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坚
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大概是孙武的后人。
董卓专权,天下诸多州郡,纷纷兴兵付伐董卓。孙坚也参与其事。孙坚率兵前进,到达鲁阳,与袁术相见。袁术于是和孙坚联手,又表奏他为破虏将军,兼领豫州刺史,于是,孙坚就在鲁阳休整部队,厉兵秣马,准备进军讨伐董卓。
初平元年冬,在鲁阳稍事休整,孙坚便想进军讨伐董卓。出发前,他派长史公仇称带兵去催促军粮,为此,他在鲁阳城东门外集合官属,设帐饮酒,给公仇称送行。董卓听说孙坚要起兵,派东郡太守胡轸引兵赴鲁阳迎战。孙坚正和部属饮酒谈笑,胡轸的先遣骑兵突然袭来。
孙坚命令部队整顿阵容,不得妄动,自己则饮酒谈笑自若。敌人的骑兵越来越多,孙坚这才慢提起身离开席位,引导将士们有条不紊地进入城内。孙坚对部将们说:“向坚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诸君不得入耳”。胡轸见孙坚兵马整齐、纪律严明,斗志旺盛,不敢攻城,撤兵离去。鲁阳之战孙坚不战而屈人之兵,显示了其善于用兵的胆略和才能。
孙坚率豫州兵进占太谷阳人,董卓听说孙坚进占阳人,立即派胡轸为大都护、吕布为骑督,带五千人马,前往迎击。胡轸性急,出兵时预先扬言:“这次去,要当斩一青绶,部队才会整齐纪律。”诸将听他这样说话,心中颇为不快。
部队行到广城,离阳人城还有几十里。天已经很晚了,士马劳累,应当驻军休息,而董卓预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也要求在广成住宿,秣马厉兵,养精蓄锐,然后再乘夜进兵,天明时分攻城。但诸将都嫌忌胡轸,想败坏他的大事,不想让他成功。于是,吕布等人便说:“阳人城中敌兵已经逃跑,应该快点去追赶,寻求战机。否则,就没有机会了。”胡轸便率军连夜进发。
到阳人城下,城中守备十分严密,偷袭不可能成功。这时,军队饥渴困顿,士气低落。加上是在夜间,没有堑壕工事防御。将士们刚刚解甲休息,吕布又令人传布谣言,说孙坚率城中将士乘夜来袭。军众黑夜中,不明真假,扰乱奔逃,弃盔甲,失鞍马,十分狼狈。孙坚乘势出城追击,胡轸全军溃败,部下督华雄也被斩杀。所以,斩华雄的是孙坚,而不是关羽。
孙坚阳人一役获胜,名声大起,威望更著。
董卓亲自引兵与孙坚交战,结果遭到孙坚重创,他留下吕布掩护,自己转守渑池和陕城。孙坚挥兵,进攻洛阳,与吕布接战,吕布最终不敌而败走,孙坚大军进入洛阳。当时洛阳空虚,数百里内没有烟火。孙坚入城,见此惨状,无限惆怅,潸然泪下。他命令部队清扫汉室宗庙,用太牢之礼祭祀。孙坚修复被董卓挖掘的汉室陵墓,引兵回到鲁阳。
孙坚可真是个大英雄啊!他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演义中的获得玉玺而潜匿不言,这是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实在是有损孙坚的令德。
陶谦
陶谦,字恭祖,丹阳人。少年时以不羁闻、敖戏无度,后好学,为诸生,仕州郡,举茂才,拜尚书郎,先后出任舒县令、卢县令。其后迁幽州刺史,徵拜议郎。其“在官清白,无以纠举”,在那汉末“豺狼当道”的年头实属难得。中平二年北宫伯玉等率领羌胡进犯三辅,灵帝忙派遣皇甫嵩讨伐,皇甫嵩召拜陶谦为扬武都尉一同出征。
时年陶谦五十四岁,已算一个老官僚了,却也能在仕途一路高升,可见陶谦无论在政绩和军事均有其真才实料,方能在汉末乱世立定脚跟而不倒。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冬十月,青、徐两州黄巾复起,攻打郡县。朝廷以陶谦为徐州刺史,镇压黄巾军。这是陶谦为官生涯第一次作为主帅出征,但陶谦却也不负圣命,一到徐州就任用亡命东海的泰山人臧霸,及其同乡孙观等为将。结果一战便大破黄巾军,剩下的黄巾军也被逃出徐州境内,北上青兖两州。一直到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被公孙瓒大破于东光,余部进入兖州为曹操打败收编为青州军,在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和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跟随曹操又打回了徐州,这恐怕是陶谦始料未及的。
这才是真正的陶谦,陶恭祖可不是什么仁人君子,他可是一个老狐狸了,能在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都不是靠简简单单的爱惜百姓这种可以称霸一方的。在黄巾破走后,徐州境内晏然。陶谦上表拜臧霸、孙观为骑都尉,令其屯琅琊郡治开阳,驻守徐州北面。是时徐州两遭黄巾之乱,战火过后“世荒民饥”。如果不好好处理,饥民再来一次黄巾之乱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要解决百姓举义的问题,就先得解决吃饭问题。陶谦此刻体现出了其优秀的政治能力,他想到了一个好法子——屯田。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陶谦表下邳人陈登为典农校尉,在徐州境内实行屯田。陈登时年二十五岁,年纪虽轻,能力却强,一上任便“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在陶谦、陈登的努力下,徐州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收获“粳稻丰积”。徐州屯田比起公孙瓒在易京、曹操在兖州的屯田早六年,可称汉末第一个想到屯田解决粮荒之人。
陶谦担任徐州刺史年间,北面的青州、兖州黄巾之乱此起彼伏,徐州却是太平无事,“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此皆陶谦大行屯田之功。
陶谦虽然为徐州地方最高官员,可他并非徐州土著。在徐州为官,必须先和当地豪门名士搞好关系。徐州豪强士人中几位重要人物:东海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的豪强,被陶谦“辟为别驾从事”;下邳陈登,公族子孙,时年二十五,为东阳长,陶谦表其为典农校尉,将屯田重任交与其手。
有了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我们应该明白陶谦可真的是不简单啊。《三国演义》七分虚构,三分史实,完全把陶谦当成一个年迈无能的封疆大吏,虚构的程度可是达到八分了。
公孙瓒
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东汉末年献帝年间占据幽州一带的军阀,汉末群雄之一,出身贵族。因母地位卑贱,只当了郡中小吏。因为他出生不好,而刘备是正牌的汉室宗亲。两人一拍即合,公孙瓒有家庭背景,但出生不正;刘备出生皇室后裔,但家族没落,两人各取所需,成为了患难之交。公孙瓒他貌美,声音洪亮,机智善辩。他外向的性格和刘备内向的性格正好互补。涿郡刘太守很赏识他,将女儿许配给他。后来跟卢植于缑氏山中读书,粗通经传。后又被举为上等郡吏。刘太守因事犯法,发配日南。当时法律不许部下随槛车同行。他就化装成侍卒,带上刘太守日用品,驾车护送。行前,他跪在祖坟前说:“昔为人子,今为人臣,我应随刘太守到日南去。日南瘴气弥漫,我恐怕回不来了,在此我就向祖上辞别了。”他慷慨悲泣,拜罢起身而去,围观的人无不感叹。后在途中获得了赦免。公孙瓒,书佐出身,靠自己的才能逐步作到中郎将,以强硬的态度对抗北方少数民族,做战勇猛,威震边疆。
公孙瓒被任命为辽东郡附属国的长吏后,有一次公孙瓒跟随数十名骑兵外出巡逻关塞,看到数百名鲜卑骑兵,公孙瓒就退到空亭对随行队伍说:“如不主动进攻必将被杀。”于是手执长矛策马带队冲入鲜卑队伍,杀伤数十人,虽幸于死,自己也损失过半。鲜卑人以此为戒,再不敢轻易越进关塞。公孙瓒升迁为涿县县令。正是由于公孙瓒在涿县当县令,刘备才能在涿县当扛把子,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官匪一家亲”吧!
公元178年-公元184年,边章、韩遂叛乱,朝廷从幽州(今北京城西南)征发三千精锐骑兵,并给予公孙瓒都督行事的符节,统帅此三千骑兵。公孙瓒率军到蓟中时,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人张纯引诱辽西乌桓首领丘力居等叛乱,攻占右北平郡(今河北丰润东南)、辽西郡属国的城市。公孙瓒以三千骑兵追讨张纯等叛贼,立下战功,升为骑督尉。此时,属国乌桓首领贪至王率众归降公孙瓒。公孙瓒又升为中郎将,封为都亭侯,进驻属国,此后的五六年间,与北方少数民族争战不断。
公元188年,乌桓丘力居部到青州(今山东淄博临淄北)、幽州、冀州(今河北临漳西南)掠夺。公孙瓒与张纯、丘力居等战于属国石门,张纯等大败,张纯于是抛下妻儿逃入鲜卑境内。公孙瓒继续追击,由于太深入,反被丘力居围困于辽西管子城二百余日,粮尽士溃,士卒死伤大半。丘力居军也粮尽疲乏,远走柳城。朝廷诏拜公孙瓒为降虏校尉,封都亭侯,又兼领属国长史。公孙瓒于是统领兵马,守护边境。每次一听到敌人来袭,公孙瓒马上声疾色厉,作战时像是打自己的仇人似的,甚至一直打倒夜深。从此乌桓都害怕公孙瓒的勇猛,不敢再来进犯。公孙瓒要是能生在中国近代史上就好了,他可是外战内行的典型代表,绝对是民族英雄。
华佗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华佗被后世誉为“外科之祖”,他通晓几种经书。根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性情爽朗刚强,淡于功名利禄,曾先后拒绝太尉黄琬征召他出任做官和谢绝沛相陈珪举他当孝廉的请求,只愿作一个平凡的民间医生,以自己的医术来解除病人的痛苦。他乐于接近群众,足迹遍及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深得群众的信仰和爱戴。华佗懂得养生之道,当时的人们认为他年龄将近一百岁,可外表看上去还象壮年人一样。又精通医方药物,他治病时,配制汤药不过用几味药,心里掌握着药物的分量、比例,用不着再称量,把药煮热,就让病人服饮,同时告诉服药的禁忌或注意事项,等到华佗一离开,病人也就好了。如果需要灸疗,也不过一两个穴位,每个穴位不过烧灸七、八根艾条,病痛也就应手消除。如果需要针疗,也不过扎一两个穴位,下针时对病人说:“针刺感应应当延伸到某处,如果到了,请告诉我。”当病人说“已经到了”,随即起针,病痛很快就痊愈了。如果病患集结郁积在体内,扎针吃药的疗效都不能奏效,应须剖开割除的,就饮服他配制的“麻沸散”,一会儿病人就如醉死一样,毫无知觉,于是就开刀切除患处,取出结积物。病患如果在肠中,就割除肠子病变部分,洗净伤口和易感染部分,然后缝好腹部刀口,用药膏敷上,四五天后,病就好了,不再疼痛。开刀时,病人自己并不感到疼痛,一个月之内,伤口便愈合复原了。
张机
张机,字仲景,东汉南阳人,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朝政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官府衙门不想办法解救,却在一味地争权夺势,发动战争,欺压百姓。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