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街，难忘的故居
90年早春，初到河口时，我家在太平街租了一个两层的黑色的木板阁楼房。这条街，是明清时代留下来的一条很有历史感的老街。是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挥去的故居。街道比较窄，两边都是两层楼的黑色的大木板的门面房。可以想见，百十年前，这条街上一定是商业繁华。沿着街道走到头，就到了汉江河的一个码头，如今这码头早就成了妇女们洗衣服的台阶。然而，清早，码头上，仍然是渔民们一早来卖鱼的小市场。虽然，眼下太平街已经没有繁华的店铺了。但是我家对面的王六家是打烧饼的，王六家隔壁陈家是开布店的，我同学王鹏家是开私人诊所的，其他比如修自行车的善爷爷，各式各样的杂货铺等都还是有的。因而，人多嘴杂，太平街有时还真不“太平”。
住在门面楼上的租户，仿佛都没有自家的厕所，整个一条街也就只有两个厕所，东西两头各一个。所以，总是见到邻居们走来走去，很多情况下，就是跑到东边马路拐角处去上公共厕所。清早，妇女们也就常常会端着尿盆、屎盥的去倒。到了中午做饭的时候，半条街的“厨师们”又都会集中到靠近中间的两个公共的水龙头，或者就蹲在地上洗菜，淘米，或者是提两个水桶来打水。有时候，人多就难免就会磕磕碰碰。都是街坊邻居，大家多数情况下，会互相谦让，维持先来后到的秩序，有时还会排个队的。要说这排队吧，虽然是好，但也偏偏是这排队，会排出问题！
我家隔壁有一对小两口，妻子挺着个老大的肚子，但还是她做饭。有一回，她去水龙头前淘米，半蹲下来时，由于肚子太大，屁股就不自然地翘得远，一不小心就撞到了对面街上老丁家媳妇的脸上。这老丁家媳妇原来是排在她后面，蹲在地上择米的。这媳妇，结婚四五年了，就是生不出娃，所以当时就急了，大骂“你这屁股往哪儿蹭，都蹭到我脸上了！生不起就别生！蹶这么老高还到这儿淘米！”挺着大肚子的媳妇，连道歉都没来得及，就被骂得面红耳赤，米也不淘了，就一扭一扭回家了。
怀孕的妻子受了气，做丈夫的自然是不能袖手旁观了。小伙子，出来讨公道，要丁家媳妇赔不是。那丁家媳妇仗着她老公人高马大，哪里肯退让半步，她还一肚子气没撒完呢！她这么多年生不出孙子，不知道被公公、婆婆数落了多少回，如今又让一个挺大肚子的屁股蹭了脸！那小伙子，没讨到公道，反而给了丁家媳妇撒野的机会。吵得是越来越凶，一街两巷，看热闹的越来越多。那个怀孕的媳妇，也出来了，拉着丈夫往家走，一点小事不值得闹得邻里不和睦。丁家媳妇的老公站在旁边不作声，仿佛她家媳妇有理一样。那挺大肚子的丈夫，被老婆这么一拉，仿佛正好拉响了他的导火线！这小子哪里是吃素的，他冲进屋就端了一杆猎枪出来了！“老子，轰死你这泼妇！”呵呵，一个大老爷们儿，人家女人家吵架，你端什么枪嘛，有种去跟她老公单挑啊。大概是自知挑不赢，所以只好拿枪出来吓唬吓唬。巷子里的大爷大妈们都出来了，有的就上去夺枪。于是，小伙子，瞪着眼，嚷嚷着就进屋去了。从此，小两口也不和大家说话了。男的去打水淘米，女的生完孩子后，似乎就不见了。想来，大概是没多久，那年腊月我家就搬走了。
我家出租屋的房东姓周，他一家住在门面木板楼的后面。木板楼与他家隔成了一个二进的院子。入门须是穿过木板楼的过道。于是，房东把大过道中间隔了一堵墙，再装上木板的排门，就变成了我家。楼上本来是与他家的二楼连着的，于是他们用竹席沿着下面隔过道的墙，也隔了一个小阁楼。但是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后院的平房里，门面上的阁楼就是堆杂货的。我和弟弟，就住楼上。
房子非常的小，条件非常的艰苦。上厕所要跑到两百米外马路边上的公共厕所里。街坊们也都是这样的。小阁楼，上下两层，面积一共有16平方左右。下面，刚好放得下一张小方桌，几把小椅子，一张床，一把木梯子，一个煤炉子和案板。楼上的面积比下边还小，刚好放一张床，中间掏了个洞，放那把梯子上下用的。梯子就放在我爹妈的床面前，很陡，每次上下楼，都很害怕会摔下去。楼上用竹席隔开的另外那边，就是房东家的杂货仓库，其实还是很大的。只是一个空屋子，堆满了灰和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里面还有一个破的大缸。我和弟弟，把连接竹席的铁丝掰开，趁房东夫妇去他妈家过周末的时候，我们就过去寻宝，其中就找到了一个又重又笨的千斤顶。父亲不仅没有骂我偷东西，他还用一个塑料袋把千斤顶包好，乡下二爷来的时候，就让他带走了。大概，父亲对这房东也没什么好感，或许就是贪小便宜。
晚上，特别是冬天的漫长的晚上，小阁楼上，前后都往里边灌风。房东家与木板楼中间的院子空空的，形成了一个风窝，北风从后面破了的窗户和木板的宽宽的缝隙往里冲，而面朝街的南面的木板更是形同虚设。大风裹着雪花从缝里都能飘到我脸上。母亲担心我和弟弟冻坏，于是用一片塑料布，把我们睡的床整个地盖了起来。
晚上时间长，有时就很尿急，憋不住的时候，我俩就把席子掰开个大洞，尿到那个破的大缸里。这样一个冬天下来，加上憋的尿量又大，那个破缸就来不及风干。楼板也都是厚厚的木板，缝隙太大，因此，破缸里的尿就流到木板上，又从阁楼上渗下去，滴到了房东的小过道上。有几回，正滴在房东夫妇身上。大概房东晚上也是听到过“破缸引水”的声音的。但是他们知道一定是我们兄弟俩在撒尿，小孩子大雪天尿急，没办法的。毕竟他们家也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儿子。于是，他们也不好埋怨什么，只听到有几次，女房东跟我妈抱怨说，她们家的老鼠很厉害，在阁楼上面撒尿，都滴下来了。我妈还不知道是我们兄弟下的“雨”，于是只好说：“是啊，有几个晚上，确实听到楼上有老鼠爬来爬去的声音。”
上厕所都要跑几百米远，要想洗个澡就更难了。我爹妈都舍不得花钱去洗澡。整个一冬天和一个早春，我记得就洗过两次澡，平均两月洗一次。我和弟弟身上都长了很多蚤子。难怪，在学校参加运动会的时候，我有几次差点摔倒。后来老师说，我贫血、体质差。我猜想，大概就是被蚤子吸走了太多的血。
六月，天气暖和起来了。我和弟弟才脱掉里面贴身穿的秋衣和秋裤。一个初春，这两件衣服都没有换过。妈妈整理了一大篮子脏衣服，用自行车推到河边码头上去洗。五六月，河水比较浅，码头边上的河床都露出来了。石头缝里有许多的河蟹。我和弟弟就光着脚，在水中的石头缝里找螃蟹。有时，跑到妈妈身边看她洗衣服。妈妈把我们的秋衣翻过来，给我俩看，上面爬满了喝得肚子发红的蚤子。妈妈咧着嘴，用眼睛看了看旁边洗衣服的妇女和男人们，还好，没有被人看到，她赶紧把我们沾满蚤子的衣服使劲沉到河水里去了。这下，这些蚤子们可要好好喝个饱了！我和弟弟，也不敢说话，怕引起别人注意，让人看笑话，又跑开去捉鱼蟹了。
在太平街的生活，很艰苦。父母完全要改变生存方式。再也不能像在农村，只要按照季节变化，春天播种，夏天就有粮食收；夏天插水稻，秋后就有大米吃。父母务农挣的辛苦钱，还在乡下时，就被三天两头的接待给挥霍光了。家里根本没有什么积蓄。更何况，我们三个姐弟还要上学交学费。刚来时，给余老师家帮工，帮了三四个月，就挣了两百块钱。后来，外公又托他以前的老部下，给妈妈找了一份在棉花厂扎麻袋的差事。这个工作，妈妈很自豪，她常常在我们面前满意地说，在农村干惯了农活，所以手比较快，她比城市里的那些妇女都扎的快。扎一个麻袋二毛钱，一天她可以扎20个。每星期有30元工资，但是没有活儿的时候，就没有工资发了。而且这点工资要养活一家五口吃饭，所以腌菜肉沫就是最好的下饭菜了。每次吃饭，我抱怨饭菜难吃的时候，妈妈就使出了她的传统武器：“嫌饭菜不好吃。哼哼，现在还有的吃，将来你们学习不好，考不上大学，连饭都没得吃，吃风喝沫！种地！现在你们户口被迁到这里了，连地都没得种了！”
外公的历史问题
我家能从莲花堰搬到老河口市来，源于外公的历史问题。因为，要从农村转学到城市，特别是到师范附小插班，那时候，没有城市户口还不能呢。所以，我们生在农村，又要转户口到城市里来，就跟外公一生职业生涯的跌宕起伏紧密关联。
1976年之前，外公和外婆也是住在莲花堰的。外公本来是在（老河口）县革命委员会任职的，据说级别是副县长，官还挺大的。土地改革开始后，外公被派到竹林桥镇主持工作，当时竹林桥镇的办公点就在莲花堰。因为莲花堰有供销社、粮食局、诊所、学校、祠堂、和尚庙等，交通也方便。外公主持枪毙了一批大地主。50年代搞什么运动的时候，外公就被关了起来。因为他在革委会的时候，写过什么大字报。于是他那些老同事们反攻倒算，说他是南下解放干部中的国民党奸细！先是被关押在襄阳市“襄北农场”里进行劳动改造。我外婆就被下放到了莲花堰当农民。外公被放回来后，等于也同时被下放到莲花堰继续改造。改造还没有结束，他很“荣幸”地就搭上了“特殊时期”的班车。母亲就出生在莲花堰，她就在那个“分子”三天两头被批斗的日子里度过了担惊受怕的童年。
后来，母亲常跟我讲，她小时候，因为家里有个“分子”，在学校常常被人欺负。被这个推来，被那个踢去，没人敢和她玩。都怕沾上她。外公是个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的“危险分子”。有时候，毫无预料地，家里就冲进来一帮人，用麻绳把外公一捆就托出去批斗了。在大队的稻场里，全村男女老少都来看批斗。让外公跪在碎的瓦片砖块儿上，或者捆着两个胳膊吊在树上，能听到他胳膊上的骨头“咯咯”地响。外婆和妈妈还以为他胳膊断了，被放下来一看，没断。于是就拉去游街。从大队一直游到竹林桥镇上，半夜才拖回来。外公居然还活着。
外公没有儿子，本来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就是我大姨妈，外公还在革委会时，她就在县剧团工作了。外公出事儿后，大姨已经调到宜城县副食品公司了，她在宜城就嫁给了我那个从朝鲜战场转业回家的姨夫。所以外公被批斗的时候，大姨就没敢回家，怕受到牵连。二姨和三姨，小时候养不起，就送了人。只有我妈，一直陪在我外公、外婆身边。她也是唯一始终陪着我外公受活罪的小女儿。外公被斗得走不了路。可是一家三口，还得吃饭，还得挣工分儿。14岁的时候，妈妈就开始跟着大人们下地干活，要算人头、挣工分领粮食。她一个小女孩子，要顶外公这个成人的活儿。大队盖房子，要拖土坯，也是这个小姑娘没日没夜，在月亮下面帮我外公。妈妈从小就被当成一个成年劳动力来使了。
就在特殊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妈妈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是远近出名的大美女。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嗓子是出奇的好，颇有国色天香的品质。在代替外公到外地修水渠的时候，晚上乘凉，大队组织在稻场里开联欢会，母亲都是《朝阳沟》，《红灯记》，《小二黑结婚》这些戏曲里面绝对的女高音。她一出声，不仅几个大队找不出一个男的来配，而且远近十几里都听得到她的声音。光是莲花堰大队里，就有几个大家的男青年上门来提亲。但是，就因为我外公是“分子”，所以母亲完全没有自由恋爱和选择的权利。最后，连逼带压，母亲嫁给了时任大队会计的我的爹。虽然，在那个年代，我爹也是穷人出身，而且是穷的叮咚响的家庭，肯定是贫农。父亲当家早，人精明能干，16岁就给大队办差了。父亲是他们六个兄妹中的老大，从小他就能吃苦。下雪天，还打着赤脚。我外公、外婆也算是看着他长大的。只不过，他并不是我妈妈的白马王子。结婚几十年，他们依然是经常吵来吵去，母亲更是没少受家庭暴力之苦。
1977年，外公的那些事儿终于都被平反了。他回到县里继续他的农委主任。可是，妈妈已经有了姐姐，一时就被搁在了莲花堰。她又狠不下心，放不下脸面跟我爹离婚。于是外婆也陪着妈妈留在了莲花堰。就这样，直到我出生后，外公才把外婆接到县城去。然而，过了几年单身的生活，听说外公在县城已经有了另一个女人，就是以前他的革命战友。但是，外婆上了街，就暂时中断了。1979年冬天，外婆病的很厉害，外公派来了一辆吉普车，来接她上县城看病。临行的时候，她对我妈说：“英儿啊，（我妈妈叫耿党英）你不要哭，等我病好些了，就回来给你照顾孩子。”可是，外婆这一去，就没有回过莲花堰。直到1983年8月，她被一辆驴车驮回来，只是她躺在上面，用一个席子裹着。妈妈已经先前一天去了县医院，在太平间看过了外婆。她哭得不省人事，怎么回的莲花堰，她都记不清楚了。有感于外婆对于我家无私的付出，对自己父母都不很关心的父亲，唯独对这个岳母，极尽孝子之情。他倾其全力，给外婆办了一场很风光的葬礼。
外婆在县城没呆几年，就突然去世了。于是，外公有了一个新的妻子，就是我们的继“奶奶”——焦梅英。这个外婆当然是没法跟那个外婆相比的。她一辈子没有生过孩子，也不怎么喜欢孩子。有句俗话说：“不下蛋的母鸡，不护窝。”即使这个后“外婆”并非一无是处、尖酸刻薄透顶，但要让她去像原来的外婆——魏素莲那样，去爱妈妈和大姨妈她们，也是不现实的。就这样，妈妈一直被耽搁在了莲花堰。
外婆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天天盼着上街，去看外婆。总是盼望快点过年。一到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父亲就骑一辆自行车，前面坐着我和姐姐，后面坐着妈妈，妈妈怀里抱着弟弟，一家五口就上街来给外公、外婆拜年了。除了过年，就盼着放暑假了。外公那时要上班，外婆身体很不好。所以，我们只能在暑假的时候，能上街住几天。多数情况下是我上街，姐姐和弟弟在家，因为姐姐可以照顾弟弟，这样爹妈就可以安心下地干活了。外婆去世后，外公就把姐姐接到县城来上学了。但是这个新“奶奶”，为人刻薄，姐姐受了许多气，也吃了很多苦。直到1990年我们全家搬上街后，姐姐这才又和我们在一起了。也少看那个“后婆”尖酸的眼色了。
外婆一走，我们兄弟对上街拜年也不太感兴趣了，或者年龄大些，不喜欢那种热闹了。大年初一去拜个年，吃顿饭，就匆匆回到莲花堰。后来，我们慢慢长大后，这个后“外婆”，我们叫“奶奶”，也不是那么刻薄了，大概也学会了怎么去容纳，去接受非亲生的外孙们。无论怎样，这个“奶奶”对我们这些外孙的感情，总是没有对她自家亲兄弟的孩子们亲。这大概也是人之常情。真正能爱屋及屋，一碗水端平的后妈是需要很高的奉献和牺牲精神的。
所以，外公最大的历史问题，在于他对他的孩子们，特别是他的小女儿——我妈妈的感情的债。他不仅仅是耽误了妈妈的青春、爱情、婚姻和事业。他还间接抛弃了外婆，直接地永远地伤害着母亲。至今，妈妈还常常思念外婆，一想起外婆悲惨的，颠沛流离的人生，就泣不成声。所以外公的历史问题，在家庭层面上是感情的“历史问题”。为了弥补他给母亲所造成的伤害，以及因为外婆的去世给母亲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外公利用完全充分和正当的平反政策，把我们的户口都迁到了市里。也就有了我们在太平街的故事。
外婆家的公鸡最爱啄我屁股
还记得外婆活着的时候，她在自家后院养了一群公鸡、母鸡和小鸡。其中有一只红冠，金爪的大公鸡。也不知道为什么，它总是对我那么凶。每次我脱了裤子去解手，它都扑着翅膀，像疯了一样来啄屁股。都记不清多少次，裤子都提不起来，吓得哭着往屋里跑，外公，外婆就出来轰走它。以后，再出来解手，外婆的火钳子就成了我的武器。可是，每次，我拿着火钳，也不敢打它，仍然被公鸡追得哭。
夏天的午后，大人们睡觉的时候，是我们偷偷跑出去捉知了的时候。有时，妈妈就拿着棍子，找我们回来睡觉。太阳晒得我头上起了几个大脓包。外公拿着一个酒杯子，里面装着烈洒，给我挤了脓包，擦上酒。有时，他在那棵梧桐树下，坐在那把老椅子上，一边摇着扇子，喝着茶，抽着烟，一边故意嘶哑着嗓子给我、弟弟、张红星，一帮伙伴讲西游记的故事：孙悟公，唐僧过火焰山。他说他还能让抽进肚子里的烟从眼睛里出来，我们都瞪着眼睛看，烟是怎么从他眼睛里出来的。外公，就哼哼几声，使劲抽上一口。然后从手指头指到眼睛说：“快看，出来了吧！烟子！”“哇，哦。”我们都惊叫着。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就把烟从眼睛里弄出来了，骗的我们这些傻小子目瞪口呆的。
冬天，总会下雪的，总盼望能下大雪，等到雪没膝深的时候。野兔跑出来觅食，常常就陷在麦地沟里走不动。我们就用塑料袋裹了腿去找野兔。所以，冬天，我们脚上差不多都会冻着水泡。后来，外公到县城里上班，放假回来，还捎来樱桃，挤了樱桃汁，装在小瓶子里。脚上有冻伤后，他就把樱桃汁取来，擦在冻的伤口上，他说可以治冻伤。不管是在莲花堰还是在老河口的县城里，我始终都怀念着外公、外婆，怀念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每一个难忘的童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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