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9年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生活在县城，随后姝姝出嫁，老家留守的只有父母和弟永芳。到2005年二堂兄在县城购房迁到武平县城，父母和弟便成为朝岭村家园的守望者。每逢清明或中秋，父亲就会提前打电话问我是否要回去。清明或中秋是传统醮墓的季节，每次醮墓都是由父亲准备好祭品如花纸、三牲、银纸、香烛、香和炮竹等。去年清明堂兄天带我们去醮墓，堂兄尚在家搞后勤煮菜准备午餐。醮墓是有规距的，先由长辈介绍墓主的情况，然后清扫墓地、压花纸、摆三牲、洒上酒、点香烛、敬香、烧银纸最后燃炮竹就完成了，收上祭品到下墓地。那天醮完墓回到家差不多快到中午一点了，大家洗涮一下就入席聚餐。自二堂兄迁到县城后我们一大家族相聚齐的机会不多，现在大家能聚一起父亲甚是高兴，一入席就主动举杯要敬大家，举起杯一仰脖子一杯酒已落肚。我很少敬父亲，即使有敬酒也是象征性喝一点，从没有满满杯的敬过一次，倒是堂兄天和父亲交谈甚欢，二人常在一起喝酒论英雄，席中他们必有二三个回合整杯整杯畅饮，有时我们退席了，他们二个还在继续。父亲嗜酒，喜欢自家酿的黃酒，席上若逢上堂叔财，他们便会斗嘴又斗酒，谁也不服输。父亲好客，席中不管碰上谁来，他必吩咐母亲拣上碗筷酒杯，邀请客人入席，不等客人应答，父亲自己很快去透回米酒，倒满酒杯，客人盛情难却只好入席。
父亲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那时****正在闽赣开辟革命根据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国共正在内战。1937年7月7日夜发生卢沟桥七七事变，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二个月后父亲出生在竹石寨下梧地小山村。父亲自己从未把自己的出生跟抗日相联，他所能知道的在那艰苦的日子他从小就过继给其叔叔，而其叔叔参加红军去了。父亲在我大学毕业后曾多次提到其叔叔，嘱咐我要去寻找，但我终未放入于心。父亲11岁那年，其父母过逝，姐姐已出嫁，其哥自己温饱尚没法解决，其叔叔杳无音讯，父亲那幼小的身躯要为一日三餐奔驰。父亲究其一生与贫困、悲苦相随。父亲属牛，其一生就象一头黄牛，在贫困、悲苦的日子里为我们撑起了一片阳光，终其一生为子女操劳。
1957年未开始全国上下浮夸风四起，竞放农产品产量“卫星”。在那个没有天灾却饥饿的年代，那年冬天父亲身穿破棉袄外加一件破马卦卑微地走进了朝岭母亲的家门。那时母亲满肚的委屈十分不愿意嫁给一无所有的父亲，但是那时母亲的哥哥外出求学已毫无音讯，母亲必须承担传承家族的重任。母亲虽不情愿但还是在村口与父亲相会，单独见面母亲时只问了一句父亲：“愿意永远住在朝岭吗？”父亲说愿意，这门亲事就定下来，没过二天他们就去中堡公社办理结婚登记。可第一次父亲母亲办理结婚登记却未办成，登记时工作人员问一句“你们是自由恋爱的吗？”老实巴结的父母不敢大声应答说是而打发回去。父母只好过了半个月再去办结婚登记，这次他们有了上次经验说好是自由恋爱，可工作人员却没再问直接就登记了。
结婚第二年父亲就去参军了，那时台海非常紧张，台湾将中正先生还雄心勃勃准备光复大陆。1958年8月23日******先生一声令下百万炮弹举轰台海对面的金门，开始了跑击金门战役，作为刚参军在福建省守备师服役的父亲在晋江围头参加了炮击金门战役外围守备。那时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刚结婚的母亲混然不知道父亲正在参战，当本公社的父亲战友石全昌传口信邀请母亲去部队探亲时，母亲犹豫不决。那时爷爷刚去世，家里只剩下母亲与侄女二人相依为命。母亲安排侄女荣住在堂叔财家，藏好仅有四升米后的随父亲的战友石踏上探亲之路。现在和母亲聊起那次唯一探亲之旅，母亲还是迷迷糊糊的，只晓得在中堡镇上住了几天，县城住了几天，然后坐上汽车到龙岩转车，龙岩转车到漳平，漳平转车到厦门，最后厦门坐火车去，一路上目不识丁的母亲只能紧紧拽着石。可石和父亲并不同一个驻地，交代另外人带母亲去后先于母亲下车。母亲一个人留在车上听着一片听不懂的哇哇声，自己又不会讲普通话，母亲那个焦急心慌啊真不是我能想象的。当那个好心人带着母亲出现在父亲面前时，父亲一定惊呀的高兴的说不出话。父亲从没有和我们说起过他们在晋江围头见面时的心情，可我能想到那时父亲即使满怀激动也不会表现出来。
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从未吵过，但是我大学毕业了，结婚了，做父亲了，关于父母争吵的事就听的多了。父亲虽出生贫寒，可做人高傲，自尊心极强。父亲从梧地入赘朝岭，有些人常嘲笑他不是朝岭人，滚回梧地去，父亲气不过回到家就会向母亲撒气，早期双方就常为此争吵。父亲曾极力鼓动母亲跟他回梧地，可母亲不曾动过心。每每母亲辩不过父亲，母亲就会说出父亲当初的承诺。母亲一说出承诺父亲就冇话讲了。后期父亲为弟弟的病操劳烦心，弟弟因病看不到一个未来而纠结。弟弟原学习一直很好，中考结束准备毕业了不知咱的就患上精神分裂症。随后弟弟的病就时好时坏，住院也几进几出，还到处寻医。父亲年岁渐老，可弟弟的病未彻底治好，媳妇也没有着落，弟弟就成了他的心病。怒其不争，加上心烦父亲有时就难免发火。
我3岁那年，大姐8岁，二姐5岁，大姝刚出生，父亲心一激就上山砍了几根杉木拆下老房进行改建，除了支付泥匠师傅几块钱工资外，其余的工资都是父亲换工子付的。父亲未曾放弃回归梧地的心，我8岁那年，父亲在梧地开了新地基与其哥伯伯合建了一幢楼房。1981年全县开始分田到户，父亲终于实现愿望把大姝和弟弟的户口一起回迁梧地，分到了三份田，把梧地的灶门打开。那时父亲二头都要照顾，常年奔波于梧地朝岭间，弟户口虽迁到梧地却住在朝岭，只有大姝随父亲去了梧地。父亲为了多点收入到雪竹下采松脂了，梧地只有十岁的大姝看护灶门。人生地不熟的大姝常被欺生一气就缀学。
父亲思想开明，不管男女均尽心尽意送子女去读书。父亲常对我们说：“读书你们尽力去读，只要能读得去，我砸锅卖铁都会送你们去。”大姐二年级时，向小伙伴一承诺不读书了就信受承诺不去读了，二姐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大姝是改变环境而缀学，二姝初中毕业后还回读了几年也没考上；弟弟中考后患病还没再读。我读书相对比较顺利一直读到大学毕业，父亲非常记得82年送我一中的情景。那时收入虽不多，又同时三、四个孩子一起在读书，但父亲一定在开学前能把学费交到我们手中。我用钱虽不乱花但常用过头，有一次我写着“速寄20元钱”纸条捎回去，父亲一时没有只得东借西借还是准时把钱捎来。父亲当时没说什么以后有几次说起父亲就告诉我要钱也得提前说一声，不能屎出了再来挖屎坑。
父亲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还在集体争工分的时候，父亲就选比较辛苦工分高的活做，如采松脂、挑担等，后来政策放宽父亲做过小生意，碾过香粉，作过豆腐，种过磨姑，贩过烟等。父亲每从事一种职业都不是很成功，但不管多苦多累父亲从未在我面前啃过地声，我浑然不知道父亲的艰难，我快乐地成长着。父亲对家的爱，对家的责任身教于行，我们六兄姝都深受其影响，大姐带着我们弟姝快乐地分担家里的活，如帮农活、砍柴等，二姐初中毕业后认为她年龄较大能更好地照顾梧地的家主动要求和大姝对换。弟长年患病，可兄弟姐姝都很有担当，从未放弃自己应有的那份责任。后来二姐就在梧地成家立业，大姐又出嫁了，父亲就把梧地的家放手给二姐自己回到朝岭。
1983年的署假，父亲46岁了还学种磨姑。那天他在磨姑房小心的拭弄的磨姑，我在太阳底下百无聊懒的翻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小册子。当我看到公民的权利时，那时我朦朦胧胧的才知道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言论的自由、有出版的自由、有结社的权利、有示威游行的权利、人生而平等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等时我很激动，让我迷上法律的魅力。当然我也不知道那一纸宪法亦把1952年分到祖父的土地变成了集体所有。父亲曾多次向我提起在雪竹下、小平坑有祖辈留下的山场，要我去跟管落实，可我总是含含糊糊。
父亲是一棵大树，撑起一片绿洲，为我们遮风挡雨。父亲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把六个子女抚养成年，看到每个子女成家立业，家庭和睦，其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弟弟的病未能彻底治好，未能成家，其一生最大的牵挂最放不下的是弟弟。
