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势，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同时具备，即出现了恰逢其时、恰在其地、好的机会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助成“毕其功于一役”的合力。这里的“时”即时机。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同样一件事，彼时去办，也许无论花多大的力气都无法办成，而此时去办，可能“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的“事”是指具体将办之事。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同样的事情此时该办亦可办，彼时却也许不可办亦不该办。可办则一办即成，不可办则绝无办成之望。这里的人即具体办事的人。一件事不同的人办会办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两个人，这个人办得成的某件事，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办成。所谓乘势而行，也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由恰当的人选去办理该办的事情。
当然，我们更应清楚，在诸多因素中，对时机的选择与把握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说是我们“乘势”的灵魂，这就犹如我们平常发表对某件事情或对某件事做一个决策的看法。在许多事情的处理与运作过程中，特别是在商场的行事中，即使你是一个身位显赫、举足轻重的人物，即使是你的意见很富有科学理性、意见绝对正确、决策十分果断准确，但如果你想让你的意见或决策起到更大更有力的作用或影响，你也必须选择恰当的时机，乘“势”而发。否则，说早了没用，说迟了徒然自误；说的场合不佳，效果不大，甚至带来负面的作用。这就是“势”的作用。
胡雪岩能够成就一生事业，在许多场合、事件中游刃有余，就是因为他善识时务，懂得乘势而为。
在中国这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交通运输、矿山油田、土地等等这类产业和物资从前都是国家所有的，以交通运输来说，铁路、公路、船舶、飞机，都在国家手中控制。到改革开放很久以后，这些公共设施式的生产资料才开始向私人管理者开放，多以租赁形式出现。比如租公共汽车的，租火车的，但租飞机和租航线，在中国还绝无首例。1991年7月，一个温州苍南县的农民打破了这个首侧，这个农民不足30岁，名叫王均瑶，十几岁就开始在码头上南北闯荡，贩卖生意。其中他在湖南长沙生意厮熟。由于往返温州与长沙交通不便，王均瑶萌发起包租飞机的念头，这实际上是包租了一条航线。从温州至长沙，从长沙至温州，每周两个班次。王均瑶经过慎重市场调查，与两地民航部门谈妥条件。于是这条温州至长沙的包机航线便告开通，成了中国民航史上个人包租飞机和航线的先例。
王均瑶以他所在的苍南县金城实业公司与湖南省民航局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主要内容是：客源由苍南金城公司负责，每次航班付租金1．7万元，盈亏俱由金城公司承担。湖南民航局则提供一架安24型飞机，每周往返两个航班。温州民航站运输科也与王均瑶签订了地面保证协议书，负责售票、值机、安检以及温州市区至机场的旅客接送诸事务。
1991年7月28日，王均瑶包租航班和航空专线成功后，他便进一步扩大他的这个成果。1992年4月5日，王均瑶注册了一个公司，取名叫“苍南天龙包机公司”，注册资金60万。苍南天龙包机公司开业后，很快又开通了上海-温州-上海、上海-黄岩-上海两条包机航线。此后王均瑶更将包租业务蓬勃发展起来，先后与国内6家民航公司开辟了10条国内客运包机航线。在这些包机航线中，要数温州至昆明的航线最长，全线1818公里，运行的是波音737大型客机。从温州直飞昆明只需2小时40分钟。至此，王均瑶的苍南天龙包机公司已形成了温州至全国的航空交通网。到1992年7月，王均瑶将原先的“苍南天龙包机公司”更名为“温州天龙包机公司”，注册资金也由原先的60万人民币增至200万人民币。
王均瑶从一个卖荒货的农村小伙子，跨进了体面的大老板行列。王均瑶的事业成功，在于他能看出专有航线的商业价值，也能看透国营民航经营不善的根本原因。王均瑶参透这二者中的商机并乘改革开放之“势”，才敢于善于，最终实现了商业盈利。
妇人之仁要不得
男人之所以要善识时务，是因为只有如此，才会心中有数，才会具有超人的胆略，才不会犹豫不决，更不会有妇人之仁。
时势是什么？就是格局，就是态势。它是变动的，对人的作用和意义也不是永远相同的。审时度势，是兵家必须恪守的一种战术，而且，是否善于审时度势，是衡量一个将领素质的重要标准。如果敌国还没混乱，而要攻取它，则必劳而无功；敌国局势已经混乱而不乘机攻取，便是坐失良机。
古时有很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审时而动，乘机攻伐。所以，未乱之时，应该安抚民心，养精蓄锐，以待其弊；敌国已乱之时，应该果断举兵攻伐，切勿误机资敌。古人云：“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三国时代，姜维屡次征讨魏国，劳民伤财，结果都是无功而返，其关键就在于他不能审时度势。周文王政宽养民，富国强民，于是能以少取多，越王勾践抚恤民众，最后也是以弱胜强，其关键在于他们能正确地审时度势。正是能否审时度势，让这些同样出色的男人却得到了胜败相反的结局。
在中国历史上，成就大业的男儿很多，而李世民却是其中的佼佼者，也还是因为他善识时务，才造就了强盛一时的大唐伟业。
唐朝时，颉利发兵进攻突利，突利派使者来唐求救。皇上便向众大一臣征求意见：“我与突利是兄弟相称，关系不错，现在他眼前有急，我不能不救。但是我们和颉利之间却有盟约在先，互不侵犯。这该如何是好呢？”众大臣相互窃窃私语。兵部尚书杜如晦说：“皇上，戎狄无情，终当负约，我们不能拿盟约来约束自己。如果当今我们不乘其乱而攻取，今后我们就会后悔莫及。而乘乱取胜，乃是古之道也。”接着，张公谨也认为可以攻取，并且具体陈述攻伐的理由。第一，颉利纵欲肆凶，横行霸道，专横独断，谋害善良，昵近小人，是一位昏君。由此，君臣关系不顺。第二，颉利属下的同罗、仆骨、回纥、廷陀等部自立君长，不服颉利，意欲反叛，内部混乱。第三，颉利被别人怀疑，他现在出兵征讨，必兵败无疑。过去欲谷丧师，无抚足之地。兵败将折，没有多强的战斗力。第四，北方正值霜旱，天气寒冷，而粮草却又匮乏，不能久战。第五，颉利疏远突厥，反而亲近诸胡，而胡人本性反复，变化无常，大军临近时，其内部必然发生叛乱。第六，华人在北方很多，他们结屯而聚，保据山隘，都有归附之心，王师出击之日，必然望风响应，可以里应外合，打败颉利。种种情况足以说明，颉利外强中干，不堪一击。这正是乘乱攻取的好时机。
李世民觉得这样的分析很有道理，便决定派兵进攻颉利，援救突利。出兵不久，唐兵攻破定襄，大败颉利，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实践再一次说明，乘机攻乱，必定胜利。
“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应该有孤军深入的胆略，不能迟疑不决，前怕狼，后怕虎。真正的善于乘势者，必须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勇往直前，无所疑惧。犹豫两可，瞻前顾后，往往会坐失破竹之势，给敌人以喘息休整之机，一旦敌人并力固守，就难攻破了。
据《新唐书》记载：李世民在讨伐敌人时，往往率兵乘胜追击，不断巩固并扩大战果。李世民与薛仁呆大战，薛仁杲招架不住，便率残兵奔逃。李世民则指挥将士马不停蹄，乘胜追击，一路高歌。窦轨觉得这样穷追敌寇，士兵疲劳，要求休息一段时间。他对李世民说：“我们这样一路追杀，很辛苦疲劳。万一中敌引诱之计，怎么办？况且，我们已经取得胜利。应该就此打住，停止追杀，打扫战场。”李世民听后哈哈大笑：“你讲的不无道理。但是，你可知道，我已经考虑很久。对我们来说，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全面的胜利，就在眼前。对敌人来说，大势已去。剩下的也只是残兵败将，没有多强的战斗力。所以，战斗的主动权和决胜权仍在我们手里，我们应该乘着破竹之势，一鼓作气，将敌人一网打尽；要是停下来放走敌人，便是坐失良机，后果对我们是不利的。”于是，继续前进，追杀逃兵，直至捣毁敌人的老巢。
又如李世民大战刘武周大将宋金刚时，宋金刚大败，逃跑如鼠窜，当时，诸将都劝李世民不要穷追不舍，孤军深入，怕有伏兵危险。不如“留壁于此，候其粮毕集，然后复进。”李世民不听，日夜加紧追赶，结果大破刘武周。刘武周彻底崩溃，便与宋金刚逃往突厥，请求避难，但突厥却腰斩宋金刚，刘武周所属州县均告失守，统归于唐。
把握时势，是做事情的关键。忽视这一点，就将难以乘时势而定下大决策、做成大事情。
看准时代的形势
一次机会可以改变一个男人的命运。作为一个男人，在任何时期都要有把握时机的能力，尤其在干事业初期，这种能力决定了男人的发展。像搜狐公司的张朝阳、海尔的首席执行官张瑞敏，都是善于把握机遇、善于利用机遇的企业家，同时，他们也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机会不是靠等待的，只有那些识时务的男人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机会，成大事。
刘永好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机会仔细地做好准备，所以当别人纷纷下马时，他成功了。正如他所说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1992年，刘永好有意识地提出了一个口号：“要抬头看路。”
刘永好的善识时务有三层含义，一是不断学习，二是把握大的方向，三是了解市场的潮流。
另外，在经济界，尤其是国内的企业界，一种政策的确定，往往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更是需要时刻“抬头看路”。这是刘永好对识时务的一个总结。
对于时机的预算，刘永好说：“我们抓住了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先机，早走了几步，赢得了竞争优势。如果没有改革开政，就没有今天的‘新希望’事业，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话。有些经商者是靠胆量与拼搏，其中也有少部分人靠聪明才智抓住双轨制下的机会获得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单靠胆量和勇气，甚至是利用双轨制下的政策机会的可能性越来越少，这是历史的必然。做生意应该脚踏实地，坚苦创业的传统不能丢。另一方面，要顺时代潮流而动，去探索，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不断创新，还要用现代科技武装自己，像掌握最新的生物科技和技术，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企业发展才更有后劲，不落伍，才更有发展前景。
“显然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饲料业我管得相对少一些，但有时间了光用来打高尔夫球还不行，因为社会已经进入高科技时代，加入WTO后，新机会需要去把握，新的经验需要去探索。这几年我们做得多的是在金融领域里投资发展机会，先是成为民生银行的主要股东，抓住这个机会，民生银行的上市又给我们带来收益和回报，我们相信在民生银行的投资是正确的，回报很好。民生保险我们也是主要股东之一。另外，我们会在金融方面加强研究的力度，为此我们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团队研究金融业的发展趋势，研究世界经济一体化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更好的结合，研究在一个相对垄断的领域里，在逐步开放的过程中把握新机会，求得快速的发展，把握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抵抗可能的风险，把握金融行业逐渐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民族金融资本如何与国际趋势有机的结合，存在的发展机会与潜力。我觉得我们做研究有所准备，就有可能迎接新的挑战，不至于落后。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加大了研究和投资，同时我们也加大了资本运作的力度。组建的新希望农业上市公司，经过两年多的劳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也积极参股一些上市公司。把金融和投资做成产业投资的板块。我觉得这是一种积极的心态，也是一种产业的创新，我们一家传统的饲料企业，怎么在金融领域做些投资发展，这是一个新的机会。”
面对中国“入世”，刘永好把它又当作事业的一个机会，而为此，他早已准备和盘算了多年。他说：“我们五年以前就开始为WTO做准备了，当时认为我们的准备晚了，以为很快就会加入，结果一等就等了五年，这五年，我们研究中国加入WTO前后会带来一些变化和一些机会，怎么样去迎接这样的一些挑战和把握这样的机会，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们为此成立了一个战略研究中心，这五年来，我们对很多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研究我们的主业，农产业。我们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后，种植业会受一定的影响，因为中国人均土地少，成本高。另一方面，我们的养殖业会有大的发展，因为养殖业靠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加入WTO以后，原料、粮食的价格会下跌，对养殖业会有利。另外我们养殖业的出口一直受到一定的限制，加入WTO以后，养殖业的限制会弱化，这就是说，我们出口的可能性会增加，也就是说，我们畜牧业有较大的发展，这对我们的饲料业和肉食品加工业是非常大的利好，这是我们研究的成果。所以我们继续不断地加大这五年来在饲料业、食品业方面的投资，包括我们在成都一个美好火腿肠连续上了好儿条生产线，成为西南最大的一家肉食品加工基地。我们认为加入WTO以后，住房会有很好的市场，我们在五年以前就开始在房地产方面进行投资，我们现在已经在上海，在大连，在成都，在其他的城市投资，今年我们开发量超过了60万平方米，明年可能会有上百万平方米，这也是我们研究的成果。
“我们积极参与国外的贸易，进出口的贸易每年大约一亿美金或者多一点，我们成为最早有进出口权的私营企业，并且在跟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以及世界上大的粮商建立的贸易活动中，我们奠定了基础，为加入WTO以后的粮食进出口的放开做好了准备，国外包括美国的这些大的粮商也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总之，在国际化这方面，我们加大了步伐，我们现在已经在海外建了5个工厂，引进了海外的资金；运用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的资金，我们在西部联合组建一些化工厂等等。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是有成果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我们已经准备五年了。”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这是一条真理。许多男人抱怨机会不来敲门，可他们哪里知道，机会来过，而且等了很久，可他们却正在匣子里面做着发财的美梦。
善于算计的刘永好积极地走了出来，不仅站在门口等待机会，他还主动去寻找机会。种果树行不行，卖菜行不行……最后他决定了养鹌鹑，他的机会来了，他成了大气候。
别一条路走到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