧过了头，基本上全烧焦煳了。那些大的虽说也被烧焦煳了，但中间尚有不少未煳的好肉。而那些小的就不同了，由于它的体积小，不耐烧，焦煳了的部分几乎一直到了中心！哪还有能吃的？所以，我和老得只能啃一点焦煳的红薯焦煳灰沫，到嘴里感到苦得很，根本无法吃。最后，也只能落得个满嘴乌黑。
就这样，我们还得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笑着过了这顿饭。
谁让我们比他们小，力不如人呢？不能得罪他们，不然他们发起狠来，不与我们玩儿，就坏了！
你想啊，这块地离家那么远，每天都是天一明就下地，有时到天黒还不能到家。到处都是一人多高的庄稼棵，一个人在这小路上走，确实够怕人的。万一从庄稼地里窜出个什么东西来，不要说是妖魔鬼怪了，就是一只兎子，也能把人吓个半死！再说，我们俩年龄小，玩不转那套火镰撞击火石打火的把戏。弄不着火，咋烧东西吃？一天两顿饭呢？咋弄？所以，大事上我们俩就离不开他们。这一点，我们俩知道，他们俩更是明白！
本来要吃两顿饭的时间，由于这次烧红薯的失败，拖拉了很长时间。草草的吃了点烧焦了的红薯焦灰，实际上肚子并没能填饱，在这里又没其他的东西可以下肚。再烧一窑红薯吧，所存的干柴草已烧完，要临时再弄些来也不易；同时也有点不想干。因为，这肯定又是我俩的事。
所以，我就提议提前回家。至于怕别人偷红薯的事，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就随他去！
这个提议得到了他们三人的支持。于是我们就拔腿往家走。
这时已是晌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估计应是下午的三点多钟吧。当时没有这个时间概念，白天都是以太阳的高低来说时间的。
我们往回走，太阳热辣辣地。早晨来的早，穿了个破棉袄。到了晌午太阳又好，走起路来感到热燥。只好把棉袄脱了顶在头顶，以遮太阳。老得也学我的样，把他的破棉祅也顶在头上走。
一路慢慢地走来，他们两个当哥的走在前，我们两个当弟的走其后。我听到孬孩哥说，他想当民兵。说民兵可以发枪，有了枪什么都不怕了。并说拿着枪可以打地主，甚至说把地主都打死。学文哥倒是较文雅，他说想去上学，将来当个老师。
我只在他们后边跟着，没敢接他们的话茬。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干啥？要上学吧，还真有点怕老师打；要说当个民兵吧，感到自己还小，扛不动那杆快枪。再说，我也怕那玩意儿，弄不好走了火，不是好玩的！
“渴了，弄点啥解解渴？”
我正在后边胡思乱想地走着，听到前边的孬孩哥叫着。
“我也渴了。上哪弄点啥解解渴去？”学文哥也叫起来。
于是，他俩就站在那四下瞅着。跟在后边的我们俩也只好停下来，看他们怎么办？大主意，我俩听他俩的。
“这里又没井，上哪弄水去？快点回家喝水吧。”老得站在那，向两位哥建议。
“不行。家太远了，现在渴得不行！得弄得啥解解渴？你俩到那块红薯地里扒两块红薯来，让咱解解渇。”
孬孩哥就直接命令俩小跟班去扒人家的红薯。
我从头顶棉袄的缝隙中四下瞅瞅，发现路北边就有一块红薯地。再往远处看，这块红薯地的最北头还能看到一个低矮的茅草庵子。
“不行。这块地咱不知是谁家的。扒人家的红薯被逮住了，可不得了。”我向两位哥申辩。
“没事。这时候地里哪会有人看。再说，就两块红薯又能咋着。快去扒！”学文哥也坚持让去。
“你看那有个庵子，说不定就藏有人。我也不去，怕被人逮住。”老得也表示不干。
“有个破庵子又咋了？这时候哪会有人！你听着，让我喊喊看。”于是孬孩哥就扯起喉咙来喊：
“北头那个破庵子里有人吗？有人就快钻出来！”连叫数声，没见动静。于是他就说：
“咋样？没人吧？没人。快去扒，没事。”
“说不定他故意不出来。等我们去扒了，他才突然窜出来，把我们逮个正着呢！我看咱还是回家喝水吧。要不，俺俩再回去扒咱自已的红薯来。这样保险！”我向他俩哀求着。
“你说什么混话！返回咱地里比家还远呢。要把人渴死咋的？快去扒！不然以后不理你！”
看来他是真恼了。我明白，这就是给我俩下的最后通谍。
我看看老得，老得也看看我。我俩也都看看那两位哥，他们都黑着脸。
我只好把头顶的棉袄拿下来，交给了孬孩哥，让他给我拿着。老得也同样把棉袄交给了学文哥。
就这样，我俩赤膊走进了，路北不知是哪家的红薯地。在红薯秧下寻找那被撑裂的地缝。这不难，因为我们天天都在干这事。时间不大，就发现了目标。于是就蹲下去，挖开被撑裂的土块，下手去抠出了一块红薯。我拿着这块红薯将要直起腰来，就听到地南头的孬孩哥大叫：
“你俩快跑！地北头来人了！”
我一惊，朝北看去，果然看到有两人从地那头飞奔而来，还边跑边喊着什么。
事情突变，真是说时迟那时快。最担心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也不容多想，扔了手中那块该死的红薯，拔腿就跑。待我跑到地南头两位哥的面前时，两个捉贼者也赶到了跟前。他俩气喘呼呼，用手抓住了我一只光胳膊，并不停的说着：
“我叫你跑！你还跑不？这回让我逮住了吧！”
老得的下场也和我一样。也被一个人拧住胳膊，在那数叨。
这两人我们都认得。他们就住在俺集东头，我家的后边，坑北。都姓杨，年龄比我们大得多，都已结婚成家。
当然，他们也认得我们。
抓住我的那位叫杨敬，他有一个弟弟叫杨学文。
说来也是真巧，今天扒红薯被杨敬逮住。为此，第二天我就被弄进了学校。走进一年级的教室，我的同桌就是杨敬的弟弟杨学文。他是我这一生中，学生时代的第一个同桌。
咱不说明天的事了，接着还说今天的事。
杨敬抓住我的光胳膊，问我：
“你叫王正，是吧？”
我被吓得六神都无了主，说不出话来。只好点头承认。
“你扒了俺的红薯，是吧？”
我也只好点头，认账。
“好，你小孩。回去找你爹算账！”
杨敬松了我。这样我就更怕了，找我爹算账，那能是闹着玩的！我立即就软了下来：
“杨敬哥，你饶了我吧！我就扒了你一块红薯，还给你扔在那了。以后再不敢了，行吗？”
“不行。现在都解放了，你还偷东西。不能饶了你！”
说罢，他俩就朝地北头走了。
老得的命运也和我一样，人家也扬言要找他爹算账的。
我们站在那都傻了眼。他俩把棉袄都还给我们，我俩都乖乖的把棉袄穿在身上。不敢再顶在头了，因为那太招摇。
老得吓得哭了。我也想哭：
“这咋弄？闯下大祸了！”
“没事。不就是两块红薯吗？何况我们也没要他的，都还给他们了。”两位哥都在安慰我们。
“就你俩，喊着渴，叫俺俩去扒人家的红薯，叫人家逮住了！”我对他俩的不满，终于暴发了出来。
“你不能这么说！你俩去扒人家的红薯，让人家逮住了，可不能怨我们呀！”这是孬孩哥说的。
“不是你叫去的吗？你吆喝着渴了，非叫我们去不行。你咋就不认账了呢？”
听到他们这样说，老得也恼了，撕破了脸与他们吵起来。
“反正是你们去扒人家的红薯，让人家逮住了，与我们没什么关系！至于，是我们叫你们去，你们可以不去呀！既是你们去了，那就你们的事了！”学文哥是这样说的。
我们知道他俩耍了孬，也没办法。因为我俩打不过他俩，只能把恨藏在心里。
回到家，家里没人。没钥匙，也进不了屋，只能在院内转悠。
天到快黒了，爹娘和姐才回来。我什么话也没敢说，只在屋里床上睡闷觉。娘过来摸摸我的额头：
“不发热。哪里不舒服？”
我懒懒地说：
“没。想睡会。”
“睡啥睡？爬起来吃点东西去，天黒了再睡！”娘看没事，就吼我。
我总是担心会有人来，因为他说要找爹算账的。真怕他真来了，那真是要大祸临头了！这时对我来说，真是可以用那个词来形容：惶惶不可终日也！
我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向老天祷告着：快把时间飞过去吧，一下子能跳到明天，就万事大吉了。
“家里有人吗？”
我在床上刚想迷糊，就听有人在外边叫。我立马把眼睁得老大，来了！
“谁呀？有什么事吗？”
我听到娘出了屋门，与什么人打着招呼。
“王卓在家吗？”
听到来客又问。
“在家。哪一个？”我听到爹说着，也出了屋门。
“你两个呀。咋？有啥事找我？”
我听到爹与他们接上了茬。
“你那个小子回来了吗？”
听到来客问我爹。
“回来了，回来了，早回来了。咋？找他有事？”
我爹很客气的与来客对着话。但从话里也感到了一些疑惑。
“他回来，没跟你说啥？”
“没说啥。回来就歪床上睡了。咋？有事？”
“那有事。他在地里扒了人家的红薯，让人家逮住了。他回来没说？”
“啥玩意儿？扒人家的红薯？他没说呀！这是啥时候的事呀？”
“就是今下午的事。人家把你告了，现在来抓你哩。”
我在床上听到这里，才知道真是坏了菜了！为一块红薯被告了，还专门派人来抓爹。我还能在这床上装没事吗？看来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了！翻身起了床，来到了屋外。
“你，你，你扒人家的红薯了？”爹的话已不成句。
我站在那浑身打颤，吓得说不出话来。只回答爹一个‘嗯’字。
“看他认账了吧！”
来的两个人也没再多说，就看到一人从腰里掏出一根麻绳，三下五去二的就把爹五花大绑了。爹的双手被反绑了个结实，推着后背就出了院。
这时我叔和婶听到院里有动静，就出屋来。当看到我爹已被那两人推着出了院，忙问咋回事？
“我也不知咋回事？来两人说咱孩子扒人家的红薯了，就把你哥绑走了。”
我娘惊魂未定，对俺叔婶说着哭了。
“来的这人，是啥人？”我叔又问。
“人倒是都认识，都是咱东头的。一个是殷梳，另一个是卫孩。都是跟着梁区长干事的，还背着枪哩。”我娘说。
这时从南也过来三个人。走到面前，看到前边走的是麻欢，也被绳捆住双手。后边也跟了两个梁区长的兵，也都背着大枪。
看来，老得的爹也没能逃脱。
爹被绑走了，全家人就开了审问我这个罪魁祸首。我只好把扒人家红薯全过程交待出来。
你想，全家人哪个会饶我？都不会！
同时，我也不能希望能有任何人饶我！因为我作的恶太大了！把爹都邦走了，还不是罪大恶极？也可以叫罪恶滔天！
就这样，任凭全家骂。让骂足了，骂够了，骂烦了，最后是骂累了，天也明了。
我正担心着，新的一天该咋过去？还没起床，就听到爹在外边与我叔说着话。
咋了？难道说，我爹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