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尧帝时候的洪水，不仅是天灾，还是人祸。人祸就是由鲧的治水而来的。鲧治水，越治越严重，不仅水患未平，就连黄帝朝的核心价值观，也在一天天流失。尧帝和舜帝，这时候已经结成了重建道德的同盟。如果要达成道德的重建任务，首先就必须解决鲧的问题。而要解决鲧的问题，首先又必须解决水患的问题，要拿出一种真正解决水患的办法。
对于水患，尧帝束手无策，舜却有自己的办法。舜的办法就是：“决川”。舜的思维其实很简单，既然鲧的办法不能根本治理水患，而且危害还越来越大，那么就算没有新的办法，立刻按照鲧的办法的反面去做，至少也可以消除更大的隐患。
于是那些从前被鲧的办法堵起来的河道重新被疏通了，所有的堤坝都被推倒。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那些诸侯的土地面临下一个洪水季节被淹的命运。但各个诸侯都明白，这一天迟早要来，晚痛不如早痛。所以很多诸侯都能够服从大局。但肯定也有一些诸侯不满意，有一些挑动内乱的苗头。只不过没有等他们开始内乱，舜帝的下一个动作又来了。
那就是将天下划分为十二个州，按照地域政治地图来进行治理。这个制度其实在黄帝朝就已经发明了，前面我就已经提到过。当时黄帝发明这个政治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弱各地诸侯的权力，让行政权集中到国家。但随着诸侯的继续分封，再加上大洪水对国家制度的破坏，尧帝不得不依赖诸侯共建国家，诸侯的权力又膨胀起来，甚至出现了损人利己的道德问题。现在舜帝重新确立这个管理体制，正是对症下药。由于这是早在黄帝朝就开始奉行的制度，所以舜在推行的时候虽然面临阻力，却也能够最终成功。
而就在重新划分十二州的同时，舜又加强了法制建设。舜一方面对法制进行了改革，放宽了一些刑罚，同时又增加了一些刑罚。无论放宽还是增加，都是为了重建道德的需要。放宽的刑罚，包括以墨纹面、割鼻子、剜膝盖骨、割生殖器和死刑，都用流放来加以代替。犯罪的可以用黄铜赎罪，因为过失或者天灾而犯罪可以免罪。而增加的刑罚则是官府打板子，学校用荆条。对于长期犯罪累教不改的，严惩不贷。
舜的法制改革对于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是用流放来代替严刑苛法，这是一个创举。舜之后，直到两宋时期，才有了“不戮大臣”的规定，大臣犯罪一律流放。而且两宋对于武将和普通人，还是照用大刑不误。两宋之后，就连“不戮大臣”也废除了。
而舜的时代，则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不用严刑的时代，同时也是唯一一个所有人民都不用严刑的时代。这充分体现了舜作为一个草根政治家博大的人文情怀。舜的这种人文精神直到现代社会才得到普遍的奉行。
但舜对法制的改革也产生了一个弊端，那就是用黄铜赎罪。这开启了后世有钱人无视王法的先河。只要可以用钱财赎罪，就可以让有钱人凌驾于穷人之上，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人民大众则困苦不堪。对于这一点，舜在他的法制体系中，并没有相应的预防措施，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但因为过失和天灾免罪，却又让舜在法制探索上前进了一步。舜第一次让“犯罪故意”作为定罪依据。如果不是故意犯罪的，将不会因为运气太背而受到惩罚。不过，在舜的时代，他能够做到的也只有这些。在现代法制体系中，“过失犯罪”依旧是需要受到惩罚的，紧急避险如果超过限度，同样是要受到法律追究的。但当时舜能够认识到过失和天灾的作用而让这些人免于处罚，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
当然，正因为舜的这个局限性，也让罪犯有了更多辩护的余地，这对于官吏判案来说，有了更多的弹性，最终必然造成邪气压过正气。这一点下面再说。
在舜的法制体系中，除了减轻刑罚的内容之外，还多了官府和学校打板子的刑罚，同时对累教不改的并不减轻刑罚。这是为了道德教化的需要。因为无论官府还是学校，都是推行道德的机构。官府是为了成人的教化，学校则是未成年人的教化。在教化上面，舜认为如果要弘扬正气，抑制邪气，就必须依靠强制力量，而打板子就是最好的办法。当然，在打板子上面，也是有所区别的，官府的板子，可以打得人血肉横飞；学校的板子，最多就是打出几条血印来。这是因为未成年人是可以塑造的，而成年人必须压服。
而对于那些彻头彻尾反道德的人，舜就毫不手软了，道德只是给愿意讲道德的人准备的，不愿讲道德的人，舜也就只好用刑罚来对付了。
总之舜的法制体系，有着鲜明的教化特色，对于普通民众比较宽松，对于大恶之人较为严厉，对于对抗道德的人寸步不让。而同时，舜的法制体系又带着鲜明的草根特色，他深知民间对于刑罚的反感，所以才会崇尚宽容。他深知道德对于普通民众的重要，所以才会在道德上大做文章。他深知恶人对普通民众带来的危害，所以才会对大恶之人特别严厉。
但舜的法制体系也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1】太宽松，起不到日常生活中惩恶扬善的目的；【2】有弹性，有的宽恕有的不宽恕，对于官吏的道德水平和判断能力依赖严重；【3】给了奸邪之人尤其是有钱的奸邪之人更多钻空子的机会。
所以舜的法制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代表了一种草根理想的法制体系，但这种法制体系最终必然起不到保护草根的作用，因为理想代替不了现实。所以根据我的猜想，在舜建立他的法制体系之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不见上升反而下降了。
但舜的法制体系虽然有些天然的缺陷，却产生在一个合适的时代。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舜的法制体系虽然无助于提高草根的生存状况，却对诸侯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舜的法制体系是一种着眼全局细节毛躁的法制体系，所以诸侯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会首当其冲受到法制的冲击。在关键时刻，舜也会毫不手软地拿诸侯开刀。这对于道德的重建有着积极的意义。
而舜对他的法制的推行，也正是从拿诸侯开刀开始的。
当时在舜的面前，横亘着四座诸侯的大山，是舜帝推行道德法制的拦路虎。一个是讙兜，一个是共工，一个是鲧，一个是三苗。这其中，讙兜和共工是一个同盟，另外两个是各自为政。
讙兜和共工的反道德同盟，在整个黄帝列朝一直是一个大问题。这其中，共工族一直站在前台，曾经发动过颛顼朝的叛乱和帝挚朝的复辟事件。这两次事件，由于继任的帝喾和帝尧都奉行自然哲学和自然政治，所以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一再给共工族重新崛起的机会。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共工族一直就是跟黄帝列朝有着政治分歧和道德分歧，共工族本身还是有着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的，所以无论他们怎么反叛，黄帝列朝的君主都认为可以通过政治和道德的手段逐渐让他们认同新道德，以和平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帝尧的时代，讙兜和共工还被帝尧作为贤人招到朝中为官。
但尧帝是对黄帝列朝的道德奉行得最为狂热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对讙兜和共工这一系政治力量抱着审慎的态度。讙兜曾经试图在尧帝急于禅让的时候推荐共工担任君主，对黄帝列朝进行和平演变，这一点被尧帝识破了。派共工去管理手工业，果然共工就暴露了自己的本质。
舜帝上台之后，本着不姑息养奸的原则，直接将讙兜流放到南蛮的崇山，同时将共工流放到北方的幽陵。富有意味的是，舜帝在处理这两个诸侯以及另外两个诸侯鲧和三苗的时候，不仅公布了他们的罪状，明示了“流放”的处罚，而且在处罚之后还给了他们道德使命，那就是分别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执行“教化”的使命。
对被处罚的人委以重任，这也是舜的一个创举。当然，在黄帝朝，也多次对投降的部落首领进行重用，但那是战争之后。像舜这样在和平年代重用罪犯的情况，这完全就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在舜帝之后，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又开始出现了这样的制度。
正是舜帝的这些处罚，第一次在中国法制体系中实践了“惩罚与教育并重”的观点。让破坏道德的人去建设道德，既是一种赎罪，也是一种教育，同时对于民众还有更大的示范意义。
而舜帝对于鲧的处罚，则是在从事实上推翻了鲧的治水办法之后，对鲧再也没有顾忌，从而顺理成章地进行处罚。
而三苗则是蚩尤战败之后迁到南方的九个部族其中的三个，分别住在荆州、长江下游和淮河一带。这里是九个部族中跟中原直接接壤的部分。其实南方部族趁着洪水之际发难，也未必就只有这三个部族参加，舜帝大约是为了不扩大打击面，直接将这三个部落的首领流放了事。
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鲧在传说中最后被舜帝杀死了。这大约是鲧到了东夷的羽山之后没有好好地进行自我的道德改造，依旧推行他那些损人利己的治水办法，最终激怒了舜帝，以累教不改之例将他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